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劳动基准法的目标选择
【英文标题】 The Choice of Objectives of the Chinese Fundamental Labor Law
【作者】 董保华【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中文关键词】 劳动基准法 低标准 广覆盖 严执法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52
【摘要】

我国劳动基准法应当实行“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三者既是独立的公共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低标准”是一种法律强制性劳动基准,既是“广覆盖”也是“严执法”的前提。没有前提固然不会有结果,但前提也不会自动生成结果。我国需要建立起一套以保护弱者利益为目标的控权机制,以促使政府以公权力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底线。这条生存底线也应成为国家公权力的控制线。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4047    
  
  劳动基准一词是从英文“Labor Standard”一词翻译而来,最早见于1938年美国的Fair Labor Standard Act,一般译为“公平劳动基准法”或“公平劳动标准法”。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中文的“劳动基准”应始于1947年的《日本劳动基准法》,之后为我国台湾地区所采用。[1]劳动基准法主要有两种体例:一种是单独制定劳动基准法,如《美国公平劳动基准法》、《日本劳动标准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等等;另一种是将劳动基准的法律规范包括在综合立法中,如《法国劳动法典》。我国《劳动法》基本上属后一种立法模式,在劳动法中存在着一些劳动基准法的规范。笔者认为,我国劳动基准法应当以“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为目标。笔者多年前提出这一观点后,[2]常凯先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3]我们两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学术争论。这场学术争鸣当时少有人问津。“劳动法学在我国法学界一直是冷门学科,近两年才有转热的迹象”[4],王全兴先生最近撰文《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加入了这场讨论,[5]然而,就基本观点而言,笔者以为王全兴先生与常凯先生并无二致,因此本文有时不得不仍以常先生为主要回应对象。
  《问题》在文章第一部分花了大量篇幅推出了所谓“单保护”与“双保护”之争。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从来不知劳动法学界有此一争,本欲通过该文了解争辩双方各有哪些学者,可惜的是,我们除了看到作者所谓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单保护”观点外,从该文断难发现哪个学者主张“双保护”观点。《问题》的注释在罗列的八点批评中均有“有人认为”或“有种观点”,但是看不明白究竟是谁。唯一能够检索的注释算是《各地人民群众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意见》,从中也查不到什么“单保护”、“双保护”的概括。[6]该文有个结论性的归纳:“可见,保护劳动者与保护用人单位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的关系。”[7]既然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从其自身逻辑看,应该得出“双保护”的结论,但是该作者却主张所谓的“单保护”。
  劳动法确实有“保护劳动者”原则,但对1994年公布的《劳动法》第1条稍加研读便会发现绝不能将其概括成“单保护”或“双保护”的观点,《劳动法》第1条以显性的方式提出保护劳动者,同时通过强调“调整劳动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以隐性的方式提出保护用人单位,应当将其概括为“倾斜立法”。笔者早在1992年就将“保护劳动者”原则概括为“倾斜立法”,[8]并于1993年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参加了《劳动法》的论证和起草。[9]在《劳动法》公布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更有详尽论述。[10]劳动基准法本身就是“倾斜立法”的产物,当前劳动基准法争鸣中讨论的其实是“倾斜立法”的实现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选择“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的方式。表面看来,常凯先生似乎并不反对“广覆盖、严执法”,他反对的只是“低标准”这一提法,[11]王全兴先生似乎也是如此。其实,“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三者既是独立的公共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一、低标准与高标准
  笔者曾对我国劳动基准的现状进行过大量的国际比较,从而得出我国有一部分劳动基准已经偏高的结论。[12]《问题》一文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有如下两个要点:
