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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权利行使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类型分析
【英文标题】 An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Exercise of Rights and Extortion
【作者】 陈文涛【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权利行使;敲诈勒索;财产权利;非法占有目的;恐吓行为
【英文关键词】 Exercise of rights; Extortion; Property rights; Illegal purpose; Intimidation
【文章编码】 2095-7939(2019)01-0013-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1.002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3
【摘要】 对使用胁迫手段的权利行使行为,需要按照敲诈勒索罪的各构成要件要素判断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学界一般将涉及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案件分为3种类型,即被害人用恐吓手段从盗窃犯等不法占有者手中取回财物的、行为人认为自己“吃亏”而提出较高民事赔偿要求的、债权人主张债权时使用了恐吓手段的。在这3种类型案件中,行为人可能不具备针对财产权利的侵害,可能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也可能不具备敲诈勒索罪要求的恐吓行为。特别需要重视的是,敲诈勒索罪的恐吓行为必须是以“恶害”为内容的,使他人的意思自由受到不当限制的不法行为。
【英文摘要】 To decide whether using coercive means to exercise one’s rights become extortion, we should analyze the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s of extortion. It is reasonable to categorize cases involving the exercise of rights and extortion into three types. One uses the means of intimidation to retrieve one’s own property from the illegal possessor, such as a thief; one asks for a high civil compensation for that one thinks he/she suffered losses; the creditor uses intimidation to claim his/her debt. In these three types of cases, the perpetrator may not infringe others’ property rights; they may not have an illegal possession purpose or have the intimidation required to form extor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ice that the content of intimidation to form extortion must be based on “harmfulness”, and it is a wrongful act that put some undue restriction upon others’ free wi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006    
  1问题的提出
  在对权利行使行为与敲诈勒索罪这一问题进行检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审视我国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涉及该问题的典型案例,以此映射理论上存在的问题。
  (1)夏某理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被告人夏某理等人因房屋、坟墓拆迁纠纷,起草一份要求管委会、房地产公司等赔偿住宅和祖坟毁坏及精神损失费计61万元的索赔材料,以及一份举报上述单位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信。后夏某理等人与房地产公司执行总裁唐某某见面,夏某理声称“不满足我们的要求,要举报这个项目不合法,要这个项目搞不下去”。唐某某为使项目顺利推进答应赔偿。夏某理等人在赔偿承诺书上签字后,收到唐某某首期支付的10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的索赔是基于在房屋、坟墓搬迁中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提出的,认定其具有敲诈勒索罪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从而宣告被告人无罪{1}1296-1297。
  (2)李某某敲诈勒索案。山西太原市某地100多户居民拆迁,但回迁楼却被开发公司当作商品房出售, 后居民集体占据了回迁楼,并推举李某某等人与房产商进行交涉。后房产商赵某某与李某某以个人名义签订协议,李某某同意停止诉讼,撤回上访诉讼材料。赵某某给予李某某补偿金人民币70万元、房屋3套,李某某担任赵某某的常年法律顾问。法院认为李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罪{2}。
  (3)王明雨敲诈勒索案。法院在判决被告人王明雨与配偶张爱华离婚后,未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进行处理。后王明雨以言语、寄信等手段,称不解决“经济问题”则向检察机关检举揭发张爱华的行贿行为,并索要2000万元,后经谈判,数额降至300万元。经查,王明雨与张爱华在婚姻存续期间的确存在房地产、公司股权等“经济问题”。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检察院也作撤诉处理{1}1305-1306。
  在“夏某理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中,被告人因为(自认为)在拆迁过程中遭受损失,采取以揭发相关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的方式,以达到索赔的目的;在“李某某敲诈勒索案”中,被告人作为受损居民的代表,以诉讼、上访的方式对存在违规行为的房产商施压,获得了金钱利益;在“王明雨敲诈勒索案”中,被告人因与前妻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经济问题”,以揭发前妻的行贿行为作为要挟索要金钱。上述实务案例的共同点是,行为人均基于一定的正当权利,或是自认为存在正当权利,进而采取胁迫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该类案件涉及的问题在理论上被作为“权利行使行为”来讨论:行为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使用胁迫手段(或者轻微的暴力),在权利内容是财物或者财产权利的场合,涉及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对于敲诈勒索罪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转移这种法益侵害的实质性理解{3}332。进一步地,当该权利具有民事上的请求权基础时,对财产性侵害的理解“与违法一元论和违法多元论具有紧密的关系”{4},涉及刑法与民法的“二次违法性”问题{5}。
