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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刑事卷证与技术审判
【英文标题】 Evidence of Case Files and Technical Trials
【作者】 牟军【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卷证;技术审判;口证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case filestechnical trialoral evidence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6)04-0124-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4
【页码】 124
【摘要】

从证据手段在审判中的运用来看,以卷证为基础的欧陆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审判可以界定为一种技术审判,而英美以口证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审判大致属于一种经验审判。我国普遍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也可归为一种技术审判方式,但由于对卷证的过度依赖、司法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和刑事卷证运用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欠缺,导致我国技术审判的异化。当下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是对刑事卷证运用的根本否定,相反,为我国刑事卷证在审判中运用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英文摘要】

As to the application of evidence in the trial, criminal trials based on case files in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practicing ruling of law can be defined as the technical trial, while criminal trials based on oral eviden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regarded as an empiric trial. In our country, the technical trial can be defined since case files are widely used in criminal trials. However, technical trial in China has been distorted because of excessively relying on case files, the judge's less professional level, and the lack of procedural restrains on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case files. At present, the trial-centered reform of litigation system is not rejection of using case files but rather aims to lay foundation for the systemic reform on application of case files in criminal trial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662    
  
  刑事卷证是以文字为载体、以卷宗(证据卷)为形式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它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陈述所制作的讯问(询问)笔录,实施侦查措施或行为过程的笔录,采集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调查过程收集的各类原始书证等系统化的书面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因此,中国刑事审判中实际存在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1]在我国主流学界,对案卷笔录(卷证)的运用向来持排斥或否定态度:卷证作为一种主要证据形式在法庭内外的运用,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严重损害审判应有的独立性,有悖于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整体性的角度看,对于当代中国刑事卷证实际运用的评价又需采取客观和谨慎的态度,既要对从西方引入的主流诉讼价值观加以关注,也需对中外司法制度及其具体实践加以考察。鉴于此,笔者拟从两大法系不同证据手段的运用与刑事审判的内在联系角度出发,揭示两大法系展现的不同刑事审判风格,以此分析对刑事卷证的运用有着共同“情结”的欧陆和我国在刑事审判风格上的异同,以及我国司法改革背景之下刑事卷证的命运及可能的制度安排。
