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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
【英文标题】 On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ivil Procedure in the Future
【作者】 齐树洁【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诉权保障;接近正义;司法改革
【英文关键词】 civil procedure law;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action; access to justice; justice reform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4)05-0001-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英文摘要】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dopted a new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in August 2012.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the specific system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the new code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ivil justice reform in recent years and an effort to modemization of Chinese civil procedure law. These amendments conform to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citizens’action right and reflect judicial reform ideas of “access to justice”. In order to protect more efficiently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for every people,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in the futur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ity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systems, which can promote fully the justice reforms. In order to perfect further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achieve judicial justic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the fair trial”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the highest goal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384    
  一、2012年修法:成就与不足
  (一)主要成就
  2012年8月,立法机关修订《民事诉讼法》,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此次修法汲取了近年来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所涉修改达54处,主要内容包括7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执行程序{1}。
  此次修法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1)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新法第122条增设先行调解的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新法第194条则创设了调解协议确认的特别程序。先行调解与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进一步完善了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2)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新法在此处着墨较多。首先完善了起诉与受理程序。新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其次完善了开庭准备程序、保全制度、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最后新增公益诉讼制度和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3)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主要举措有明确接收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手续,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赋予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增设电子证据为新的证据种类;增设专家证人制度。(4)完善简易程序。新法主要从三个方面完善简易程序:设立小额诉讼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简化审理程序。(5)强化法律监督。2008年,中央司法改革文件明确要求:“完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和程序。”因此,此次修法增加了监督方式、扩大了监督范围、强化了监督手段。(6)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新法原则上使再审审级维持“上调一级”制度,但做了适当调整,“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新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对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抗诉的具体程序。(7)完善执行程序。为了有效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新法在完善执行程序方面也做出较大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强化执行措施、制裁逃避执行行为、加大对拒不履行的惩处力度。
  此次修法增设的诚实信用原则、公益诉讼制度、小额诉讼制度等新规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制度的施行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转型。
  (二)若干新增制度评析[1]
  从修法的内容来看,新法有关新制度的规定因过于简略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这不仅可能不利于新制度的推广,而且可能对新制度本身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新增的公益诉讼制度和小额诉讼制度至今仍被冷落即为一实例[2]。此外,新法与已有的司法解释、法规之间协调性较差,例如:新《民事诉讼法》65条第2款关于证人提交证据的时限以及后果的规定就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存在部分不一致之处。
  1.检察监督制度
  2012年修法之前,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就已经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内容。无论是监督范围还是监督形式,新法对该制度都进行了革新式修订。因此,本文将新增的内容视为一项新制度。新法在监督范围上完成了从“民事审判活动”到“民事诉讼”的全方位扩展;在监督方式上实现了从单一的抗诉到抗诉、检察建议、多项监督措施的多层次并行;在再审启动、抗诉对象、监督手段等方面亦有较为细致的规定。
  然而,仍有一些规范存在模糊或欠缺之嫌。例如,检察院监督民事执行活动的范围、程序、方式、效力,采取事中监督还是事后监督?出现监督错误应如何处理?由于两家最高司法机关之间对于检察机关执行监督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目前仍只能根据2011年3月10日下发的“两高”会签文件《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办理。此外,对于小额诉讼的判决,检察机关能否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故意不上诉,等到判决生效后再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检察机关能否受理?上述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2.公益诉讼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只有3部法律对公益诉讼主体作出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2013年10月25日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7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环境保护法》58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
  上述法律仅仅建构起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是否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除环境保护、维护众多消费者权益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公益诉讼案件,例如反垄断案件、保护国有资产案件?公益诉讼案件能否适用调解?对上述问题目前尚未形成共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3.小额诉讼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小词儿都挺能整》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从条文结构上看,立法者并未将小额程序视为一种独立于简易程序的诉讼程序,而是将其“挂靠”在简易程序中予以特别规定。
