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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作者精神权利保护的国际化
【作者】 蔡晓东【作者单位】 天津商业大学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作者精神权利;表演者精神权利;数字发表权;双边协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
【文章编码】 1674-9502(2015)02-051-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51
【摘要】

在版权游说和外交谈判的时代,人们更多关注版权(作者经济权利),著作权制度的协调不仅需要履行规则,而且需要考虑跨区域的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法律改革、公共政策、教育,从长远来说,还需要关注法律偏见和文化歧视,经验证明,因为文化差异,相同著作权规则在不同国家实施效果是不一样的。作者精神权利国际协调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改革,现有的国际著作权条约为协调国际作者精神权利保护提供了基本手段,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各成员国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要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作者精神权利保护和版权保护一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精神权利不仅和数字环境密切相关,而且是重塑未来著作权法的支柱,在后数字时代,版权概念可能过时,但是,作者精神权利一定比以前变得更加重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692    
  
  自从1928年《伯尔尼公约》诞生以来,许多国际著作权条约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第一,TRIPS协议。对于作者精神权利问题,TRIPS协议排除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的可能性,但是,TRIPS协议要求成员方承诺履行《伯尔尼公约》,包括普通法国家在内许多国家接受了作者精神权利概念并对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第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开始应对数字环境下作者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因特网条约》创设了数字精神权利——表演者精神权利,“公众传播权”融合了著作权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类似于发表权。《因特网条约》条款为数字作品保护预留了空间,TRIPS协议延续了一些基本著作权概念,比如,作品固定、独创性和作者身份概念,肯定了数字作品与“传统”版权作品受到同样保护。同时,现行国际著作权条约满足不了数字技术发展,迫切需要协调各国作者精神权利保护。对于国际著作权制度来说,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作者精神权利是数字版权法的一部分吗?如果是,数字作品精神权利有什么特点,保护力度有多大?要解决上述问题涉及三点:(1)纯粹数字化作品,比如计算机软件;(2)带有数字化因素作品,比如,作品数字化表演、计算机软件创作的作品;(3)作品数字化复制和网络传播。作者精神权利要适应数字技术发展,国际社会需要明确:在数字环境下,作者精神权利协调是否必要?
  一、国际著作权制度
  虽说著作法由各国立法机构制定,各种权利也是由各国著作法具体规定,属于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但是,现代著作权法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条约的产物,现在,国际条约成了著作规则的主要来源,各国国内法和主权在著作领域的影响力减小了。版权(作者经济权利)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作者精神权利却不然,各种国际著作权协议都涉及到作者精神权利保护问题,但是结果还不清晰。
  (一)国际著作权制度概述