  一、欧陆的刑事审判:一种实际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方式
  在我们已有的认识中,传统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审前形成或制作的案卷材料(尤其警察侦查制作的卷证材料)是被排出在刑事审判之外的,这主要源于欧陆所奉行的直接言词原则。德国学者罗科信教授认为,言词审判主义是指只有经由言词(一般而言指用德语)所陈述及提及之诉讼资料方得用为裁判之依据。[2]达马斯卡也认为,直接原则要求裁判者应当直接接触他据以作出判决的证据材料,所有合议庭成员都需听取证据,证人要亲自到庭作证。[3]从对该原则的上述释义看,言词原则与直接原则相近,在欧陆学理的表述上主要以直接原则来涵括。直接原则的精神实质在于裁判者应当亲自聆听原始证人的口头陈述,而不可用案卷材料等庭外书面证据代替证人的口头陈述,更不允许将这些书面材料作为最终裁判的依据。
  然而,在传统欧陆主要法治国家,早期刑事司法强调充分性理由所形成的庭审直接言词原则,与逐渐兴起的现代资产阶级自由心证原则的普遍推行产生冲突。达马斯卡认为,所有的可采性规则——对于第二手材料的证明价值问题,预先作出了否定性判断——在本质上就是荒谬的。在某些情况下,传闻证据可能比原始的口头证言更可信。[4]正是基于证据材料证明力不应由法律规则预先加以规定,而应由法官自由判断并加以利用的务实理念,[5]当代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在法律实践中对庭前形成的案卷材料采取了较之英美法更加灵活甚至更为宽容的态度。
  一方面,就案卷材料的移送及庭前准备来看,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均明确规定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一并将侦控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移送给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的条件和所涉及的案件性质及类型并无具体限制。法官在庭前通过阅卷实际为庭审调查做了准备,并对法庭的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产生“预先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案卷材料在刑事庭审中的运用来看,在法国,犯罪案中占绝大多数的轻罪和违警罪案均是庭审法官使用审前案卷材料(包括警察卷宗)的基础上对案件迅速加以处理的。[6]在德国,适用刑事处罚令处理的案件,检察官移送卷宗,法官在阅卷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书面审理。而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庭审,案卷材料也可在一定限度内使用。从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包括法官预审中形成的庭前各类案卷材料,在庭审中可以作为印证、弹劾庭上口头陈述,抑或作为证人恢复记忆的证据材料加以运用。另外,在分段式或渐进式庭审中对案卷也可运用。德国学者约阿希姆·赫尔曼以一个模拟案件审理为例,论述了德国分段式庭审间隙中控辩双方可在法官主持下就案件处理方式和结果进行协商,或在接下来的庭审前主审法官可进一步研究案卷材料的情况。[7]
  从上述情况看,在欧陆主要法治国家,案卷材料并不是作为口头审理方式的一种例外加以运用的,这与其秉持的直接言词原则存在较大反差。案卷材料庭内外的运用对欧陆刑事审判产生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入的。在司法实践中,将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审判界定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书面审判方式并不为过。达马斯卡曾就欧陆裁判者的司法操作演进历史与卷证运用的关系指出:“他们逐渐惯于在井然有序的文件的基础上来进行决策,这些文件过滤掉了可能营造出决策中的回旋余地的、‘杂乱的’情境性和个人性细微差异。”[8]由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卷证叙事的严密性和条理性,以及卷证所产生的“知识积累”效果,[9]卷证的运用更可能使裁判者趋于理性而褪去个性化和情绪化的色彩,其对庭审的操控也可能更为慎密和周全。法国技术哲学大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ull)认为,一切合理而有效用的方法和手段就是技术。[10]据此,可将欧陆运用卷证的审判方式称为一种技术的审判。
