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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法学之殇
【英文标题】 Death of the Study of Law【作者】 张建伟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学论文;原创性;学术批评;专业食槽
【英文关键词】 Juristic Works ; Originality ; Academic Criticism ; Professional Trou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7)01—154—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154
【摘要】

学非易事,磨砺以求,未必有所成,现如今法学论文人人会写,学术研究似为易事,这类现象的背后是学术出现严重失范、脱序现象。真学术必然要有创新,法学研究必须强调学术原创性,窃人立意,掠人之关,与剽窃词句如出一辙;创制一套新词,制造语言的魔障,也不足取。学者不能不没有一点“专利权”意识,某种学术观点既然有人提出,再"—3作自己的创见,便属“学术不端”。法学论著最重要的是思想,其价值应当表现在有原创性观点,做不到这一点之所谓“学术”不过是“表态式学术”。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是当今法学研究保持低劣化和“学术成果”泛滥成灾的一大原因。高质量的法学研究成果需要精工细雕,为减少垃圾学术,学者应有不写或者少写的勇气。

【英文摘要】

Academic research is not an easy matter.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juristic works now in China seems that jurisprudential study is very easy. Simultaneously with research papers in full flourish, academic research is out of order and off form. Academic originality should be stressed. To steal the other’s original academic viewpoints is also plagiarism. An honest scholar should have a patent—right sense and do not take credit for what has been done by somebody else. It should not be praised to make and use many new and strange terms and rub a thesis into a magic mirror of language. Academic criticism is very important to deter academic wastes from flooding. A real scholar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write or to write less and better for keeping a high academic leve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57    
  论文人人会写,此乃我忝为法学教员执鞭(教鞭)几年的一大体会。我积年观察,发现许多从来没写过论文,平日里视书如仇、君子动口不动笔墨的朋友,在求取学位之时,人人皆能捧出一篇学术论文,或长焉,十几二十几万字;或短焉,三万五万字。字数长短,视学位为博士还是硕士以定。吾人见此情景,大喜曰:做学问搞研究,真乃易事也。
  不过,也有学人嗔怒道:学非易事,磨砺以求,未必有所成,怎可等闲视之!且看年近期颐的钟敬文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他一生中只写过三、五篇论文,他对那些能够写出上百篇论文者表示怀疑。[1]钟老先生从事学术工作数十年,尚认为论文难写,何况吾侪?!这番话真振聋发聩。那么,做学问搞研究,果然为易事耶为难事耶?论文泛滥,反倒是法学之殇?看来不可打马虎眼过去,还是探个究竟罢。
  学术研究的“专利法
  记得曾有台湾学者感喟:大陆有那么多学者(有许多年轻人)埋首学术研究,这样做学问一直做下去,将来可不得了。我闻此曾亦以为然,不过,后来转念一想,却感觉不对。盖因大陆学者虽多,学术水平却参差得很,在大陆做学问,似易事;[2]台湾地区学者虽然不多,学术水平却往往令绝大多数大陆学者难望其项背,我与台湾地区法学教授接触,发现其人数少得可怜(台湾地区各大学没有教授“扩招”以至学者盈门这回事),不像大陆学人满坑满谷,触目皆是,然而台湾地区法学教授的学术功力却值得尊重,其著作信实可靠,也非大陆充斥的粗制滥造的所谓学术著作可予媲美,在台湾地区,明显感觉做学问真乃难事。
  其实,学术之难易,全在于是否以创新为圭臬。不以创新为要求之所谓学术,人云亦云,须臾成篇,当然容易。道前人所未道,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如行蜀道,当然就难。吾友尹伊君曾将前一种情形称为卖土豆式学术,譬如人土豆地里挥锹弄镐,不一会儿麻袋已满,沿街叫卖,风光无限,心花怒放,何其爽哉;后一种情形为抽茧拔丝式学术,譬如从茧中取丝,那过程何其痛苦,其产出何其稀少,有志于此者,百无一人,这番学术,才是真学术。
  真学术必然要有创新。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指出,“在学术成就评价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独创性和优先权”{1}(p.258)。学术诚实表现为对他人独创性和优先权的尊重。施蛰存先生曾谓:“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2}(p.576)钟敬文先生也说:
  写东西还要遵守一些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我的博士生做论文,所引用的书目我要管,做注要全,否则别人会不知所云。我经常跟研究生说,你们的学习需要创新、也应该创新,这就是解放思想,但同时要有充足的材料和扎实的论证,把创新落到实处,这就是实事求是,两者是辩证的{3}。
  学术论文本质上是一种“创作”。尽管“创作”一词用于文学艺术作品之创造,即“文学及艺术作品,出于己意,不事模仿者,称为创作。”{4}(p.407)其实学术论文同样要求“出于己意,不事模仿”,这一点与创作无异。无创新无以称为“创作”,无创见不必称为论文。创见者,乃是独到的见解,亦即“事为往日所无,而突现于今日者,谓之创见。”{5}(p.324)