  新法实施一年多以来,小额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比例(仅为1%左右)同当初最高司法机关的估量(30%上下)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2},这与立法理念的不清晰和制度的空洞化有关。由此引发对小额诉讼的不少争议。例如:小额诉讼的性质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如果小额诉讼的性质为诉讼程序,为何不允许上诉?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是否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小额诉讼的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如何获得救济?法院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应以公正优先还是以效率优先?小额诉讼程序实行强制适用还是选择适用?在小额诉讼中,如果查明案情诉讼标的额过大,法院如何处理?法官能否根据自由裁量权直接作出判决?小额诉讼的判决是否应说明理由?如何认定小额诉讼判决的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估测,全国法院小额诉讼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30%,2013年将突破120万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13年7月12日《法制日报》报道:小额诉讼实施半年遭遇“冷落”,适用率偏低,原因在于符合条件少,程序启动难。
  4.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56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但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性质究竟是新的诉讼还是再审案件?目前的认识很不一致。如果是新的诉讼,其判决可以上诉;如果是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能够上诉。此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如何协调?如何界定第三人的范围?对这些问题学界、实务界都有较大的争议。
  综合看来,“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和避重就轻的改革目标设计,使此次法律修订错失了一个成为民事诉讼法发展里程碑的机会,而再度沦为一次不得不为之的例行改革。这种零星式修正或填补式修订,无疑又为下一次大规模改革埋下了伏笔{3}。
  二、诉权保障:民事诉讼改革的最高目标
  民事诉讼法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根据司法改革的整体性要求,一方面,应将司法制度的改革放在整个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考察,重视外部环境与司法改革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由于司法主体、司法行为、司法客体、司法程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对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制进行改革时,必须注意司法权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使各方面改革相辅相成,进而形成合力,最终推动司法改革的良性发展。为此,建议借鉴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经验,从整体角度来规划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既有最高目标又有整体规划。对我国而言,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应是“诉权保障”,这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一)诉权保障的现代化转型
  一国的司法制度应当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诉讼制度而言,每一个人能否“接近”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司法救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准和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法谚有云:“救济先于权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如果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受害者根本无法诉诸司法裁判机构,也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司法救济,该权利的存在将毫无意义。国家有义务为国民提供司法保护,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换言之,为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必须对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即诉权。诉权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实现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当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
  “二战”以后,随着诉权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传统的诉权概念逐渐被裁判请求权、诉诸司法权、程序保障请求权、接近正义权、接近司法权等现代话语所取代。在诉权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在诉权保障的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诉权保障呈现宪法化与国际化的趋势。
  诉权的现代化转型首先表现为“诉权保障宪法化”,即许多国家纷纷确认接受司法裁判权是人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在宪法体系中为诉权寻找适当的根据和实现的途径。例如,日本1946年《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皆享有不可剥夺的接受法院裁判的权利。”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24条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权的现代化转型还表现为“诉权保障国际化”,即许多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对诉权保障予以明确规定。《世界人权宣言》8条规定:“当宪法或者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任何人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者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任何人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4条第1款规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在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者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时,任何人都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公正和公开的审理。”《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均有类似规定。由此可见,诉权保障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诉讼法学领域与国域限制,越来越受到宪法学与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二)诉权保障在我国的实践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我国进行了多次司法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世界司法改革潮流的推动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影响下,我国的司法改革朝着加强公民诉权保障,提升司法公正和效率,实现司法为民等方面不断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期间,我国学界对于诉权理论的研究也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诉求和浓厚的现实关怀,不少学术论著围绕诉权保障的制度建设从多个方面加以探讨和研究,例如,从诉权宏观完善的角度提出诉权入宪的观点;又如,从扩大可诉范围、完善民事诉讼的主管和管辖制度及起诉受理制度、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及对诉权滥用加以规制等方面探讨诉权保障的具体措施。这些研究成果为民事诉讼法最高目标的确立和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2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新的行动计划将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纳入司法保护的范畴,提出以诉讼程序为载体,通过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起诉、受理和开庭前准备程序,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保全制度、证据制度、送达制度、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等,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此,我国的民事诉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诉讼法意义而实现了向宪法诉权的转型,并力图在宪法和法律构筑的恢恢法网中对诉权予以具体、有效保障。在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下,我国对民事诉讼制度作出适时全面的调整,顺应了诉权理念的发展规律。此举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权保障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而且对于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实现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起诉权是诉权保障的逻辑起点,也是民众接近正义的首要入口。但长期以来,基于各种原因,法院对某些案件既不受理也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导致大量纠纷拥堵于司法大门之外。起诉难的沉疴始终潜伏在司法制度的运行过程之中难以根治,致使各种批评声此起彼伏,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为回应诉权保障不力、制度供应不足的现实,新《民事诉讼法》12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受理。在此基础上,新法为诉权的实现设置了更加灵活多样的救济途径。在社会转型和各种利益矛盾复杂化的大背景下,立法机关通过完善起诉与受理的规定畅通民事纠纷的解决渠道,将极大地助益司法的角色担当。
