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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请求的审查认定研究
【副标题】 基于河南省法院2011年、2012年案例考察【作者】 郭庆珠
【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国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审查认定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4)01-0133-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133
【摘要】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取得应该以“损害事实”作为前提,该损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有精神损害”;二是“造成严重后果”。人们普遍担心“造成严重后果”的不确定性会成为获取抚慰金的最大障碍。从案例来看,目前法院审查的重点在于“损害事实”认定中的请求人举证,举证不能成为驳回请求的最常见理由,“造成严重后果”的不确定性在审查中反未凸显。实践中有关请求人举证责任的审查标准是不统一的,应在分析精神损害“无形”之特殊性及明晰“造成严重后果”内涵的基础上,发挥“司法推定”的作用,区分“基础事实”和可以推定的事实,厘清请求人免于举证的范围,动辄以举证不能驳回请求人请求是不妥的。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数额审查认定的重点集中在请求人是否举证和计算标准等问题上,对此,有必要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反思。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6553    
  一、研究背景与案例选取
  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我国《国家赔偿法》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该法1条)等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该法在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没有规定精神损害经济性赔偿的内容是其中焦点问题之一,其仅仅在第30条(该法2010年修订前)规定因国家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上述规定也并没有使用“精神损害”这一法律术语,只是规定“名誉权和荣誉权损害”,这远远不是精神损害的全部。有民法学者指出精神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造成的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1}国家赔偿法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内涵与此相同,也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即因国家侵权造成当事人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其中,精神痛苦往往表现为生理痛苦或心理痛苦;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主要包括名誉权、荣誉权的损害等。
  对精神损害进行金钱性国家赔偿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建设以人为本的法治国家。“对精神痛苦进行金钱抚慰,是对公民权利在最高层次的救济,体现了国家对人格尊严这一基本权利的尊重。”{2}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经济性赔偿,并把其称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修订后的该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法第3条、第17条规定的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犯。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仅仅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时造成的精神损害,不适用对法人的侵害,也不适用侵犯公民财产权利时可能带来的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写进《国家赔偿法》,为相关的国家赔偿提供了规范基础,可是“徒法不足以自行”,该内容真正得到实现才是最重要的。本文考察与分析的基点在于实践中法院适用《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审查认定或不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的过程——核心为举证责任的审查标准、事实和数额的认定理由等,同时考察规范本身——包括其中的概念、明确性等——对该过程的影响,目的在于探寻司法实践中审查认定请求人请求的困境所在,尽可能地避免适用规范的审查过程成为请求人获得赔偿的障碍。笔者所举案例反映的是《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的最新司法裁决,对其进行研究利于及早发现、解决问题并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本文案例均来自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该网公开的法院裁判文书比较完整,并未作出删减,有助于对案件审理情况进行精细化考察。经笔者梳理,河南省各级法院2011年、2012年两年间审查认定侵权行为符合《国家赔偿法》3条、第17条的规定,即侵犯公民人身权而非财产权,请求人进而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例共计6例。相关案情将在下文阐述中根据需要酌情介绍,因行文的便利在此只简要介绍裁决结果。
  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法院支持的有1例,即邓苏元申请义马市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以下简称邓苏元案){3}。之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获得支持”,是因为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的抚慰金数额远远低于请求金额,该案中请求人申请抚慰金120万元,但裁决支付5000元。
  因举证不能被法院驳回的有4例,分别是牛食堂诉安阳县森林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以下简称牛食堂案)、吴春霞不服周口市公安局第二分局行政赔偿决定案(以下简称吴春霞案)、孙成照诉偃师市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以下简称孙成照案)、王常群不服卫辉市公安局行政赔偿决定案(以下简称王常群案)。{4}在另外的1例,即潘海洋不服光山县公安局行政赔偿决定案(以下简称潘海洋案)中,法院对于请求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既没有判决驳回,也没有判决支持,说明理由部分对此也未提及。{5}潘海洋案中法院的做法是明显违法的,因为根据法律要求,法院对于请求人的请求必须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
  二、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之“损害事实”的审查认定