  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是衡量审判是否具有技术性的主要标准。即该尽管卷证在审判阶段的运用面临对程序正义价值和审判中心地位的冲击,但从欧陆卷证的官方属性(它决定了卷证本身的严格性和法律效力,并可作为对裁判者约束和追责的依据)和实践运用的具体价值来看,在保持卷证制作和运用相对合理的前提下,依凭卷证的技术审判效果除表现在裁判实体结果的基本可靠性外,同样突出地体现在对审判过程(环节)有效性的影响。
  第一,审判目标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技术和确定性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知识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是贯彻始终的知识。[11]相对于不预设审判目标的经验审判而言,技术审判强调庭审须有确定性且初步可预见性的目标。这一目标实际上是庭审追求的可预知的可靠性结果(适用法律和事实认定结果)。裁判者预先接触和阅读制作严密、内容完整的卷证具有决定作用,即便这些材料多为追诉机关指控的卷证材料,从而将被动的审判变为一种主动的和可控的审判进程。相反,“如果在一个案件从一个步骤转向下一个步骤的过程中发生了信息阻隔或丢失的情况,导致主持后一个步骤的官员无法读取前一步骤留下的书面记录,整个科层式程序就会失去方向”。[12]可见,裁判者对审判信息的预先掌握,对于具有科层制传统的欧陆国家而言尤为重要。[13]
  第二,审判的有效决策。审判的决策是对能否开启审判和以一种什么方式进行审判所做的决定。它主要解决庭前案件的过滤、筛选和繁简程序分流的问题。从技术审判的角度衡量,决策对于确定审判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提高审判的效率,减少不必要审判成本的支出,实现审判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无疑都有重要意义。显然,裁判者为审判做出上述可靠决策,需预先了解和掌握案件情况,包括案件的性质、基本事实和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等,而“这种决策的正当性又来自于可以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可欲结果”。[14]所以,无论出于上述审判决策的可靠性还是正当性的需要看,裁判者事先具体和有效地掌握案件信息至关重要,官方制作并编排有序的完整卷证就具有重要作用。“卷宗里包含的文档并不是旨在帮助某一位特定官员组织其活动的官方内部文档,而是为初始决策和复核决策提供基础的信息源”。[15]如在德国,法院应当在没有非职业法官参加的情况下审查检察官的卷宗,决定是否存在充分的证据将被告人提交审判,法院是基于卷宗中的书面信息作出决定的。[16]
  第三,开庭前周密的准备和安排。检察官移送案卷材料是欧陆各国的通行做法,在审前准备中法官必然接触和阅览案卷材料,因而审前准备的实际功能在于通过阅卷事先初步掌握全案的事实和证据情况。“法官庭前就证据准备得越充分,其就越熟悉实际上既用于实体目的又用于评估庭审证词可靠性的证据”,[17]从而预判庭审中应关注的问题。当然,开庭前的这一准备活动也为法官实际驾驭庭审过程,对庭审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等证据调查环节以及控辩双方辩论事项作出预判和具体安排提供了条件。因而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也更为迅速和权威。[18]法官只有事先细致阅览系统的卷证,通过对不同卷证材料的反复对比、推敲和细节把握才能较好熟悉和掌握证据及案情的基本情况,也才能为庭审的环节和进程作出合理规划和安排。
  第四,庭审进程的稳定性。庭审过程应当稳步推进和有序进行,出现大的庭审停滞、中断、反复甚至冗长拖沓的现象。其体现了庭审结构的科学设置以及与庭前程序的连贯性,决定了庭审效率和成本投入是否合理,这是衡量技术审判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卷证运用作为实际审判方式的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庭审的稳定性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不仅得益于法官庭前阅卷,“如果对卷宗中的各种文书材料不熟悉,他(主审法官——笔者注)几乎无法有效地进行法庭询问”,[19]而且在于官方的卷证(尤指预审程序加工整理的卷证),尽管法官仍需在庭审中听取证人证言,但“主审法官往往会事先研究案卷并且在审判过程中反复征引案卷中所包含的材料。对证人的质证仍然只是例行公事似的进行”。[20]达马斯卡在评价不依赖书面证据的诉讼方式存在的问题时曾指出,“在诉讼程序的早期阶段获得适格证据变得很难甚至不可能,即便获得了这样的证据,在其长期埋没于卷宗之后再把它挖掘出来也很难”。[21]