  现在著作作品跨境流动更加容易,需要在国际层面协调著作制度。数字版权给社会带来了广泛影响,著作法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影响到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认为版权政策和国家主权一样,不能授权于国际社会。国际著作条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早在1886年就制定了《文学和艺术作品保护伯尔尼公约》,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发展,国际著作协议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过去通过成员方谈判,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制定国际著作权协议,现在,许多国际著作协议由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其他国家则出于贸易、政治方面的考虑,“被迫”加入。在从国际公法领域发展到国际私法领域过程中,国际著作法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过去,国际著作协议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不能通过实际强制手段实施,是一种“软法”,现在,国际著作协议成了世界贸易经济法,可以通过贸易报复措施强制实施。《伯尔尼公约》是典型的国际公法,由联合国管理,[1]它规定了成员国应遵守的最低标准,不过,要真正履行公约的规定,还得依靠各成员国制定相应的国内法,《伯尔尼公约》明确规定各成员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遵守《伯尔尼公约》的最低保护标准,允许成员国按照国内法解释和执行公约。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国际著作制度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三大协议的一部分,世界贸易组织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把知识产权争端纳入到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TRIPS协议意义不可低估,TRIPS协议不是要制定新的版权保护标准,成员方仍旧保留《伯尔尼公约》的著作保护原则,直接把公约纳入到了TRIPS协议。TRIPS协议真正创新的地方不是纳入了《伯尔尼公约》,而是把“软法”——不可强制执行的国际公约(《伯尔尼公约》)转换成了“硬法”,知识产权与争端解决机制的结合被称作WTO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之一,TRIPS协议条款可以通过新的手段——强有力的贸易报复威慑得到实行,作为WTO成员方,成员国必须符合TRIPS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果没有履行TRIPS协议规定的义务,将可能导致其他成员方的贸易惩罚,双方也可以就争执的知识产权问题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由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作出裁决。TRIPS协议是国际著作权制度取得重要进展的标志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著作保护最低标准,有些规定已经超过了《伯尔尼公约》保护标准,TRIPS协议的达成并不是建立在所有成员方一致基础之上,与其说TRIPS协议是法律协调,不如说是“国际化”的有效实施,在这个意义上,TRIPS协议还不是国际著作制度协调的成功尝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1994年TRIPS协议制定之时就是过时之刻了,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弥补了这一缺憾,制定了《因特网条约》,《因特网条约》是数字版权国际保护的标志,是因特网条约而不是TRIPS协议主导着数字时代的国际著作权制度,TRIPS协议的重要作用在于把知识产权纳入到了国际贸易协议。
  (二)国际著作实践
  国际著作法不是国内法,因为它不是某国立法机构制定的,除了世界贸易组织能够使用贸易报复措施之外,其他国际性的著作协议没有强制力促使成员国履行其规定的义务,与其他领域国际公法不同的是,著作法既包括了经济因素、私人因素又包括了非经济因素、公共因素,一般来说,国际著作法包括三个基本原则:最低保护标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
  1.最低保护标准
  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伯尔尼公约》规定的义务,虽说公约《伯尔尼公约》没有对著作权问题作出全面的规定,但是规定了著作权保护最低保护标准,任何成员国国内著作法可以超过公约的最低保护标准。举一个简单例子,《伯尔尼公约》著作权保护最低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上作者死后50年,但是公约成员国著作权法可以规定更长的保护期限,[2]多数国家著作权保护期限超过了公约最低标准,欧盟成员国著作权保护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上作者死后70年,[3]稍有不同的是,《伯尔尼公约》还对著作权最低保护期限规定了例外。[4]著作权保护最低保护标准不是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著作权制度,而是确保各成员国不得违反公约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相反,世界各国著作权保护差异较大,作者在各国实际受到的保护因著作权侵权行为地和著作权权利主张地不同而不同。
