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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问题与误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质疑
【英文标题】 Ques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Challenge on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作者】 张小玲【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诉讼中止;诉讼终止;缺席审判;没收
【英文关键词】 Suspension of Action;Termination of Action;Trial by Default:Conficat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6)03—150—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150
【摘要】

当出现涉案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逃跑或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等情形时,案件将处于不立案、诉讼中止或者终止的状态。在这些诉讼状态下,如何处理涉案的非法财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背景下,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似乎成了一个没有争议的选择。然而,该制度在理论上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只有适当将物的处理与人的处理相分离,完善我国的刑事没收程序,才是当前解决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

【英文摘要】

Where the person concerned in a case,criminal suspects,or defendants die,escape,or lose capacity,the case will not be put in file,or the litigation will be suspended or terminated.How to deal with the illegal property concerning the case in such situations,is a problem desperately needed to be settled.In the context of China sign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to construct the svstem of criminal trial by default seems to be an undisputed option.However,the system has some defects in theory that cannot be overcome.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ettle the relevant problems nowadays is to separate the treatment of things from that of persons,and to perfect the criminal confiscation procedure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65    
  
  根据我国现行法的有关规定,当涉案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逃跑或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时,案件将处于不立案、诉讼中止或者诉讼终止的状态。当出现这些诉讼状态时,应当如何处置涉案的非法财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仅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这种现状不仅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同时也无法保证挽回国家或其他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并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侵犯相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已经生效之际,设立缺席审判制度被诸多学者认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任何对现行制度的改革方案均应符合两个标准:其一是符合法理,即该制度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其二是能够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对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缺陷以及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揭示的基础上,剖析“缺席审判”的内在缺陷,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现行相关法律的缺陷与问题
  在我国,由于被追诉人的因素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有两类情形:一是被追诉人死亡,此种情形将导致诉讼终止;另一个是被追诉人逃跑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此种情形导致诉讼中止。在诉讼终止和诉讼中止的状态下,如何处理涉案的财产,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据这两种不同情形规定了不同的处理结果。
  (一)被追诉人死亡导致诉讼终止的情形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都必然导致诉讼终止。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死亡,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对于如何处置被追诉人的非法所得,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相关的规定,但相关的解释有所涉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第231条第1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应当依法予以没收或者返还被害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者邮电部门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对于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中出现犯罪嫌疑人死亡并且需要没收存款、汇款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规则》)第239条第1项作了与《公安规定》相同的解释。除此之外,《检察规则》还对已经扣押在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需要没收的财物作了“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死亡,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对于涉案财物的处理,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被不起诉人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检察规则》第277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部委规定》)第19条重申了《公安规定》、《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上述解释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第294条第2款规定:“对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因犯罪嫌疑人死亡,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经过阅卷、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后做出裁定。”
  对于上述处理涉案非法财产的规定,可以解析出以下不足和缺陷:
  第一,法律规定不周详,没有形成体系。首先,对于在立案之前,当出现涉案人[1]死亡的情形时,如何处理其非法所得,法律没有规定。我国刑事案件立案的条件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当涉案人死亡时,依照法律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不能对案件立案侦查。然而,涉案人死亡不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相关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因为还有可能涉及非法财产的没收或返还问题。当然,如果案件有具体的被害人,国家应尊重被害人的处分权,被害人可以选择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赔偿或解决财产返还问题。但是在贪污、受贿、贩毒、走私等没有具体受害人的案件中,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没收非法所得,法律并未作出规定。其次,在审判阶段被告人死亡的,如何处置其非法所得,法律语焉不详。《法院解释》176条第9项规定,“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在法院作出终止审理的裁定后,通过何种程序认定非法所得以及如何处理非法所得,法律和解释并没有给出答案。最后,《公安规定》、《法院解释》对于没收非法所得针对的是“存款、汇款”,对于这二者之外的财物如何处理,是申请法院裁定,还是由侦查机关直接决定没收或返还被害人,相关解释没有规定{1}。《检察规则》虽然规定了对扣押在检察机关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的处理方式,但是对于没有扣押而需要没收的犯罪嫌疑人的非法所得如何处理,并未涉及。
  第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申请法院裁定是一个弹性条款。根据《公安规定》第231条和《检察规则》第239条的规定,在犯罪嫌疑人死亡后,对于其存款、汇款应当依法予以没收或者返还被害人的,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言下之意,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也“可以不”通过申请法院裁定的方式处理需要没收或需要返还的财产。在“可以”之外,还有哪些处理方式,这两个解释并没有给出答案。
  第三,没收被追诉人财产的程序是一种单项度的操作方式,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有可能侵犯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根据《法院解释》第294条第2款规定,对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因犯罪嫌疑人死亡,申请人民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的金融机构,将该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经过阅卷、审查有关证据材料”,然后作出相应的裁定。显然,过这些本应当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行收益或对其进行处置。