  根据《国家赔偿法》35条的规定,请求人若要使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必须让法院审查认定存在有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事实,笔者在本文中将其简称为“损害事实”。此“损害事实”可以解构为两部分:一是“有精神损害”,即国家侵权行为对请求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二是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损害事实”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基础,也必定是法院审查的重点。一般来讲,法院审查认定事实的关键无疑是证据,而与证据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是举证,即提供证据证明事实确实存在。法谚云在法庭上,只有证据,没有事实。”换句话说,法院审查认定的所谓“事实”是由证据还原的“事实”,审查事实实际上就是审查证据,而证据源于举证。从上述6个案例来看,法院对事实的审查认定也主要围绕举证进行,其中4个案例中驳回请求的理由都是请求人举证不能。在精神损害抚慰金写进《国家赔偿法》之后,人们普遍担心法条中的“造成严重后果”会成为事实认定和请求人获取抚慰金的最大障碍,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具有非常大的模糊性,会给赔偿义务机关或法官过大的裁量和自主判断权。{6}但是从实证考察来看,法院不支持请求人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的原因并非集中在如何解释“造成严重后果”及裁量权过大上,而是集中在请求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损害事实”上。上述6个案例中,只有个别案件由于“造成严重后果”的不确定性给审查带来了困难,即在吴春霞案中,法院在说明理由部分明白指出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要造成严重后果,什么样的情形属于严重后果,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仅仅因为违法拘留就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先例。”但该案请求人请求被驳回的最终理由依然是举证不能。因此,抚慰金请求人的举证责任是值得充分关注的问题,其实践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界定,因为从有关案例来看,往往还无需对“造成严重后果”进行解释、裁量,法院即先行以未举证为由否定了请求人的请求。但这并不说明“造成严重后果”的内涵模糊在实践中对请求人请求的审查认定并没有影响,因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含义不明本身就是请求人举证的障碍。
  在我国的国家赔偿中,除极个别的情况下会出现“举证责任倒置”,一般来讲,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需要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7}但是,在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中若一概要求请求人对“损害事实”举证,显然对请求人非常不利,因为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在很多情况下请求人存在举证困难,即对“无形”的损害有时候很难用有形的证据去证明它。“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无论是公民精神上的痛苦,还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精神利益的丧失,受害者在事实上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8}从理论上来讲,法院如何对待“请求人的举证困难”会直接导致不同的裁决结果,若分歧过大,可能会使当事人甚至上下级法院之间陷入“罗生门”式举证困惑之中。回应现实中法院的做法,请求人举证责任的审查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损害事实”认定等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实践中法院审查认定“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困惑北大法宝
  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中的“损害事实”包括两部分:一是“有精神损害”;二是“造成严重后果”。也就是说,要支持请求人的抚慰金请求,就要认定上述两个前提要件都成立。对于以上两个前提要件的认定,请求人是否都需要举证呢?上述案例中,除潘海洋案中法院并未进行审查外,法院在对“损害事实”进行审查时,不同法院对于请求人举证责任的要求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案件的一、二审法院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分歧,进而得出了不同的裁决结论,在判决书理由说明非常简略的情况下,这显然已经成为实践中令人困惑的问题。
  其一,同一个案件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于请求人举证责任的要求不统一。如牛食堂案中,一审法院事实上认可了请求人可以对“有精神损害”免于举证,二审法院却不予认可。该案中,行政拘留10天的决定因违法已被撤销,牛食堂请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98375元,同时请求被告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对以上请求,请求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因被告的违法拘留导致其母亲死亡的严重后果,对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原告提出因其违法被拘留导致其母亲死亡的严重后果,被告对此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因原告母亲王香只死亡时间距被告被违法拘留间隔近半年,原告无其他证据证明其母亲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但其同时认为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请求,合乎情理依法应予支持,被告应在侵权影响的范围内赔礼道歉。”二审法院审查认为牛食堂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其提交的其母亲治疗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其母亲死亡与安阳县森林公安局对其进行拘留处罚的行为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牛食堂的其他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该案中,一二审判决都否认了请求人母亲死亡与被告违法拘留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否定了其证据的证明效力。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支持了请求人要求“赔礼道歉”的请求。根据《国家赔偿法》35条的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即赔礼道歉的前提是被告的侵权行为构成了精神损害,那么,必然可以得出结论——一审法院在请求人就精神损害提供的唯一证据已被否定的情况下,认可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了精神损害,只是无证据证明“造成严重后果”,故支持赔礼道歉的请求,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易言之,法院认可“有精神损害”,但不认可“造成严重后果”。从审查标准上来讲,一审法院在认定“有精神损害”时并不要求请求人举证,只是要求其对“造成严重后果”进行举证。二审法院在审查中实际上推翻了一审法院的上述结论,它在否认请求人所举证据的基础上,认为“牛食堂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进而对牛食堂的其他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很明显,二审法院既要求请求人为“有精神损害”举证,又要求其为“造成严重后果”举证。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既不认可“有精神损害”,又不认可“造成严重后果”,包括赔礼道歉在内的所有请求皆无法获得支持。
