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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原因及对策
【副标题】 兼论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
【英文标题】 On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bnormal and Light Punishment in Unit Bribery Crimes
【英文副标题】 And Related Implementation of Principle of Suiting Punishment to Crime in judicial Practice
【作者】 温登平【作者单位】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罪刑相适应;充分评价;罪数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6)04-0076-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4
【页码】 76
【摘要】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受贿犯罪存在严重的处罚畸轻问题,不仅违反刑法关于定罪量刑的有关规定,背离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预防犯罪。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定罪标准失据和量刑畸轻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和贯彻“充分评价”原则,以致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和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私分单位受贿财物行为未进行充分评价;就后者而言,是因为司法人员坚持“因公犯罪”、“奉公行事”的错误理念或者错误地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以及外在力量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单位受贿犯罪处罚要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既要贯彻“充分评价”原则,又要注意单位受贿犯罪属于职务犯罪,而不是财产犯罪;应当合理控制单位受贿罪的成立范围和处罚强度,结合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考量单位受贿罪的处罚,严格自首的适用条件和减刑幅度,并根据具体案情逐次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确实需要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也需要在判决书中详细阐明理由并充分论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681    
  我国刑法第387条(单位受贿罪)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求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成立单位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对单位受贿罪的涉案单位适用额度较高的罚金,但对责任人员大量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缓刑。[1]这种处罚畸轻的做法是否妥当,值得商榷。本文结合各地法院判决的单位受贿案件,对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现状及其危害
  (一)单位受贿犯罪存在严重的处罚畸轻问题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受贿犯罪适用缓刑、免刑率比较高。首先,就全国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2003年至2006年,全国因为职务犯罪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宣告缓刑的有43277人,缓刑适用率为50.56%。其中,普通刑事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20.91%;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51.55%,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70%。{1}2009年至2013年,全国法院判决生效的受贿案件中,宣告无罪的共53人,无罪率为0.11%;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共24030人,缓刑、免刑适用率达到50%;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共16868人,重刑率为35%。{2}其次,就各地情况来看,例如,河南省法院系统2006年至2009年间共审理职务犯罪案件8964件,审结8957件,判决总人数9731人。其中,判处实刑1173人,占判刑总人数的12.02%;适用缓刑3769人,占38.73%;免予刑事处罚3005人,占30.88%,而同期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缓刑适用率为22%,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为8%。{3}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2003年至2008年共公诉职务犯罪被告人626人,其中法院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达到297人,其中缓刑255人,免刑42人,缓刑、免刑适用率达47%,比同期普通刑事案件缓刑、免刑适用率高26.8%。在同期被起诉的贪污贿赂案件中的24名被告人中,有1人被免刑,3人适用缓刑,占同期所有免刑、缓刑案件的27人中的15%、50%。{4}
  与个人受贿罪相比,单位受贿罪处罚畸轻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存在“大案变小案,小案变撤案”的现象,而且还存在法定刑畸轻的问题。从司法实际判决的案件看,也存在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大量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现象,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甚至可能超过90%。{5}即便是一些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也是如此。例如,云南省德宏州人民医院骨二科及武某某单位受贿案,涉案金额388.17万元,却对武某某免予刑事处罚。[2]这是很不正常的。
  (二)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危害