  2.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是伯尔尼公约的基石,公约成员国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与著作权保护请求国的国民享有同等待遇,[5]比如,中国和韩国都是伯尔尼公约成员国,一个中国作家在韩国享有与韩国作家同样的著作权。
  (1)国民待遇原则实际含义
  国民待遇原则与最低保护标准相结合可能造成一定的混乱,以作者精神权利为例,在美国,除了《视觉艺术家法》专门规定了艺术家精神权利之外,其他作者精神权利主要由普通法保护,版权(作者经济权利)起到间接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作用,一个美国作者想要保护作品修改权,当然以美国版权法为依据,如果他人在法国侵害了美国作者修改权,依照法国著作权法,法国法院保护美国作者修改权,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着色版(黑白电影的彩色化)美国电影,依照法国著作权法,着色版权电影侵害了美国原电影导演修改权,但是,如果事情同样发生在美国,美国原电影导演修改权不受保护。作者其他精神权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加拿大保护作者署名权和修改权,但是不保护作者收回权,法国著作权法却保护作者收回权,一个加拿大作者可以向法国法院请求收回已经在法国出版的作品,但是不能向加拿大法院请求收回已经在加拿大出版的作品,一个作者在外国享有的精神权利比本国的要多。无国籍作者面临同样的问题,伯尔尼公约规定著作权保护不是依据作品来源国,而是依据作品出版地,即使某个作者并非作品起源国的国民,但是,他可以依据《伯尔尼公约》享有与作品起源国作者相同的权利。来自北大法宝
  (2)法律选择
  一个作品在多个国家出版和发行遭到侵权时,《伯尔尼公约》规定,适用著作权权利主张国法律,避免了各国著作权法管辖之间的冲突,这样避免了由被告国法院管辖,适用外国著作权法。但是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1998年的一个判例却对《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挑战,[6]在纽约发行的俄语报纸《信使报》,使用了俄国的新闻、新闻图片,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原告资格,按照美国版权法,新闻和新闻图片的版权属于俄塔社(新闻和新闻图片作者的雇主是俄塔社),原告应该是俄塔社,但是,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没有适用美国版权法,而是探讨了是否适用俄国著作权法,来确定本案著作权主体,法院可能是考虑到了合理性问题,国际版权贸易迅速增长环境下,需要灵活适用法律。就适用外国法律(俄罗斯著作权法)问题,本案原告和被告都提供了对俄国著作权法相关研究的权威观点,本案中,巡回上诉法院遵守了《伯尔尼公约》吗?《伯尔尼公约》第5.2条是唯一涉及著作权法选择的条款,该条规定著作权侵权诉讼,适用权利主张国法律,适用权利主张国法律明确限定在两个问题上,即著作权保护范围和著作权保护手段,[7]但是,该条没有包括著作权主体问题,如果把权利主张国著作权法适用于著作权主体问题,就扩大了《伯尔尼公约》第5.2条的适用范围,本案应该适用俄罗斯著作权法,而不是美国版权法。
  (3)最惠国待遇原则
  除了《伯尔尼公约》著作权保护,TRIPS协议引用了国际贸易重要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依照多边贸易协议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任何一成员国的贸易优惠条件应给予其他所有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原则与伯尔尼公约存在潜在的冲突,《伯尔尼公约》允许成员国达成双边著作权协议,以提高双方著作权的既有保护。另外,TRIPS协议第4条对最惠国待遇原则规定两个例外。[8]
  二、《伯尔尼公约》与作者精神权利
  作者和艺术家代表大会后来发展成了作者和艺术家国际联盟,1883年,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联盟“利益相关方”会议,制定了著作权10条基本著作权保护条款。1884年,瑞士政府邀请其他一些国家,成立了著作权国际联盟,德国代表提出制定统一的国际著作权制度,以取代“国民待遇原则”,而其他一些国家不愿意就此大规模地修改国内著作权法律,拒绝德国的提议意义重要,这说明会议成员方对著作权保护持有不同观点:首先,第一种观点主张建立国际著作权法律;其次,第二种观点不愿意建立统一的著作权法,尽量想保持著作权立法独立;再次,第三种是折中观点,主张建立一个国际化的著作权制度,但是,也给各成员国著作权立法保留一定的灵活性,他们支持国际保护的观点,但是,也担心大规模地修改各成员国法律会带来混乱。第一阵营国家赞成公约应该所有在联盟内发表的作品,不管作者国籍如何,最终,公约只保护成员国国民或者在成员国发表作品的作者,虽说联盟接受了统一保护方案,不过,各成员国可以规定著作权例外条款,到了1886年,第二阵营国家成了《伯尔尼公约》主流意见。自从《伯尔尼公约》1928年罗马会议修订增加了作者精神权利,多数国家著作权法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有些国家对之还规定了较强的保护,后来,作者精神权利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国际著作法中的地位起伏不定。