  其二,在不同案件中,法院对请求人举证责任的审查标准有明显不同。
  有的案件中法院要求请求人对“有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都作出举证。如二审中的牛食堂案、孙成照案和王常群案。孙成照案中,行政拘留5日的决定因违法已被撤销,孙成照请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对此请求,请求人未提供证据。法院审查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精神损失1000元没有提供证据,不予支持”。王常群案中,行政拘留10日的决定被确认无效,王常群请求被告赔偿其名誉损失10000元,同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对此请求,请求人未提供证据。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理由是原告以本院确认的处罚决定无效的判决为据,认为被告的行为致其精神受到损害,请求判令被告为其消除影响,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失10000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孙成照案和王常群案中,法院虽未明确要求请求人应对“有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举证,但从简略的举证不能之说明理由来看,这显然是法院的隐性标准。
  有的案件中法院只要求请求人对“造成严重后果”举证,对于“有精神损害”则免于举证。这在吴春霞案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该案中行政拘留10日的决定因违法已被撤销,吴春霞请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并在省级报刊或电视媒体上向其公开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对上述请求,请求人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要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吴春霞也没有证据证明因违法拘留行为给自己造成了严重后果。”“消除影响的范围是在侵权影响的范围内,吴春霞没有证据证明因违法拘留行为给其在全省范围内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吴春霞要求周口市公安局第二分局在省级报刊或电视媒体上向吴春霞赔礼道歉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审查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三十五条关于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依法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吴春霞未提交证据证明违法行政拘留行为给其在全省范围造成影响,吴春霞请求在省级媒体上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本案中吴春霞未提供因违法行政拘留行为给其造成严重后果的证据,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从该案判决的理由说明中可以看出,法院实际上是认可“有精神损害”的,而这个事实并不需要请求人举证。此结论可以从以下两点推出。首先,一审和二审法院驳回请求人在省级媒体上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的理由都集中在其未能举证侵权影响及于省级范围,而这个理由实际上是以认可存在精神损害事实为前提的,因为《国家赔偿法》35条规定的“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是一个逻辑上递进的关系,法院要请求人就“影响范围”举证,显然对“致人精神损害”并无异议。其次,一审和二审法院驳回请求人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的理由皆为其未能举证证明“造成严重后果”,此命题实际上预先认可了“有精神损害”这一要件,因为根据《国家赔偿法》35条的表述,“造成严重后果”显然应该是“(侵权行为)致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既然法院仅要求请求人对“造成严重后果”举证,必然对“有精神损害”并无异议。
  有的案件中法院在“有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两方面都没有对请求人提出举证要求,就支持了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典型的案例即邓苏元案。该案中,邓苏元因涉嫌受贿罪被义马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生效后,邓苏元申诉,后被该院宣判无罪。邓苏元请求原审法院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20万元。对上述请求,请求人未提供证据。审查赔偿请求的法院仅仅在说明理由部分指出:“邓苏元原为副处级干部,有罪判决对其造成了较为严重精神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三十五条规定,义马市人民法院应该支付邓苏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见其未要求请求人举证。该案的做法与因未举证而被驳回请求的其他案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实践中,关于法院是否要求请求人举证的做法,哪种情况是比较可取的呢?笔者认为,基于精神损害无形性的特征,请求人举证困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客观存在的,实践中若法院不考虑精神损害的特性,过于强调请求人的举证责任,当其不能举证时动辄驳回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利于请求人权利的保障,但也不能任意地免除请求人的举证责任,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68条规定了可以免除当事人举证的事项,该条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述条款的应用涉及一个重要概念,即“司法推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不需要举证,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司法推定”,该过程是司法者借助于当前事实,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一定假设。前一种事实为已知事实,亦称“基础事实”,另一种事实则是在“基础事实”之上求得的未知事实,也称推定的事实。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只要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就无须再进一步举证证明“推定事实”的存在。{9}上述案例中,有些法院免除了请求人的举证责任,实际上是运用了司法推定,即推定“有精神损害”或“造成了严重后果”。然而应该看到,虽然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但是并不意味着请求人主张的“精神损害”都可以推定存在,因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及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侵犯人身权从性质上又分为侵犯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在侵权行为性质不同的情况下,若请求人主张不同的精神损害,未必可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作出推定。同样道理,认定“造成严重后果”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若不同法院对于“哪些损害事实可以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推定得出”的认知是不一致的,很可能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及人们的困惑。以下笔者将结合上述案例进行更为精细化的分析,进而释解相关的困惑,给案例中的不同做法做一个恰当的评价。