  一是认为“低标准”的提法不准确。“对劳动条件标准用水平高低来评估还未尝不可,而对劳动关系运行规则标准的评估一般用‘紧’与‘松’、‘粗’与‘细’、‘合理’与‘不合理’、‘适当’与‘不适当’来描述较为准确,而不宜用‘高’与‘低’来描述”。《问题》一文将“劳动标准”定义为两种:一是作为劳动条件水平的标准;二是作为劳动关系运行规则的标准。据笔者所知,除该文作者外,学界并无人这样定义劳动基准。笔者对劳动基准有清楚的界定:“基准是指为了保障劳动者最起码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而规定的最低限度的措施和要求。劳动基准法是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最低标准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3]显然,劳动基准并不包括劳动关系的运行规则。《问题》一文在扩大定义的基础上,讨论高素质的劳动者与低素质的劳动者需要不同的运行规则,并称这些规则与标准的高低无关,其实这只是对扩大定义部分的批判。
  二是认为我国劳动基准需要高水平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处于低水平。[14]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证方式,先不说社会保障是否处于低水平,如果真如其所说,那么应该推高的显然是社会保障水
  平而不是劳动基准水平。通过劳动合同法的讨论,笔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基准法的高、低之争,并不仅仅是一些具体标准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劳动关系调整体制的选择之争。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已经作了具体而全面的规定,不可能再存在劳动基准立法。这一时期我国的“国家本位”思想,主要表现在“行政一元化”的体制中,国家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国家制订的工时制度是一种现实生活中必须不折不扣实际执行的制度,用人单位既无权自行延长、也无权随意缩短。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工资水平、工资总额以及奖励办法、津贴办法等等,这些决策直接管到用人单位以及职工个人的调资升级。因此既无最高工时也无最低工资这类劳动基准法的范畴。我国不仅从前苏联“进口”了劳动管理体制,也“进口”了劳动法学理论。在前苏联的劳动法学中没有劳动基准法的概念,照搬前苏联理论体系而形成的我国传统劳动法学中也没有这一概念。在这种国家本位的体制下,高度膨胀的国家人格淹没了企业人格、工会人格、劳动者人格,后三者均形成了对国家的高度依附。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民社会的艰难发育过程,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结构分化。劳动法对原有劳动关系进行了再构造,国家从完全包揽的状态逐渐降为底线约束,还权于民。国家不再是劳动关系的当事人,而是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利益为目标,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劳动基准法的内容,倾斜立法,实现宏观控制。劳动基准法主要依靠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作为一种公法性的规范,当用人单位未能履行时,以劳动监察这种行政执法手段,强制当事人履行。
  随着社会空间的出现,企业与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社会成为一个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为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劳动法》除以劳动基准法进行宏观底线控制外,还形成了劳动者“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制度。中观上,通过企业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由企业与工会进行集体协商,劳动者可以通过“用手投票”的形式调整自身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对由此产生的争议主要采取社会协调的方式处理。微观上,通过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由于劳动合同具有定式合同的特点,企业往往会将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要求,以合同的形式要求劳动者确认,劳动者只能在接受与拒绝中作选择。当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管理无法接受时,可以“用脚投票”。法律保障的是劳动者有较一般民事制度更为宽松的劳动合同解除权。随着“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企业、工会、劳动者正在形成独立人格。
  当前我国矿难、工伤频发,大面积欠薪的现实都说明劳动领域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问题主要在哪里呢?笔者和常凯先生则有不同的回答:他认为主要问题是“低标准”,而笔者认为主要问题是“窄覆盖”和“宽执法”,而后两点恰恰是与“高标准”相联。对社会问题的不同评估,自然也会形成不同的政策主张。
  常凯先生认为,正是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摧毁了旧体制,导致权利真空。“1995年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有很大变化,产权结构中私产已经占据相当大的地位,经营权也已市场化,中国由此形成了被所有权和经营权联合起来的利益主体和集团,他们共同面对劳动。”“旧体制不复存在,新体制下的权利没有建立,这种权利真空会导致激进行为,导致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15]这些学者之所以主张提高劳动基准,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政府更多介入劳动关系,以弥补这种权利真空。“一是利用劳工标准立法来规定雇主在个别劳动关系中的义务,同时限制雇主的财产权滥用,特别是解雇权的滥用;二是通过劳动行政来对于雇主遵守《劳动法》的情况实施劳动监察。”[16]这些学者显然希望“高标准”能够带来政府的“高管制”。