  第五,庭审方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由卷证的运用呈现的欧陆庭审方式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庭审手段上,卷证与口证并用。基于庭审直接言词原则,欧陆庭审在形式上需通过口头方式对人证进行调查,但检察官移送卷证、法官阅览并在庭上有条件地适用卷证却是实践中的主要做法。无论以庭上的口证来支持或印证卷证,还是卷证对口证的辅助或补强,都显示了法官在庭前准备以至庭审环节运用卷证的一种安全性以及对庭审结果可靠性的保障。这也表明因有刑事卷证在庭前和庭审中的运用,刑事庭审的方式变得丰富多样,庭审方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才得以显现。二是庭审进程上,渐进式和分段式并行。由于通过阅览、使用卷证,法官已较妥善解决庭审目标、决策、准备等各技术环节,庭审得以渐进和分段的方式进行。“在一个环节中考虑完一个特定事项之后,把其中引发出的新的要点留到下一个环节中去考察,并以此类推,环环相扣地进行下去,直到问题似乎完全澄清为止”。[22]这种类似“牙医式”的审理方式相对于集中审理方式而言,虽然比较机械和生硬,但又较为从容和稳健,有利于法官对庭审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因为“最后的环节可以致力于将所有的线索串起来,重新审视前面的阶段性结果,并冷静地做出一项裁决”。[23]
  第六,突出庭审的重点、难点,并与对事实情节的把握相结合。有条不紊、稳健推进的技术审判风格要求法官始终关注庭审的事实问题,分清庭审事实调查的主次、难易和轻重,切实把握庭审过程的环节。卷证的使用为庭审做到这一点打下了很好基础:一是卷证对所记载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裁剪和整理。“证据在提交给事实裁判者之前,最好应裁掉细微末节之处,消除意外之情形,依法律标准简洁安排,并将其写成文字。经过这些准备后,便能在法官办公室内以修道院般的宁静,通过仔细研究和分析书面证据完成事实认定”。[24]二是法官的阅卷凸显对事实重点和细节的关注。“案件中的事实经过了裁剪,并且按照上级所下达的相关性标准,进行了井然有序的编排”。[25]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卷证内容的进一步整理,厘清案情的要点、争点和难点,以便于庭审事实调查更为集中和有得放矢。三是庭审过程中对卷证的使用。庭审中法官通过对卷宗的宣读和引证,[26]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重点,厘清事实的情节,起到“对庭审证明活动的组织意义”。[27]
  第七,庭审的范式和规格。对庭审范式和规格标准的衡量,不仅需观察庭审的动态过程,也需考量庭审的最终结果。与英美依凭法官的地位、威望以及裁决书中充分说理以支持裁决的公正性和执行力有所不同的是,在欧陆主要法治国家,裁决书形式和内容的范式与规格是影响裁判公正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因素。尽管各国在裁决书结构安排上不完全一致,但裁决书都具备被告人基本信息、案件事实、事实依据和适用法条等若干基本要素。[28]其中事实依据(证据材料)的完整性和充分性成为裁决书具有合理范式和较高规格的重要标志。经严格审查和过滤的卷证是裁判书事实依据的主要来源。如在法国,判决所需的材料由各专业化的司法官员以案卷的形式汇集起来,经过细心的整理后交给决策者。判决做出之后,案卷整理者在先前报告的基础上起草法院的判决书。由于判决书是由训练有素的职业法官完成,对于卷证在判决书的运用也更有技巧,判决书也更具正式的风格。[29]
  从卷证对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刑事审判具体环节和结果产生的综合影响来看,卷证的运用显然造就了欧陆刑事审判的技术风格和特质。欧陆技术审判的本质在于运用卷证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但同时因它对刑事审判结果所具有的预见性倾向和审判方式的程式化及刻板化特征,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欧陆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价值需客观和综合衡量,而非以一种技术优越论的态度来掩盖它所存在的其他问题,其视为源于历史传统,适应现代欧陆刑事审判的固有规律较为稳妥。
  二、英美的口证审判:经验主导的审判方式
  与欧陆刑事审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美的刑事审判始终强调口证作为唯一的庭审调查对象和裁判依据,原则上排斥卷证在庭内外的运用。其主要的制度支撑:一是证据法上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立法和判例中,庭外形成的言词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所声称的内容为真实的,就属于传闻证据,法庭应予以排除。至于传闻证据的范围,不仅包括他人庭上转述原始证人的陈述和证人的自书材料,也包括庭前警察、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制作的询问笔录或其他书面材料,因而庭审排拒了绝大多数书面材料的运用。二是起诉状一本主义的案件移送制度。该项制度要求检察官向法官提起刑事指控时,只能向法官提交起诉状,而不能移送原始卷宗尤其是涉及案内证据的案卷材料。裁判者应根据庭上亲历的听证和质证过程判明案情并以此作出裁判。显然,英美等国对案卷材料的禁用更为严格,不仅禁止控方的案卷材料进入法庭,而且不允许庭审法官审前接触和阅览案卷材料。