  (一)1886年《伯尔尼公约》与作者精神权利
  作家、艺术家、出版商、记者、政府和学术界打算用一个简单的、多边的作者保护协议替代欧洲大陆各国相互间分散的双边著作权协议,经过了25年酝酿和讨论,1886年9月最终达成了《伯尔尼公约》,《伯尔尼公约》目的有5个:促进大陆法系各国家著作权保护;抛弃过时的著作权互惠原则;消除各国对外籍作者的歧视;废除对外国作品著作权保护程序和形式上要求;最终推动文学和艺术作品保护国际立法的统一性。《伯尔尼公约》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即联盟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所谓联盟原则指各成员国组成一个文学和艺术作品保护联盟,该联盟不受将来其他成员国加入或者退出的影响。国民待遇原则则指某国作者的作品在其他成员国受到与其他成员国作者同样的保护。为了适应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伯尔尼公约》自从诞生之日起,已经修订了5次,《伯尔尼公约》罗马修订会议之后,又进行了两次修改,一次是1948年《伯尔尼公约》布鲁塞尔修订会议,一次是1967年《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修订会议,这两次修订会议集中于限制作者精神权利,除了著作权保护范围有所缩小之外,对于著作权其他方面没有修改。
  《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第一次确认了作者精神权利,规定了作品修改权和署名权,修改权和署名权是成员国必须提供的最低保护标准,成员国也可在修改权和署名权基础上另行规定其他作者精神权利。因为《伯尔尼公约》没有规定互惠原则,某国作者精神权利在其他成国受到的保护可能比本国的更多,即使本国没有规定某种精神权利,某国作者也可能在其他成员国受到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伯尔尼公约只规定了作者修改权和作者署名权,作者其他精神权利由各成员国国内著作权法规定和司法保护。
  (二)1928年《伯尔尼公约》与作者精神权利
  《伯尔尼公约》规定作者精神权利是一个重大进步,是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之间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不是完全一致的,双方还存在分歧,增加作者精神权利表明《伯尔尼公约》受到了大陆法系著作权显著影响,普通法系国家作了让步。在大陆法系国家,作者精神权利是著作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法国就把作者精神权利当作著作权法,英国与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自从1775年英国Donaldson一案抛弃了作者精神权利,[9]普通法国家就没有规定作者精神权利,普通法国家对作者精神权利的态度如果不是敌意,就是抱有怀疑,因为作者精神权利是一个来自法国著作权法的概念,被看做舶来品,不属于英国法律传统。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英国Donaldson一案,法院判决针对的不是作者精神权利,而是英国出版商,当时,英国出版商宣称普通法版权(包括出版权)独立于制定法《安娜法》,在《安娜法》之前,出版商垄断了文学经典作品的出版,然后,王权通过出版公会来实施书报审查制度,制定《安娜法》的目的是打破出版商垄断地位,减轻对言论自由控制,当时的思想家弥尔顿和洛克认为,出版公会具有超越《安娜法》之上的权利,是让人不安的,如果英国法院认可了普通法版权,《安娜法》控制出版商垄断地位的作用就将大大降低,排除作者精神权利是这一过程中的不幸事件,因为作者精神权利来自普通法上的自然法理论。通过上述讨论,国际著作权法条约规定作者精神权利是让人感到意外的,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作者对国际著作权条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普通法系国家接受了作者精神权利。
  1.文学语言
  19世纪和21世纪非常相似,各国著作权法处于巨大变革的时期,但是两者变革的动力是不同的。与作者现在的地位不同,19世纪作者在国际著作权条约制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说现在是数字技术时代,19世纪则是印刷技术时代,作为西方工业革命成果之一,那时出版业大规模地发展,文学作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文学出版业的发展提高了作者社会地位和声誉,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许多文学作品在国外得不到保护,作家们为此感到不安,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在美国被大量盗版,1842年,狄更斯专门到美国旅行,以图引起人们对他的作品盗版问题的注意,一直到他死后,还是一无所获。俄国作家也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在西欧各国得到大量出版。1878年,法国著名作家雨果领衔在法国成立了文学和艺术作品国际联盟,目的是推动作者权利保护。
  2.法律语言