  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具有学术上的创造力,所谓创造力乃是“个人能特出新意,造作一事一物之力量也。”{4}(p.407)有创造力的学者似乎太少,或者制度、环境不鼓励创造使得有创造潜力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学术上的创造力。既然如此,那么大量草长莺飞般产生的“学术论文”又从何而来?答案是“偷”,专用术语为“剽窃”。剽窃不仅是针对文词说的,更主要的是针对立意说的。窃人立意,掠人之美,与鼠窃狗偷实出一辙。
  施蛰存慨叹世风不“古”,举一窃取立意的例子云:
  我看过几种文史研究著作,作者很自负地提出了他的新观点,但我知道他的观点早已有人讲过了。有一位历史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果。他自己的文章还没有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被一位青年学者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他的创获了。那位历史教授忿怒之余,打印了几十份控诉书,向史学界散发,表示抗议和检举,但无补于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你能得出这个成果,难道我就不能得出这个成果吗?科学技术,有发明奖,有专利权,惟独文史哲都是纸上空文,新观点,新理论,没有保障,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这一类情况,近来不少,惟一的办法,只有端正学术风气,希望新一代的学者,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名誉,不要掠人之美{2}(p.576)。
  施蛰存在此谆谆告诫:学者不能没有一点“专利权”意识,某种学术观点既然有人提出,就不要当作自己的创见招摇过市。
  将别人的学术观点当作自己的创见,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之一。唐纳德·肯尼迪曾言:
  不端学术行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涉及到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问题,以及偶尔由有关学术指导关系而引发的争议;第二类包括非法盗用其他人的观点或者表述,这种现象有时会在研究资助评审和成果发表评审时出现;第三类是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这主要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1}(p.258)。
  这里列举的前两种不端学术行为在法学研究领域都大量普遍存在,“挂名学术”与“抄袭学术”实乃法学研究中成就评价的终南捷径。这两种情形有时竟然出现在同一学术成果中,如有的学者挂名于自己学生所写的“学术论著”之中,该学生又涉嫌抄袭他人文意词句,真是不亦乐乎。柏杨先生曾经叹道:“呜呼,军人不能冒功劳,文人不能抄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为了急于成名,或为了急于弄几两银子,猛抄猛套,天老爷注定要他垮台。”{6}(p.544)
  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剽窃行为比较容易识别。文学作品有抄与套两种偷法,抄袭行为一目了然,如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否抄袭了庄羽的《圈里圈外》,判断起来并非难事;套要隐秘一些了。柏杨先生云:“抄品大都限于理论,如果死缠活缠,还可缠出一点理。至于创作,就无法抄矣,但虽不能抄,却可以套,一套就是一本,比小孩子玩尿泥还兴趣盎然。这种例子如车载斗量。”{6}(p.244)自然科学研究中伪造数据,查究起来也不难,如韩国黄禹锡教授研究小组既没有实施2005年论文中所称的培育与患者匹配的胚胎干细胞的过程,也没有实施过2004年论文中所称的培育出首个克隆细胞系,2004.年论文中的数据纯属伪造。这种事实一经揭露,简直无话可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剽窃有时不那么容易辨别,唐纳德·肯尼迪曾中肯地指出:确定一个观点的所有权往往并不容易。此外,在观点和观点的表达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使用他人尚未发表的观点是一种盗窃行为,尽管这种行为不容易被察觉和证实,进一步利用他人已经公开发表的观点则属于学术研究行为,不仅借用观点而且还将其表述的原文照抄过来是剽窃{1}(p.258)。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法学界瞩目的,只是不但借用观点而且照抄其表述原文的剽窃行为,使用他人尚未发表的观点——如前文历史研究的例子——还未见有披露:大概原创的法学观点太少,想“偷窃”也无从偷起。
  法学研究中一些学术观点早就成为共享资源,除非笨到直接从他人文章中大段照搬词句,简直无法目之为剽窃,大不了只能说是缺乏创见而已。大量顶着“论文”名目的文章,它的“观点早已有人讲过了”,上乘的,不过运用一些新的论证资料,有的直接从境外趸来,洋洋得意地证明着已经没有新鲜感的观点。这使得我们的学术,成为表态式学术,就是表明对一种既有观点的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例如法学中关于沉默权的论著,长长短短,大小细粗不一,除最早的若干篇什之外,几乎都是表态学术,每个作者都用文章表达对沉默权的态度,观点只有三个:沉默权好得很硬是要得,沉默权糟得很硬是要不得,折衷观点当然就是沉默权不全好亦不全坏可以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以观点论,三篇文章似亦足矣;其他文章,不过都是表态文章罢了。不过,有些充满新资料的表态文章还是值得取阅的,那价值并不在观点而在资料上,特别是那些从外国翻译过来用在论著中的信息资料,至少可以开阔眼界。如今这类编译式的著作正在风起云涌,走红各大书坊期刊,成为法学“学术繁荣”的一大表征。