  (二)“有精神损害”的审查认定与请求人的举证责任
  “有精神损害”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实施了侵犯受害人人身权的行为,这需要请求人举证,比如提供事先认定侵权行为的撤销或改变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判决书、改判无罪的判决书等,对此,请求人举证都可以很容易地完成;若进行“司法推定”,上述举证内容显然属于“基础事实”的范畴。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一并提起精神赔偿请求的,基础事实即侵权行为会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认定。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有精神损害”如何才能认定呢?下面分两情况进行探讨。
  其一是“有精神损害”的认定中能否免除请求人对精神痛苦的举证。精神痛苦包括请求人生理痛苦或心理痛苦。“精神痛苦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侵害公民人体的生理损害。……二是侵害公民心理的心理损害。”{10}《国家赔偿法》3条、第17条规定的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犯,在侵犯人身权时是否一定会带来公民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呢?这种痛苦还需要请求人举证吗?对公民人身权的侵犯可以具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对公民健康权的侵犯;二是对公民生命权的侵犯;三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侵犯。我们可以从以上三种情况出发,分别回答上述疑问。
  首先,对公民身体的伤害即侵犯公民健康权,显然会给请求人带来生理痛苦和心理痛苦,对此精神损害事实,可归属于“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之范畴,应该无需原告举证。因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推知请求人身体伤害必然伴随着生理上的痛苦,同时在无故被国家侵权行为伤害的情况下,请求人心理上必然存在不满、不安、愤懑、悲伤或因伤害致残而带来或可能带来的生活与就业困难等处境的焦虑、绝望等痛苦,这无需请求人举证证明。
  其次,造成公民死亡即侵犯公民生命权的,根据《国家赔偿法》6条第2款的规定:“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在此情况下,赔偿请求人并非受害人,而是受害人的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由于受害人和请求人并不同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显然不能推定受害人的死亡会给请求人带来生理痛苦,若请求人主张存在生理痛苦之精神损害,不能免除举证责任。受害人的死亡会不会给请求人带来心理痛苦呢?这是否需要请求人举证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心理痛苦应该属于司法“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因为受害人被侵权而致死亡的,其继承人或有扶养关系的近亲属(请求人)有愤懑、悲伤、哀痛等心理痛苦是人之常情,是可以推定的结论,无需请求人举证。
  再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否会给请求人造成生理痛苦或心理痛苦等精神损害?这种请求能否免除请求人的举证责任呢?“人身自由,是个人的人身自主权,是个人‘居止行动’的自由”;“人身自由,可以说是个人各种自由中的基本自由;因为个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就没有行使其他任何自由的可能”。{11}侵犯人身自由实际上是使请求人失去了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进行行动的自由,并不会直接给其造成身体伤害,因而也无所谓生理痛苦,若请求人主张存在生理痛苦之精神损害,显然不能免除举证责任,因为这不是可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导出来的事实。在审查时,法院应推定此种侵犯会伴随着心理痛苦,从而免除请求人举证,因为无故被侵权限制活动自由,“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测受害人应该会有不满、不安、愤懑、悲伤,甚至焦虑、绝望等心理痛苦。
  根据上述具体分析,可得出以下的结论:侵犯公民人身权时,无论是造成公民伤害、死亡还是侵害了公民人身自由,在法院审查中,都应通过“司法推定”认定存在对赔偿请求人造成心理痛苦的精神损害,而免除其举证;造成身体伤害的,还应该“司法推定”存在对请求人造成生理痛苦的精神损害,而免除其举证。在侵权造成公民死亡(赔偿请求人和受害人不同一)或侵犯自由权情况下,请求人主张有生理痛苦的精神损害的,由于无法通过“司法推定”得出这一事实结论,请求人应该举证,但这种情况下的举证不能并不影响请求人免证的心理痛苦之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
  其二是“有精神损害”的认定中能否免除请求人对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的举证。这种精神损害事实不因请求人主观精神痛苦的有无而独立存在。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在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损害。公民的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个人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换言之,它是指公民就品质、信誉、声望等获得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法律对名誉权保护的目的在于使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不因他人的非法行为而降低,以维护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尊严,保持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和秩序。{12}公民的荣誉权是指公民因在某一方面做出突出成绩或贡献而获得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授予荣誉称号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名誉权是每个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而荣誉权只有特定的获得荣誉称号的公民享有。
  由于公民的荣誉称号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授予的,荣誉称号的撤销或剥夺也由上述机关或组织进行,并进而导致与之相关权利的消失,《国家赔偿法》3条、第17条规定的对公民人身权的侵犯并不会直接导致荣誉称号的丧失或相关权利的侵害,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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