  然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司法制度的严肃性意味着任何诉讼制度都不应当且不可能对民众诉权采取无节制的开放态度。针对当事人恶意诉讼、故意拖延诉讼等滥用诉权现象的滋生蔓延,此次修法明确予以回应。新法第111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12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社会普遍关注、学界呼吁多年的诚实信用原则“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从理念成为立法,并已付诸司法实践。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诉讼主体必须以真诚守信的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参与诉讼活动,尊重并维护他人合法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其确立与现代民法体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相互衔接、相映成趣,为法院规制当事人浪费司法资源的恶意行为、维护诉讼秩序和司法权威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司法便利化即救济途径的便捷,是衡量诉权保障是否到位的又一重要指标。权利救济要求的泛化或大众化的倾向为现代司法制度带来了巨大考验。民众如何实效性“接近正义”的难题促使立法者努力探索在传统司法途径或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实现救济方式平民化和便利化。新《民事诉讼法》34条明确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据此,除了合同纠纷以外,其他任何财产权益纠纷均可由双方当事人依自由意志协商确定起诉的法院。在社会总体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该项规定突破了传统的限制,成为司法为民、诉讼经济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在“方便民众、易于操作、成本较低、温暖而富有人性”的民事司法制度之下,民众消费法律的能力和热情必将大为提高{4}。
  需要指出的是,诉权的真正外延并不仅仅限于与起诉相关的权利,新法通过赋予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权、增设行为保全制度、强化执行措施、加大对拒不执行的惩处力度等方面的努力,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得以全方位地真正实现,使诉权保障理念在具体制度中得以细化和体现。
  三、接近正义:民事司法理念的更新
  司法理念是司法体制的精神构造,司法体制所赖以建立的观念、理论或哲学基础经过司法实践的长期贯彻会形成庞大的意识形态。民事司法改革是一种对制度渐进性的内省,其自身重组和变革的助力不仅源自司法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和反思,更在于制度基底之下关联价值取向和司法理念的演进和变迁{5}。因此,构建公正、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着力点不仅在于具体制度的重新设计,更重要的在于摒弃与旧制度陈陈相因的司法理念,实现观念的更新。
  我国民事诉讼法要实现现代化转向应该进一步引入纠纷解决的新理念,促进人们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协同原则是指当事人与法院相互合作,共同发现案件事实和促进诉讼;比例原则主要是针对小额程序而言,即在正常情况下,若按照普通程序来审理小额案件,可能会导致小额诉讼标的额与诉讼费用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状况和意识形态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应当看到,各国民事司法制度及其改革具有一些普遍的理想和共通的规律,即在考虑解决民事司法制度的诸多问题时必须确保最大限度地促进民众“接近正义”,并使消耗在法院和法律服务中的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换言之,司法作为解决社会争议的权威活动,实际上是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正义的过程。司法一方面必须确保其提供的产品是高质量的,即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享有的程序基本权,经由正当的程序形成公正的裁判;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其提供的司法产品容易为民众所获得,并且以民众能够负担的相对低廉的成本获得。在此背景下,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革,被称为“三次浪潮”。“接近正义”理念的渗透对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司法改革的制度化成果,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背后折射出我国现代民事司法理念变迁和价值追寻的轨迹与特点。
  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三次“接近正义”运动的浪潮,主要是针对许多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未能向纠纷当事人提供高效、低廉、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出现的。对于很多贫困者而言,欠缺专业知识和不能负担为解决纷争、寻求个人应得利益及援助所需费用构成其接近司法的巨大障碍。在“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创立和完善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等与诉讼制度紧密相关的周边制度,为当事人提供接近司法的途径和保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当事人实效性接近司法救济的障碍主要有律师费用、法院的成本和其他经济负担、小额请求(诉讼的必要费用与诉讼金额的比例不均衡)、诉讼迟延、缺乏法律援助以及当事人的无知等。有鉴于此,我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减轻当事人因诉讼所产生的各种负担。例如,通过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规范律师收费,降低或减免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等等。
  2012年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增设了小额程序,这是司法改革进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一新制度使得微小权益的司法救济具备了程序相称和费用相当等诉讼经济的特征。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层法院及其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小额争讼案件属于私权争议的诉讼,本应适用诉讼法理,然而,为了达到简易、灵活、迅速处理的目的,法院对小额争讼案件的审理部分地适用非讼法理,例如,强化法官的职权、实行不公开审理甚至可以书面审理等等,从而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民众普遍能够得到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6}。
  “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主要关注为消费者、残疾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弱势群体的扩散性利益提供司法上的保护。这一运动改变了传统的诉讼模式,催生了新型民事诉讼。起诉者往往超越现有法律所设定的封闭性利益保护框架而提出新的利益主张,而且,原告往往不仅主张自己的利益,还尝试排除对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的侵害{7}。按照传统的利害关系当事人理论,很难想象当事人在不具有法定权益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并且最终成为适格当事人。经过多年来学术界热心呼吁、司法界积极试验之后,这一理论和制度终于实现了立法上的创新。这是我国近年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8}。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向现代社会迈进,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形势日益严峻,一些严重污染环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令人震惊。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诸多新问题对传统诉讼制度和理论提出了挑战。以环境纠纷为例,环境权益所指向的对象大多为公共物品,如大气、河流、土地等,这些物品往往产权不明确,形体上难以分割和分离,消费时又不具备专有性和排他性{9}。当这些公共物品受到破坏时,哪些人可以对此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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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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