  二、缺席审判不能成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根据上述分析,无论是在被追诉人死亡时的诉讼终止状态,还是在被追诉人逃跑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时的诉讼中止时候,现有的规定都不能有效地解决涉案财产的处理问题。一方面,国家的损失不能及时挽回或最小化,被害人的损失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弥补。另一方面,还有可能侵犯被追诉人和其他相关人的合法财产权。正因为如此,当前很多学者主张在我国构建“缺席审判”制度来弥补现行法的缺陷,这在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尤为明显。[2]笔者认为,设立缺席审判制度的主张在理论上有其难以克服的瑕疵,而且缺席审判在操作上似乎不仅不能解决上述诸多问题,相反还有可能滋生一些其他的诟病。
  第一,当涉案人、被追诉人死亡时,缺席审判不符合审判活动的基本形态。审判是指裁判者处于中立的立场,依照法律的规定裁决原告和被告(控方和辩方)之间纠纷的活动。从诉讼结构上看,审判属于一个三角形结构。缺席审判虽然是审判的一种特殊形态,但是它仍应符合诉讼的基本构造,即存在裁判方和原被告。如果原告和被告一方在实体上不存在,如原告方或被告方死亡,也就不可能构成一个审判结构。因为死亡的人既没有诉讼权利能力,更没有诉讼行为能力。与之相对应,死亡的人既无诉讼权利,亦无诉讼义务。这决定了死亡的人不可能构成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这种理解也符合“缺席审判”语言学上的一般意义的解释,即“缺席”指的是当事人一方应出席法庭审判而没有出席,而不包括当事人在实体上根本不存在。从当代国家的立法例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法律规定,对死亡的被告人还可以进行缺席审判。我国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虽然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并不适用于一方当事人死亡的情形。在一方当事人死亡后,诉讼可能出现终止状态,也可能出现诉讼主体更换的情形,但绝不会导致缺席审判的后果。因此,从当事人在诉讼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角度理解,如果设计一种“缺席审判”制度,它可以适用于被告人逃跑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的情形,但却不能适用于涉案人在立案之前已经死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死亡、被告人在审判阶段死亡等情形。
  第二,当涉案人、被追诉人死亡时,适用缺席审判违背罪责自负原则。罪责自负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这也决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只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作为追诉对象。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如果犯罪人死亡就失去了刑罚对象,追究刑事责任也失去了意义,所以应终结诉讼,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便体现了此精神。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也都体现了此原则。
  在法国现代法律中,不得对人的尸体,对“死者的纪念”提起诉讼。个人刑事责任以及刑罚个人化原则也阻止对犯罪人的继承人提起追诉,进行刑事处罚。因为,按照刑罚个人化原则,刑罚仅能罚及实行了犯罪行为人本人{2}(P.147)。
  但是,有些主张设立缺席审判制度的学者认为,被追诉人死亡并不影响实行缺席审判,死亡的人仍然可以作为缺席审判的对象。其主要理由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包括定罪和处刑两个方面,失去了刑罚对象似乎没有处刑的必要,但不等于没有定罪的必要,因为失去了刑罚对象并不等于不能执行刑罚,犯罪人的缺席只能使人身刑无法执行,但诸如没收财产、罚金这样的财产刑依然可以执行。这就决定了缺席审判的必要性。[3]其实这种观点错误理解了没收财产、罚金的性质,并混淆了基本的法律关系。“没收财产”是将犯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无偿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方法。它与刑法64条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和犯罪物品有根本性的区别。刑法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产,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不难看出,“没收财产”没收的是犯罪人合法所有并且没有用于犯罪的财产,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刑罚方法;而没收非法所得和犯罪物品是因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无权占有、处置这些财物,自然应予追缴并上交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从适用的范围来看,二者也有较大的差异。“没收财产”只能适用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种类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和贪污贿赂罪;而没收非法所得或违禁品并不限于这些犯罪,只要犯罪活动有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或洗钱所得)或涉及违禁品(如枪支、弹药、毒品、淫秽物品等)就应当没收。与上述理由相同,罚金与没收非法所得、违禁品也具有质的相异性。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以后,他所有的合法财产就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所有权归属于其继承人。所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由于主体在实体和法律上的灭失,如果法院通过缺席审判的方式对其判处并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附加刑,就侵犯了其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显然,这与罪责自负原则相悖。
  第三,在被追诉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或死亡时,缺席审判无法承载审判的功能与价值。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审判功能是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充分行使的基础上,使裁判者能够客观、中立地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因此,保障当事人富有意义地参与审判从而保障程序公正是审判的基本价值之一,这也是衡量诉讼程序是否公正的一个标准。当然,如果国家提供了被追诉人富有意义参与诉讼的机会,但是被追诉人逃避追诉或审判,可以推定其自愿放弃本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到庭参加法庭辩论、法庭调查等权利。这与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并不违背。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定解释和监测机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理”有关“案件”中所发表的意见,在被告人已经被给予一切必要的通知,但被告人自己却决定不出席审判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并不违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3}(P.77)。但是,如果被追诉人死亡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在此种情形下,不可能由其本人“决定”不出庭,同时也并不意味着他本人自愿放弃在法庭上享有的各种诉讼权利。如果在被追诉人死亡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时,法院仍然要进行审判,这种审判程序对于保障被追诉人参与诉讼、行使诉讼权利而言,毫无价值与意义。其实,在被追诉人死亡或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被追诉人的罪行,而是涉案财物的处理。在被追诉人死亡时,对涉案财物处理时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并不是已经死亡的被追诉人,而是其继承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因此,程序的设置要保障的并不是已经死亡的被追诉人的利益,而是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在被追诉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时,相关财产的管理权就转移至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此时,完全可以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代其行使相关的诉讼权利,而没有必要实行缺席审判。
  第四,刑事缺席审判与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没有必然的联系。设立缺席审判制度主张者认为,被害人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也会因诉讼未进行到最后而使其无法实现权利保护,因此有必要设立缺席审判制度。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和针对犯罪行为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处理,都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先行解决为前提。由于这种捆绑式做法,刑事诉讼的中止势必导致民事诉讼的中止。为顺利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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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杨明,王铮.论刑事缺席审判(J).刑事法杂志,2003,(4).

{2}(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M).罗杰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3}张毅.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A).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黄风.关于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司法合作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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