  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胁迫罪或强要罪,单纯的胁迫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只有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采取胁迫手段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才构成犯罪,所以“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要素就特别具有意义。基于此,有观点认为,正当权利的存在可以否定非法占有目的,从而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1]。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因为存在一定的民事权利而否定被告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从而宣告无罪的判决也大量存在[2]。这一观点较为明快,体现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考虑,但也存在一定问题:简单地以“非法占有目的”为着力点,容易导致只要行为人认为自己存在一定的正当权利,就否定成立犯罪;纠结于很难得以明确的主观心理,而放弃考察比较明确的客观手段,失去客观性的保障,容易给部分办案人员“上下其手”的机会。因此,仅以“非法占有目的”这一单一的基准来判断敲诈勒索罪的成立,显得偏颇。也有观点认为,既然存在权利基础,那么行为本身具有正当性,就属于权利行使行为,不会构成敲诈勒索罪{6}76-79。在我国著名的“华硕天价索赔案”中,检察院就认为被告人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将事实曝光的方式要求索赔的行为并非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因而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3]。但是,界定“权利行使行为”也存在难题,比如在上述“华硕天价赔偿案”中,被告人的行为究竟是权利行使行为还是权利滥用行为,就存在争议{7};而且,单纯地将“是否存在权利基础”作为标准,同样存在基准单一、有失偏颇的问题。正因上述理由,学说上一般采取综合标准,全面考虑权利的范围、行使权利的手段和方式,在胁迫行为是实现权利的相当手段时,阻却敲诈勒索罪的不法{8};或者认为需要综合考虑手段的恐吓程度与权利性质的相当性来判断构成敲诈勒索罪与否{6}76-79。但是,这一综合考虑的观点,总体上感觉是为了结论妥当的权宜方案,并未围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展开,其核心理由的正当性在教义学上值得检讨。
  “权利行使行为”是否应作为敲诈勒索罪处理,在实务中存在不同处理(比如“夏某理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和“李某某敲诈勒索案”),在理论上也存在不明确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检讨。以下,本文将对权利行使行为可能涉及敲诈勒索罪的情形进行分类以明确讨论的范围,指出诸类型涉及的问题点,并围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对权利行使行为展开分析。
  2权利行使行为的主要类型及其问题
  2.1行为类型
  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教授与山口厚教授均认为,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权利行使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采取恐吓手段,收回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自己的所有物;二是拥有金钱债权的债权人,采取恐吓手段接受偿还(实现债权){3}332{9}236。我国学者周光权教授采取三分法,认为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权利行使行为涉及3种情形:①被害人用恐吓手段从盗窃犯等不法占有者手中取回财物的;②行为人认为自己“吃亏”而提出较高民事赔偿要求的;③债权人主张债权时使用了敲诈勒索手段的{10}134。上述三分法中的类型②,基本上属于内容不确定的权利的行使,在日本学者看来,这一类型与另外的类型差别较大,基本可以肯定其成立恐吓罪(敲诈勒索罪)[4]。但是,即使权利内容不明确,但终归是存在一定的权利基础,将其归入权利行使行为的讨论范畴较为妥当;并且如后所述,存在内容不确定的权利可能会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否,也需要判断相应的胁迫行为是否属于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将该种情形纳入权利行使行为会使得相关讨论更加周延。因此,本文认为三分法基本上是妥当的,以下将以上述三分法为框架展开讨论。
  2.2理论争鸣
  类型①,即在被害人用恐吓手段从盗窃犯等不法占有者手中取回财物的场合,主要涉及财产罪的保护法益问题。对财产罪的法益持不同观点会导致对该类型案件的定性差异。采取本权说,由于财物的不法占有人(盗窃犯等)对财物不享有所有权,采取恐吓手段取回财物没有侵害财产权利(法益),因此可以否认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采取占有说,即便是盗窃犯也享有对财物的事实上的占有,破坏这种占有侵害了财产罪的法益,相应的行为也就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符合自救行为或正当防卫的条件,也可以阻却犯罪的成立。按照合理占有说或者诸折中说,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占有,如果肯定该占有值得刑法保护,则肯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反之,则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10}134-135{11}1018。