  由于英美较为严格排斥案卷材料在审判阶段的运用,各类人证的提供者需以口头方式在庭上陈述并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质证,因而英美的刑事审判可称为一种口证的审判方式。口证,即口头证据,是指具有合法作证资格的人(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和侦查实施者等)出席法庭,以口语的方式就自己所了解的案情进行陈述所形成的证据形式。如果将口证方式的普遍运用与英美庭审过程相联系加以考虑,它所体现的英美审判风格正是一种经验主导的审判。
  “语言作为社会具有创造性的东西并不能被想象成是理性的谈论,而从根本上说是具美学特征的。……美学的语言偏向想象与感情,以最直接的形式促进经验共享”。[30]语言是一种听觉和视觉融合的艺术,语言的美学特征在于语义的表达通过语音、语调、语速和肢体性动作等语言感性的外部形式来实现,接受者是在亲历中积累的经验而感知的。正因如此,以口证(口头陈述)运用为特征的英美刑事审判,对于作为既是听者又是裁判者的法官和陪审团而言,更多需要运用经验和直觉来达成对案件事实的认知。韦伯指出,“英国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判,一直到今日为止,在极大程度上仍然是经验的裁判,尤其是依据判例来裁判。”[31]事实上,大凡有陪审团参与或法官主要遵循口头陈述为原则的刑事审判活动,都与裁判者的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这源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对抗制庭审。对抗制庭审要求控辩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语言交锋,双方需要直接举证和质证,裁判者则以耳闻目睹的方式做出裁断。“这种制度在知识创造上的最大限制就是将案件中的事实争议基本上排除在法官和法学的思考之外”。[32]庭审过程成为裁判者主要运用自身阅历和经验的判断过程,在特定的时空领域感性的认知多于理性的分析。二是庭审的二元制结构。达马斯卡认为,英美审判结构就像一个半人半马的怪兽——一半专业,一半外行,法官审案,陪审团提供事实。[33]在二元制的庭审结构中,“诉讼必须是口头的,因为在大多数案件中,陪审团是文盲;审判必须尽可能地集中,因为陪审团只能短时间集会”。[34]在庭审过程中,“他们有很大的余地去进行自发行动和即兴发挥,也有足够的空间去作出情绪化的反应或凭借过度的激情去行动”。[35]就对案情和裁决事项的判断而言,陪审团主要依凭的是自身的感知能力(直觉),而非理性的思考和认知。
  建立在口证基础上的经验审判,由于事实裁判者能够面对知情者,后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其注视之下,通过自身的直觉和感受实时了解鲜活的案情,案情以一种戏剧化的场景得以展现。经验审判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庭审的言说及其结果可能更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声音的物理性质塑造了我们的情感体验”,[36]而“感情和想象力比起信息与理性来,对左右公众的情感和观点有更重要的作用”。[37]但司法最终需要通过对案件严密而合理的处理来实现正义的价值。
  立基于口证的经验审判可能产生如下问题:一是个人的情绪化导致处理案件的随意性。在强调感性和直觉的经验审判中,“有待处理的问题很难同个人的特性分割开来”。[38]如果裁判者在案件处理中的个性程度偏重,案件认知的情绪化和随意性增强,案件处理的严密性则会减弱。二是案情认知的全面性障碍。在二元法庭,法官可以通过预审程序将不可采但却可信的信息免于事实裁判者的接触,防止在其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记。[39]这种做法虽有审判公正性的考虑,但对全面、周密地查明案情不利。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刑事审判的实际需要和卷证的固有功能,英美对案卷材料并未采取绝对排斥态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卷证的运用又有灵活的一面:
  第一,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诸多例外情况或特殊情形。一是针对证据提供者的特殊身份或证据形成的特殊情形以及证据反映的内容所决定的书面材料本身的可用性;二是因证据提供者的客观原因或特殊情形而直接在庭上运用案卷材料。