  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危害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处罚畸轻背离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对于确实认罪悔过,具有自首、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情节且犯罪数额较小、情节不是非常严重的犯罪人,可以依法或者严重性。”{6}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相比,或与其他贿赂犯罪特别是个人行贿、受贿犯罪相比,[3]如果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案件的涉案人员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过高,提前实现甚至过度实现所谓的“刑罚轻缓化”,必然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2.处罚畸轻违反刑法关于定罪量刑的有关规定。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人员在量刑时,应当首先考虑是否科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后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最后考虑是否免予刑事处罚。不仅如此,从刑罚的严厉性上看,缓刑轻于实刑,免刑轻于缓刑。由于“免予刑事处罚”低于法定最低刑,根据刑法第63条的规定,除非具有减轻处罚情节或者“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否则不得“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是从司法判决看,往往难以认为存在“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也不存在“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情形。这种法外开恩的做法,有构成徇私枉法罪或者玩忽职守罪的嫌疑。
  3.处罚畸轻不利于预防犯罪。众所周知,不能滥用或者过度使用刑罚手段,除非能够证明对行为人施加刑罚这一痛苦的结果好于不施加的结果。但是,如果适用刑罚不足,也难以产生预防犯罪的效果。单位受贿罪既侵害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应当受到较为严厉的惩罚。司法实践中对单位受贿案件的涉案人员大量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量刑畸轻,使得很多腐败分子假借“单位”名义,以“集体受益”的形式通过犯罪手段获益,却未受到应有的刑罚制裁。例如,在2006年《公务员法》修改以前,根据原国家人事部《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的复函》(人函[1999]177号)的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判处缓刑的,如果安排了临时工作,可以按照缓刑前基本工资额的60%发给生活费;缓刑期满后可以分配正式工作;缓刑期满后达到退休年龄的,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按照重新确定的工资标准,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各地曾经出现对职务犯罪大量适用缓刑的现象。[4]2006年《公务员法》修改后,国务院发布的与之配套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9条、第17条规定,公务员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解除其与单位的人事关系,不得再担任公务员职务。根据该条例第52条的规定,给予开除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于是,司法实践中又出现大量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现象。这种公然袒护腐败犯罪分子的处理方法,除了严重挫伤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与信心,强化老百姓对“官官相护”的怀疑以及对司法的不信任外,{7}也不利于发挥刑法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功能。
  二、单位受贿犯罪涉案自然人处罚畸轻的原因之一:定罪标准失据
  (一)“充分评价”原则对定罪的要求
  成立单位受贿罪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单位受贿案件的受贿单位和责任人员受贿之后也通常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实施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有关责任人员私分单位受贿财物的行为。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应当进行准确的归纳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刑法评价,其依据就是“充分且不重复评价”原则。“充分且不重复评价”原则包括“充分评价原则”和“不重复评价原则”两个方面。其中,所谓“充分评价”原则,是指对于侵害法益的行为不能有所遗漏。在定罪方面,对于行为人所成立的数个犯罪行为,不能毫无根据地仅选取其中部分犯罪加以处理;在量刑方面,“充分评价原则强调的是,对足以成立不法或者责任的加重刑罚事实,不能因为行为人还实施了其他更严重的不法行为,而不加以考虑。”{8}
  在单位受贿案件中,关于如何贯彻“充分评价”原则,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如何实现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充分评价?第二,如何实现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私分单位受贿财物行为的充分评价?
  (二)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刑法评价
  根据刑法第387条第1款的规定,成立单位受贿罪要求受贿单位“为他人谋取利益”。一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单位受贿罪的成立条件;另一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也有可能单独成立其他犯罪。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充分评价原则,就需要考察是否在单位受贿罪之外成立新罪,并与单位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
  单位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刑法评价,主要是如何评价单位受贿案件中“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予立案。问题是:第一,对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除了可以成立单位受贿罪外,能否以其他犯罪论处?第二,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以及单位受贿数额达到10万元,且“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除了成立单位受贿罪外,能否成立其他犯罪?