  总地说来,学术要想进步,学界要想不成为“一场滥污”,就需要以原创性为评判标准,这就要有学术研究的“专利法”。这个“专利法”的主旨是对于他人率先提出的观点要保持尊重的距离,学术精力应当用在超越既有的学术观点上。只有确立这样的“专利法”,该“专利法”的原则得到学界的一致遵行,学术研究才是难的,也就才能有真学者与真学术;真学者与真学术才不至于被汹涌而来的伪学者与伪学术淹没。我国的法学研究才有希望。重要的是思想,其次才是思想的表达瑞士学者阿尔弗雷德—莫勒尔曾俏皮地说:“万事开头易——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半成品。”{7}(p.8)法学研究可以抄可以套可以拼凑亦可以了无新意大炒冷饭,这类半产品乃至废品“论文”铺天盖地,在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数(三声)字儿时代,一样可以评职称,一样可以当教授,一样可以获奖金,谁还肯下那费力不讨好的笨工夫哉?就是下了笨工夫,搞出了一点真知灼见,又怎么保证不被淹没了呢?
  要想使真学术真学问能够娩出,论文的写作与推出就不能太容易。吾师周士敏教授曾慨叹现在“做学问”太容易,云:“过去出版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很难,写书写文章需要水平;现在出版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容易了,读书读文章需要水平。有的文章洋洋洒洒万余字,有价值的可能不到50字,可是你要读这50个字,就要先读一万多字。”[3]要不浪费生命,就不要在这些废字中消磨时光。
  法学论著,最重要的是思想,其价值应当表现在有原创性观点。刘南平曾撰《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一文,介绍西方法学之学术规范,谈到博士论文必须有命题(thesis),这在西方是一项普遍性的要求。他解释说,命题就是贯穿整个博士论文的中心论点,是试图在论文中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general issue)或基本观点(general position),一篇法学博士论文的全部内容必须是围绕一个基本观点而展开的。博士论文需要具有原创性,“如果其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具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者论文中提出了重要学术问题并获得了开拓性的探索,那么,这样的博士论文就应该具有‘原创性’。”对于国内培养的博士生而言,“能理解到博士论文是要论证新观点就是一个难得的认识”。不过,他也提出“一般论文并非一定要有一个命题才能成其为论文”,但一般论文也要言之有物,同样需要“体现一个‘新’或‘创造性’(creative)上”。[4]
  没有新的或者创造性观点的论著,往往喜欢在资料或者语言上下工夫。学术论著的新,有几种情况:一是观点新,有独到观点并有扎实富于说服力的论证;二是角度新,观点并无新意,却能以与前人不同角度加以论证;三是资料新,最好是从国外获得资料再运用于自己的论著;四是语—言新,最好是创制一套新的词汇,如“刑法基本概念”不叫“基本概念”而改称“刑法的基本粒子”,然后峰回路转地展开论述,充斥着大量新词的论著,也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创制一套新词,制造语言的魔障,最不足取,那些新词是用来掩盖思想观点的贫乏和陈腐的。刻意这样做,也属于学术缺乏诚实的表现。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曾撰文“反对大词”,即反对那些浮夸的言词,主张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写作和进行口头表达,自称“喜欢致力于尽量简单地系统阐述我的思想”。他批评一些学者(新辩证学家)“没有了解到解决问题和更接近真理何其困难。他们只学会如何把同胞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他还讽刺地说:“人们坚信,如果听到词语,肯定就有一些思想附载其中。”[5]
  记住这种以简明的语言表达深邃思想的主张是特别有益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明辩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张。
  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学者痛感法学之路上的拥堵之相,提出清淤的办法,这办法就是建立法学的专业槽。陈兴良教授是专业槽的积极倡导者。所谓“专业槽”,指的是法律专业的“食槽”。据说“食槽”来源于经济学或者文学艺术界,这更显得言之有据,语出有典,真理得不得了。
  刑法学,虽然是我国法学中的一门显学;然而刑法学又仍然是幼稚的,这种幼稚性的突出表现是没有建立起严谨科学的刑法理论的“专业槽”。文学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指出:以往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在于批评的“食槽”太浅露而又宽泛,谁都可以伸进头来吃上一嘴。而如今,在一种潜在自觉意识指导下,批评家们在通力构筑起一套庞杂恢宏而又深奥抽象的理性符号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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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阎凤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C).陈子善,徐如麒,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钟敬文.抵制学术腐败欢迎学术创新(N).中华读书报,2001—05—23(4).

{4}舒新城,等主编.辞海(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5}陆尔奎,等编.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

{6}柏杨.西窗随笔——柏杨杂文选(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2.

{7}(瑞士)阿尔弗雷德·莫勒尔.玩世箴言(M).宋健飞,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8}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许倬云.许倬云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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