  第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庭外所作口供(包括警察制作的讯问笔录)本身不因其二手性而排拒于法庭之外。对于庭外口供尤其警察侦查阶段制作的讯问笔录,英国普通法并不将其作为传闻证据对待,当然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制约。美国则将这类证据作为传闻证据规则的重要例外承认其证据的可采性。故这类嫌疑人口供不因其庭外书面材料的属性丧失证据能力。只要警方讯问方法、手段和程序合法并保障嫌疑人陈述的意志自由(陈述任意性),作为检警案卷材料中的口供笔录就具证据能力,可作为法庭证据调查的范围。如果其可靠性得到确认,将可作为裁判的主要证据。必须承认,在英美等国,检警讯问制作的口供笔录是一项重要的卷证材料,[40]在庭上对它的提出和采纳是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操作进行过滤的。
  第三,从程序需要来看,英美预审程序对卷证的运用有一定加强。英美的预审程序旨在通过对检察官移送案件的审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将被告人提交庭审。因而预审的内容主要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包括对警察侦查阶段制作的案卷笔录以及有关证人到场陈述的审查和运用。这一审查活动不仅对庭审产生直接影响,又成为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联系的桥梁。弗洛伊德菲尼认为,美国的预审程序体现出两个特点:[41]一是预审方式因案件的性质不同而有区别。重罪案件的预审通过公开的听证方式进行,不仅被告人及其律师需在场,而且证人也需到场接受询问。由于这种方式不依赖侦查期间获取的证据,侦查活动对预审乃至庭审的影响有限。而对于轻罪案件的预审则采取书面审查方式,主要对检察官提交的警方证据卷宗进行审查,以对案件加以过滤。这种做法与英国被称为形式上预审的治安法官移送审查起诉类似,预审显然受到侦查活动的影响。二是侦查卷宗对控辩双方仍有影响。无论是重罪案还是轻罪案,在预审前检方需阅览警察移交的卷宗,确定须出庭的证人,辩方也需熟悉自己准备的卷宗。
  由于受英美传统二元结构司法制度的影响,裁判者虽对传闻保持警惕态度,但随着对诉讼效率的重视以及法律实用主义精神的抬头,耗费巨大人、财、物力的陪审团审判模式逐渐萎缩,简易审判程序或法官独任审理程序已占主导性地位,从而为职业法官运用案卷材料的庭审方式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有效的证据开示制度、审前动议以及其他现代诉讼所熟知的诸多手段,已经缓解了自由采纳传闻证据在传统诉讼制度下可能引发的各种困难。[42]但卷证的运用仍难以像欧陆那样对型塑刑事审判的技术品质产生实质影响。这不仅在于英美对卷证在审判阶段的提出和运用有着严格限制,更在于卷证对于裁判者而言,主要还是对控辩双方证据调查和案件事实真相判断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对英美经验审判所产生的上述不利影响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其并不能改变经验审判的固有格局。
  当然,也不能绝对忽视英美刑事审判经验属性的存在。“没有什么地方,技术知识能与实践知识分开,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43]经验与技术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的。只是英美刑事审判的技术风格决定于三个重要因素:
  首先,严密而系统的证据规则。“当英美证据法的独特性与法庭的组成相联系时,作为普通法的守护神,陪审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非专业裁判者被挑选来裁断争议事实也就解释了这种证据制度安排的需要”。[44]这些证据规则主要是排除性和禁止性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排除性规则是必要的,因为陪审团较易受骗”。[45]达马斯卡也认为,“限制性的规范是为保护非专业人士免受某些有着潜在危险之信息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46]在英美二元制庭审结构之下,通过排除性证据规则的运用,将不真实、有瑕疵或不当乃至违法获取的证据过滤掉,使陪审团最终接触和使用的证据相对可靠并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是技术审判所追求的结果。
  其次,相对合理的程序设置。英美具有竞技对抗性的刑事审判合理性不仅体现在庭审程序和方式的设计,也体现在庭前程序的设置。英美的庭前程序包括对案件起过滤作用和开展控辩双方证据交换的预审程序,也包括行之有效的庭前会议制度。如在美国,任何庭审开始前,需召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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