  《伯尔尼公约》几经修订,条款含义更加明确,从1928年《伯尔尼公约》罗马修订会议情况来看,普通法国家不愿意全盘接受作者精神权利,有保留地接受了作者精神权利,当时参加罗马修订会议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代表认为,普通法国家已经通过侵权法和版权法以外的法律解决了作者精神权利问题,不过,普通法国家接受《伯尔尼公约》作者精神权利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公约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普通法国家作者可在其他成员国获得与其本国作者同样的保护,而普通法国家自身只需遵守《伯尔尼公约》最低保护标准。比如,早在1931年,加拿大一方面保护作者精神权利,另一方面详细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放弃条款,加拿大制定了许多标准出版合同,作为标准出版合同的协议方,作家和艺术家们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实际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精神权利,对于作者精神权利司法保护,加拿大最高法院态度趋于谨慎。
  (三)1948年《伯尔尼公约》与作者精神权利
  1948年《伯尔尼公约》布鲁塞尔修订文本试图厘清作者精神权利与普通法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对于作者精神权利期限规定,只要联盟成员国法律允许,作者死后,前款作者精神权利仍然有效,作者精神权利期限不少于版权(作者经济权利)期限……《伯尔尼公约》布鲁塞尔修订文本提高了作者精神权利最低保护期限,作者精神权利期限不得少于作者有生之年,但是该文本设置了严格限制条件——“联盟成员国法律允许”,《伯尔尼公约》布鲁塞尔文本与其说是提高了作者精神权利保护标准,不如说是对1928年《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第6条(之二)作者精神权利进行了限制,限制的原因是从19世纪以来,文化影响力的下降,著作权更多的是被看做经济利益,1948年《伯尔尼公约》布鲁塞尔修订会议谈判期间,英国代表甚至排斥《伯尔尼公约》中任何涉及作者精神权利的条款。1967年《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修订会议上,各国谈判代表斗争激烈,由于担心发展中国家代表不愿意加入新达成的条款,规定作者精神权利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死后,作者精神权利不再受保护。换句话说,作者精神权利等同于人格侵权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伯尔尼公约》生效时,其他国际版权条约已经规定了,著作权期限不限于作者有生之年。《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并不完善,可能是《伯尔尼公约》制定者不能在作者死后取消精神权利,《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规定,“一些”作者精神权利在作者死后不再保护,与《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布鲁塞尔文本比较起来看,《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对作者精神权利保护标准有显著的提高,要求成员国在作者死后,仍然保护“有些”作者精神权利。由于美国规定了作品注册作为版权保护的前置条件,美国《版权法》没有规定作者精神权利,直到1989年美国才加入《伯尔尼公约》,而前苏联则在1994年加入《伯尔尼公约》,中国于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
  (四)《伯尔尼公约》与数字作品精神权利
  《伯尔尼公约》如何保护技术性作品(例如:计算机软件、电影作品、数字音乐……)精神权利?为了适应新技术发展,《伯尔尼公约》的做法是,使用类推方法扩大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把新技术作品纳入到《伯尔尼公约》调整范围,这种办法是有效的,现代著作权法可以涵盖各种新的作品类型,从音乐作品(不管是作词、作曲还是音乐演奏)到美术作品和照片,再到电影作品。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计算机软件被当做著作作品保护,扩大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是应对技术不断发展的有效做法,把著作权保护对象扩大到计算机软件是否合适?这样做是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者还是对公众有益?计算机软件使用代码编写,类似于文字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指令或者命令可读,计算机软件编程所使用的术语就是文字作品,比如,隐喻性地使用“文件”、“文档”、“图书馆”和“字词”之类的术语,《伯尔尼公约》著作权保护有利于计算机软件开发者选择著作权保护之,《伯尔尼公约》规定著作权保护不需要任何前置条件,不需要作品注册之类的行政手段,计算机软件作品一旦开发出来,编程者或者软件所有者即刻就享有著作权,《伯尔尼公约》规定了著作权较长的保护期限,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后50年,或者从作品出版之日起50年。《伯尔尼公约》对数据库规定了大致相同的保护。[10]