  1.对于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既能够以单位受贿罪论处,也可以其他犯罪论处。前已述及,在司法实践中,单位受贿罪的涉案人员往往通过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由此“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完全可以滥用职权罪等追究涉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例如,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龙田法庭及罗某甲、罗某乙单位受贿案。[5]就该案而言,本文认为以民事枉法裁判罪论处可能更为妥当。主要理由是:第一,该案中罗某甲、罗某乙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99条第2款关于民事枉法裁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第399条第2款规定:“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刑法第397条第1款与第399条第2款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根据法条竞合关系“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重法优于轻法”的处理原则,应当优先适用刑法第399条第2款,认定成立民事枉法裁判罪,并且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相似案情,有的法院认定成立滥用职权罪,并未认定成立单位受贿罪。例如,在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城东管理处及蔡某、寿某某单位受贿案中,法院判决成立滥用职权罪。判决书表述为:“被告人蔡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在行使政府管理职能过程中,违反规定行使职权,向辖区内的企业、个人乱拉‘赞助费’,用于单位平时支出及发放福利,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6]在上述案件中,行为人蔡某既实施了单位受贿行为,又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同时成立单位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但仅对其判处滥用职权罪,犯罪评价不够充分、完整。
  2.无论单位受贿数额是否达到10万元,只要“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特别重大损失的”,除了成立单位受贿罪外,也可以成立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犯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主要理由是:
  第一,前已述及,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既能够以单位受贿罪论处,也可以其他犯罪论处。但最终能否以其他犯罪论处,要根据其他犯罪的起诉标准等确定。例如,在河南省永城市畜牧局及朱某某单位受贿案中,受贿金额为50万元。被告人朱某某在相关项目建设过程中,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致使部分扶持资金用途被更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28.51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的规定,“造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由于本案中行为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不到30万元,法院判决朱某某不成立玩忽职守罪。[7]
  第二,在单位受贿案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故意或者疏于职守,完全可能“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前已述及,在故意犯罪的场合,完全可以成立滥用职权罪等犯罪。对于过失犯罪的场合,也完全可以玩忽职守罪等追究涉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私分单位受贿财物行为的刑法评价
  一般认为,在单位受贿罪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归单位所有的,成立单位受贿罪;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归个人所有的,成立受贿罪。{9}问题是,在国有单位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后,有关人员又以单位名义将财物予以集体私分的,是否成立犯罪?如果成立犯罪,是贪污罪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
  从刑法规定看,到底是成立贪污罪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关键在于该案件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第一,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既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产。私分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它侵犯的是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及其所有权。第二,贪污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是自然人犯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单位犯罪,客观上表现为以单位的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要求具有单位意志。第三,贪污行为相对来说是秘密进行的、小范围的,而私分国有资产行为相对来说是公开进行的、范围更大一些。
  从司法实践看,对于集体私分单位受贿所得财物的案件,有的以贪污罪论处,有的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论处。例如,在河南省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蒋某、周某单位受贿案中,法院认为:“虽然是蒋某以加班费、辛苦费的名义给周某、李某发放的,但是被告人蒋某、周某明知该款项是单位受贿所得,该款项已经是公款,被告人以加班费、辛苦费的名义私自侵吞,非法将公款据为己有,因而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贪污罪。”[8]
  本文认为,如果有关人员没有以单位受贿形式占有贿赂款的故意,而是在单位收受财物后,又起意集体私分这些财物的,应当对有关人员以单位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实行并罚;在单位收受财物之后,如果有关人员又起意非集体、不公开地占有这些财物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应当以单位受贿罪和贪污罪实行并罚。{10}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判决将行为人贪污的款项从单位受贿的数额中剥离出来。例如,在湖南省东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及办公室主任雷某某、文某某、陈某某等单位受贿、贪污一案中,湖南省东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在办理新农合定点医院住院补偿资料审核、住院补偿金拨付等业务过程中,非法收受新农合定点医院等单位的钱财共计158.13万元,但法院认定单位受贿的数额为135.91万元,其余的22.22万元被认定为雷某、文某某、陈某私分贪污的数额,并未计入单位受贿的数额。[9]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单位受贿犯罪涉案自然人处罚畸轻的原因之二:量刑畸轻
  单位受贿案件除了前述存在的定罪不足问题外,还存在对涉案人员大量免予刑事处罚,导致量刑畸轻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司法人员坚持“因公犯罪”、“奉公行事”的错误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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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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