  类型②及类型③,即在行为人认为自己“吃亏”而提出较高民事赔偿要求和债权人主张债权时使用了恐吓手段的场合,事实上都存在一定的权利基础。理论上一般认为,这两种案件类型除了涉及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外,主要还涉及手段是否逾越正当的权利范围这一问题。在日本,“二战”前的判例认为,即便正当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之际使用了恐吓手段,如果没有超出权利范围,也成立敲诈勒索罪;“二战”后,最高裁判所在一段时间内沿袭了这种观点,但随着关于财产罪的保护法益的有力观点向占有说的转变,判例也开始肯定成立敲诈勒索罪{9}237。在学说上,肯定成立敲诈勒索罪的观点占主流,具体而言,既然债务人交付了当时所持有的财物,就所交付的财物而言,不能否认存在财产性损失(采取“个别财产说”),因此行为无疑符合恐吓罪(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只有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a.处在权利的范围之内;b.有行使实力的必要性;c.在社会一般观念看来手段相当的场合,才得以阻却违法性{9}237-238。概言之,上述肯定说从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占有说出发,认为受胁迫的一方存在财产损失,因此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只有在符合严格的条件下才例外地阻却违法性。与之相对,否定说认为,将物或财产性利益的交付直接理解为财产性损失,这样会导致损害概念有形无实、流于形式(形骸化),并不妥当,进而主张只要是处在权利范围之内,受胁迫人就不存在财产损失,因而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3}332-334{12}。可以看出,肯定说从“个别财产说”出发,认为存在财产损失,从而肯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否定说则从“整体财产说”出发,认为只要处在行为人的权利范围内,被胁迫人就没有财产损失,从而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
  2.3问题的归结
  对于类型①,以往的理论聚焦于财产权利(法益)是否被侵害的问题上,若不存在对财产权利的侵害,就不能成立属于财产罪的敲诈勒索罪;作为理论倾向,只要不坚持极端的占有说,对这类案件一般会否认存在对财产权利的侵害,从而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的确,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是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必要条件;财产权利未受侵害,无论胁迫行为是否相当,都可以否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但问题是,侵害财产权利的行为,是否一定就成立敲诈勒索罪呢?由于类型①一直只被作为财产罪的保护问题来讨论,没有重视手段行为的独立意义,这也附带性导致了在后两种类型的案件中对手段行为评价的忽视。
  关于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应采取具有折中特性的合理占有说,对是否存在合理占有的判断,应当考虑相关主体的占有是否值得刑法保护这一点。[5]同时,本文倾向于“个别财产说”的思考方式,即个别地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的占有及财产损失,肯定采取恐吓手段行使权利的行为存在对财产权利的侵害可能性。基于上述两点,行为人即使拥有债权,但在债务履行期限未满时采取恐吓手段使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应当肯定债务人基于期限利益对财物的合理占有;即使债务履行期届满,在存在通过民事程序救济的可能性时,在未经民事程序之前,也应承认债务人对该财物的合理占有,对其占有的破坏会导致债务人特定(个别)的财产损失,不能因为债权的存在而否认对债务人的财产侵害。在类型②和类型③的案件中,传统理论一般会考虑权利的范围、行使权利的必要性、手段行为的相当性。但是,所谓“权利的范围”基本上是在强调对财产权利的侵害,“手段的必要性与相当性”则是在与所实现权利相对应的意义上展开的。传统理论的问题在于,将手段行为与权利范围作一体化的考察,有整体判断之嫌,缺乏教义学上的精细,存在忽视手段行为在判断敲诈勒索罪成立时的独立意义之虞。
  对权利行使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问题,需要从构成要件是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出发,围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展开分析,独立地考察财产权利的侵害、手段行为的意义。具体而言,财产权利的侵害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在客观层面决定行为人是否侵害了财产罪的法益;在主观层面决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手段行为独立地决定行为是否敲诈勒索罪要求的“恐吓行为”。存在财产权利的侵害只是成立财产罪的必要条件,要成立敲诈勒索罪,同时也要评价相应的行为是否属于“恐吓”行为。从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出发,只有行为人既侵害了财产权利,也具有恐吓行为,同时也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肯定敲诈勒索罪的成立。
  3权利行使行为在敲诈勒索罪中的构成要件要素分析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为,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采取暴力、胁迫手段(恐吓)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而交付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行为人具有对财产权利的侵害、非法占有目的、以及行使了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恐吓。在判断权利行使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关系时,需要具体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构成的要件要素,从而避免落入整体判断语焉不详的窠臼。
  3.1权利的正当范围阻却财产权利的侵害性
  采取合理占有说,正当权利的存在自然会影响占有合理性的判断。合理占有,是“民法上对这
  种占有加以承认的可能性极大,或者在占有的背后存在值得保护的其他实质利益”{10}86。如果行为人对该财产存在一定民事上的正当权利,则可以相对容易地否定对方的合理占有。刑法上的(合理)占有,不是仅仅指事实支配(握有),不是单纯的物理性概念,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观念化{13}。在占有的认定中,体现在占有与(物理上)支配的关系,也涉及社会观念对此支配的承认。一个人在事实上的支配越强,那么对社会观念予以承认这一点的要求就可以降低;反之,社会上对某人占有某物的承认度越高,事实支配的要求就相对地可以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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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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