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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中国死刑的保留与限制及其对故意杀人罪的适用
【英文标题】 On Reservation and Limit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
【作者】 王世洲【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死刑;故意杀人罪;保留;限制
【英文关键词】 Capital Punishment;Intentional Homicide;Reservation and Limitat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1)06—061—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6
【页码】 61
【摘要】

死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刑法问题,死刑的存废取决于主导性社会观念的支持。在中国刑法理论界,虽未一般地将废除死刑作为自己的目标,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却一直是中国刑法界的态度。现行中国的刑事法律从适用对象、适用程序和死缓制度三个方面来严格限制死刑,故意杀人罪是当今中国刑法中死刑的主要适用对象。

【英文摘要】

The issue of capital punishment is not an absolute criminal law issue.Whether to reserve or to revoke capital punishment depends on the support of the dominant social concepts.In the theoretical field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though revoking capital punishment has not been regarded as an aim in general,imposing strict limit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attitude possessed by the field of Chinese criminal law.The existing criminal laws in China have imposed strict restriction on the three aspects such as objects of application,procedure of application,and the system pertaining to death sentence with a two—year reprieve.Intentional homicide is the major object of application of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n current crimi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58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故意杀人罪是中国死刑的主要适用对象之一。在中国刑法理论界,虽然迄今尚未有人提出完全废除死刑的主张,并且,中国刑法界也还没有一般地把废除死刑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却一直是中国刑法界的态度{1}。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中国的死刑辩护,而是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目前保留死刑的原因,说明中国刑事法学界严格限制死刑的努力,来阐释中国刑法在保护人身权利方面的功能,同时探讨更现实更有意义的限制甚至废除死刑的道路。
  一、中国保留与限制死刑的主要原因
  中国目前在刑法中仍然保留死刑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目前社会治安状况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1]最近,在中国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犯罪方面,都发生了两个震撼全国的案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社会治安方面的第一个案件是石家庄,2001年3月16日发生的特大爆炸案,罪犯靳如超使用575公斤炸药,炸毁4座民用宿舍楼,造成108人死亡,5人重伤,8人轻伤的严重后果。第二个案件是张君和李泽军故意杀人、抢劫案。以张君为首组织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暴力集团,从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间,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枪支和其他致命器械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犯罪案件,一共杀死了28人,抢走了价值536余万元国家和人民的财物。[2]在经济犯罪方面的两个案件,是原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案,成克杰收受贿赂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胡长清收受、索取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544万余元。[3]对于这种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国刑法还不得不依靠死刑所可能产生的威慑力,来承担保卫社会的任务。
  第二,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观念认为,死刑本身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减少和消灭犯罪,也可以满足社会的“正义”和“公正”的要求。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提出了“以刑去刑”、“以杀止杀”的主张,这种使用剥夺犯罪人的生命的方法来防止同时阻遏其他人犯罪(包括实施杀害其他人的犯罪)的思想,至今不仅在中国刑法中,而且在中国社会中,都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典型地表现在中国社会中“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个几乎被认为是常识的社会观念之中。[4]
  中国目前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防止滥用死刑。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应当防止滥用死刑的思想,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的主张,稍后儒家学说又将它发展为“德主刑辅”,“恤刑慎杀”的系统学说。这个观念今天仍然牢固地统治着中国社会和中国刑法界。防止滥用死刑,不仅是指不能对无罪的人适用死刑,而且包括不能对已经犯了罪,但是罪不该死的人适用死刑的内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明,滥用死刑必然导致刑法规范界限的模糊和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混乱,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统治秩序的崩溃。
  第二,争取社会的最大利益。在中国刑法界经常谈论的通过限制死刑应当争取的利益是:人权利益,即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杀错是不能改正的;证据利益,即保留活证据,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5]和为犯罪侦查保留证人;工作利益,即保存劳动力,使他们能够有机会为社会创造各种财富。的确,中国刑法通过限制死刑的制度,保存了一大批不是非杀不可的人的生命,通过教育改造,使得这些本该处死的罪犯,为国家和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总的说来,中国目前对于死刑的政策是: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可以说,中国的死刑制度就是严格限制死刑的制度。
  二、中国严格限制死刑的制度
  中国的刑事法律是从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死缓制度三个主要方面严格限制死刑的。
  在死刑的适用对象方面,刑法典[6]在死刑适用的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死刑适用的一般对象方面,刑法48条第1款第1句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一种犯罪中,不同罪犯造成的罪行程度会有不同,但是,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只能对那些罪恶特别严重,已经不能为社会所容忍的罪犯适用。所谓“罪行极其严重”,只能是指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和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现行刑法在两个方面对死刑的适用作了进一步的限制。一方面是废除了一些原来规定有死刑的罪名,例如投机倒把罪[7]和流氓罪。[8]另一方面,在规定有死刑的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可以适用死刑的情节。[9]这种明确规定具体适用死刑的情节,成为1997年刑法典中重要的限制死刑的立法技术。
  在死刑适用的特殊对象方面,刑法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比较,中国1997年刑法典明确地把1979年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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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罪犯可以适用死刑的规定,[10]修改为对“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包括不能对他们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和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中国刑法对不满18周岁的人彻底废除死刑的作法,不仅落实了中国承诺的国际义务,[11]而且标志着中国为限制死刑的适用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步,说明中国一贯实施的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方针的巨大成功。对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包括不能等其分娩以后再判处死刑或者执行死刑,以及不能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包括在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被告人是怀孕的妇女,也包括审判前在羁押受审时已是怀孕的妇女。对于这种妇女,即使她在羁押或受审期间生产或者流产了,仍应视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刑。