  从《伯尔尼公约》早期制定、修改的历史可以看出,《伯尔尼公约》更多地受到了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的影响,《伯尔尼公约》著作权包括作者经济权利和作者精神权利,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法国著作权法理论和德国著作权法理论有所不同,德国认为著作权就是一种权利,包括作者经济利益和作者精神利益两个方面,法国则认为著作权包括作者经济权利和作者精神权利两种不同的权利,两国著作权法的共同点是保护作者精神利益。《伯尔尼公约》没有因作品类型不同而对作品保护水平有所差异,只要某个作品属于《伯尔尼公约》保护的对象,就受到同样的保护,同类作品,不管是梵高的画作还小朋友的涂鸦,都受到一样、水平相当的保护,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诗、歌和照片可能享有不同权利,各类之间的作品保护手段有所差异。所有类型作品都享有精神权利,伯尔尼公约著作权保护的无差别性正是它的优势所在。从技术发展角度看,如果著作权保护类推到技术性作品,技术性作品和其他类型作品受到相同保护,相应地,一般保护文字作品精神权利,就应该保护计算机软件作品精神权利。可惜,从《伯尔尼公约》到TRIPS协议还没有厘清这个问题,尽管谈判各方宣称TRIPS协议要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也曾提到作者精神权利问题,但是,直到达成TRIPS协议,作者精神权利问题还没有定论,这给国际贸易体制中的版权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TRIPS协议与作者精神权利
  加入伯尔尼公约后,作者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到了制定TRIPS协议时,美国知识产权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打算在国际版权领域扮演新的角色。早在1986年美国国会的一次辩论中,多数议员相信美国侵权法保护作品的有效性,对于版权法的扩张持有谨慎态度。有意思的是1948年美国Shostakovich一案中,[11]法官试图寻找普通法上作者精神权利的依据,可惜没有成功,不过,不是因为法院对作者精神权利保护反感,而是没有合适证据支持原告精神权利保护诉求,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本案案情是,一部反苏的美国电影作品使用了苏联音乐家的音乐作品,苏联政府代表这些音乐家提起侵权诉讼,法院认为苏联政府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符合原告资格条件,因为这些音乐作品精神权利属于苏联音乐家,并且不可转让,只能由苏联词、曲作者提起精神权利侵权诉讼。美国对于作者精神权利态度一直比较消极,1990年制定的《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保护范围有限,不是保护所有类型作品,而只是保护视觉艺术作品,比如,照片、雕刻、绘画之类的、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与《视觉艺术家权利法》大不相同,《伯尔尼公约》保护各种类型作品的作者精神权利,比如,小说、戏剧、电影和歌曲等。
  TRIPS协议如何保护作者精神权利?TRIPS协议著作权条款好似俄罗斯套娃,纳入了整个《伯尔尼公约》,TRIPS协议成员方需遵守《伯尔尼公约》实体性条款,第9.1条是TRIPS协议第一个著作权条款,规定了TRIPS协议与《伯尔尼公约》之间的关系,TRIPS协议成员方必须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巴黎文本)第1至第21条及其附录条款,但是,对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条授予或者派生的作者精神权利,各成员方在TRIPS协议下不享有权利和义务。第9.1条的含义可以解释为,即使《伯尔尼公约》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按照TRIPS协议,不要求成员方保护作者精神权利,并且TRIPS协议争端解决机制不适用作者精神权利。从理论上讲,涉及《伯尔尼公约》作者精神权利的诉讼可以提交到国际法院,不过,到目前为止,《伯尔尼公约》历史上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TRIPS协议对作者精神权利的规定影响重要,实际上,没有国家就作者精神权利问题向WTO提交争端解决,比如,法国电影导演不能以精神权利在美国没有得到适当保护为由,请求法国政府向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美国政府,除了作者精神权利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著作权其他任何方面的争端,比如,著作权期限、著作权侵权救济措施……TRIPS协议

  ······谁敢欺负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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