  从政府的“高管制”出发,必然否定现有三种人格,来改变现有劳动法的三个层次调整的格局。在微观层次上否定企业的经济人格,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解为“就是让工人少拿钱、多干活”[17];否定企业的法律人格,希望将企业塑造成单纯的义务主体[18];否定企业的道德人格,希望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19]。在中观层次上否定工会的独立法律地位,认为工会不能成为法律或法学上的独立主体。[20]在宏观层次上,强调劳、资都不成熟,需要“政府介入”。[21]这些学者希望在限制其他主体,虚化微观层次、中观层次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标准,加强劳动管制,来膨胀行政主体,缩小社会空间。[22]
  笔者认为,社会空间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权利真空”,而是社会进步。当前我国出现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劳资冲突,这些问题也不是整个劳动者的问题,只是底层劳动者的权益未受重视。面对劳动者出现的分层,劳动法应当有所取舍,重心下移,而“高标准”正好背道而驰,会将保护重点移向劳动者上层,这只会使矛盾进一步加剧。更严重的是,当劳动基准被抬高,社会空间会被缩小,国家可以行政执法的方式,找到重回旧体制的路径。国家作为一种唯一的行政垄断力量,无论是劳动者、企业、社会团体都是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当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可以通过“单位”这一中介环节,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时,国家必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被国家化,我们也就重回旧体制了。
  与常凯先生的观点相反,笔者认为三种人格都应当在承认其独立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政府主体不应膨胀,而应控权;工会主体不应强调依附,而应强调独立,我国的工会应当从民主化、职业化、社会化、行业化四个方面进行改革,重构我国工会的法律机制。企业除了应当有完整的经济人格、法律人格,还应当有道德人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正是这种道德人格的体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正是多重人格的产物。劳动法虽不能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指导思想,但应当为其留出空间。[23]只有进一步完善各类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二、低标准与广覆盖
  笔者认为,在劳动基准法上,只有低标准才能广覆盖。试想,如果我国北京的最低工资定为五万,则只有500强企业的高管才能就业;最低工资如果定为五千元,则就业范围可以扩大到优秀企业中的中层人员;如果定为六七百元,那么大部分底层劳动者都能就业。[24]显然高标准与广覆盖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是一个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人口大国,我们能够选择的只能是低标准与广覆盖。只有低标准才可能有广覆盖。
  《问题》一文强调了“‘强资本、弱劳工’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普遍格局”,并将劳动合同立法讨论定性为“带有劳方或资方倾向的对《草案》是作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的争论”,无论对《草案》“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都会被划入劳资所谓利益集团立场而丧失学术的中立立场,《问题》一文还进一步说明:“尽管有学者声称无意成为劳方或资方代言人,但其立场昭然若揭。”[25]将学者视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将围绕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正常学术争鸣故意归结为两个不正常的原因:除理论准备外,就是所谓的“争论者所处立场的差异”。如果说某些报社记者为了吸引眼球,用一些“劳方”或“资方”的提法尚情有可原,[26]彼此非常熟悉的学者出此下策,其立场值得推敲。由于“低标准”与“高标准”的学术争论被演变成了“劳方”与“资方”的所谓“利益集团的激烈博弈”,这种研究方法在客观上也阻碍了其认识“高标准”与“窄覆盖”的联系。
  劳动法是以“强资本、弱劳工”作为基本状态来进行研究的,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常识,甚至进一步将这一命题演变为劳资对立,对劳动者缺乏更精细的分层研究,则会流于表面。如果将我国的劳动基准稍加扩大并与国际劳工标准比较,那么会发现我国的劳动基准存在着三种状态:一是它有我无,如反歧视、反强迫劳动。[27]二是我有它无,比如探亲假。三是我有它也有,但是我们的标准相对较高,如最高工作时间以及与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法小宝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1404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