  在死刑的适用程序方面,中国刑法典和中国刑事诉讼法典都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刑法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刑事诉讼法对死刑的判决、核准和执行程序,也作了详细规定。
  中国通常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即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至多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即告终结。但是,死刑案件还要经过一个特殊的程序,即对死刑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复核审查。这样,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即使被告人不上诉,对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也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见刑诉法第200条);对于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案件,也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见刑诉法第201条)。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复核,如果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见刑诉法第200条)。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见刑诉法第202条)。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能将罪犯交付执行。[12]关于死刑的执行方法,刑事诉讼法212条第2款明确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的方法执行。”[13]死刑复核制度对于从程序上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限制死刑的适用方面,刑法建立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制度。
  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犯有最恶劣罪行的罪犯,例如,并不是所有的故意杀人罪犯,都一定会被判处死刑的,而且,也不是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一定会最终被执行死刑。刑法典第48条第1款第2句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就是著名的“死缓制度”。
  应当注意,在中国刑法中,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执行的一项制度。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罪该处死,这是前提。如果被告触犯的刑法条文没有死刑条款,或者所犯罪行不该判处死刑的,就根本不能适用“死缓”。第二,虽然罪该处死,但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这是区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原则界限。
  什么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中国刑法并没有作具体规定。根据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罪该处死,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罪行虽然极其严重,但是民愤不是极大的;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共同犯罪中有多名主犯,其中的首要分子或者最严重的主犯已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他主犯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智力发育不全,属于有限定责任能力的;被害人在犯罪发生前或者发生过程中有明显过错,引起罪犯一时激愤而杀人的:其他应当留有余地情况的。
  在两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期满之后,根据刑法50条的规定,有三种处理办法:
  1.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
  2.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14]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减为无期徒刑,只有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为有期徒刑。这种减法,可以保持对死缓犯、无期徒刑犯之间在量刑上的平衡,避免发生死缓犯一旦减刑反而比判处无期徒刑还要轻的现象,这对罪犯的改造有利。
  3.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查证属实”,依法应当执行死刑的期限,不一定要等到“二年期满以后”。这一点与死缓犯的减刑不同,死缓的减刑是在“二年期满以后”,对死缓犯执行死刑则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只要犯罪分子是在死缓执行期间,无论何时故意犯罪又查证属实的,随时都可以核准执行死刑。
  这种在死缓期满执行死刑的实体性要求(必须有查证属实的故意犯罪事实存在)和程序性要求(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实践中,极大地限制了死刑的最终适用。事实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最终又被执行死刑是非常罕见的。
  虽然刑法目前没有把完全废除死刑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中国刑法也并不是主张“死刑万岁”。事实上,笔者认为,中国刑法界目前努力推进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态度,与废除死刑的主张有一点是不矛盾的,因为对适用死刑最严格限制的结果就是不适用死刑。中国刑法界反对的仅仅是将死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乃至文化传统是否进步的标准,并以此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中国刑法界虽然一般地认为,当前讨论完全废除死刑这个题目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在从严格限制死刑的意义上谈死刑的存废问题却一直是中国刑法理论所关注的。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法典颁布之后,刑法在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方面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检讨刑事立法和开展理论研究方面继续进行工作。
  目前,刑事法学界一般认为,在死刑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刑法典中的死刑条款太多。1997年刑法典中带死刑的条文有43条之多,与1979年刑法北大法宝典中带死刑的15个刑法条文相比,虽然有增加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因素,但是,死刑条款的大量增加,不能说是符合中国严格限制死刑的总方针的。
  第二,死刑复核程序的修改完善还没有完成。根据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同年9月7日发出了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15]但是,在1997年刑法典明确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之后,上述关于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的规定,是否应当相应地作出修改,是值得讨论的{2}(P.169)。
  中国死刑条款数量的大量增加与中国当前处在对外开放和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观念和社会利益都处在重新调整和建立的过程中,社会控制能力相对不稳定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旧的以行政管理机构为主体的社会控制体制的功能正在转变,新的依法治国的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控制的空隙比较大。这突出地表现为目前刑法追究犯罪的起点比较高,[16]从而形成了犯罪重刑化的现象{3}(P.94)。这样,虽然中国的社会治安有包括行政管理制度在内的各种管理制度的补充,但是,刑法仍然不得不规定较重的刑罚,尤其是死刑来威慑犯罪和满足人民对正义的要求。
  三、中国死刑对故意杀人罪的应用
  在中国刑法中,死刑是惩罚故意杀人罪的主要刑罚之一。在刑法典第2编分则规定的349个条文中,所有的刑罚都是由轻到重地排列的,只有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是一个例外。该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种对故意杀人罪犯适用刑罚时首先考虑死刑的法定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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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铭喧关于参加国际死刑问题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报告(J).法学研究交流,1987,(12)

{2}高铭喧.刑法学(新编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王世洲.中德划分罪与非罪方法的比较研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秋季号).

{4}长孙无忌.唐律疏议(Z).上海:中华书局,1983.

{5}宁汉林.杀人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6}甘雨沛.刑法学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顾昂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讲话)(R).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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