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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管辖权延伸回归国际法院
【作者】 易显河【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院;管辖权;国家同意;隐含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12
【页码】 22
【摘要】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有时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另外,有时候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或者就是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管辖基础,有时候还会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之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此理论的适用给刻意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最后的一条通往国际法院的通道。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1344    
  一、管辖权延伸的成功回归
  2002年12月9日,刚果共和国(刚果)起诉了法国,称其为试图检诉一位刚果部长并寻求查问刚果总统作为人证而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以及外国国家元首的刑事豁免权。根据《国际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1]刚果试图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建立于“法国必然会给予的同意”。[2]这通常被认为是刚果使用管辖权延伸理论(forumprorogatum)的一种尝试。[3]这种尝试可被描述为“毫无根据的尝试”,因为当申诉(Application)被提起之时,明明白白地不存在对另一国管辖的基础。[4]但是有时候,这种尝试仍会成功。
  经由一封注明日期为2003年4月8日,书记处于2003年4月11日收悉的信件,法国声明它“同意法院有管辖权接受根据第38条第5款提出的申诉”。[5]这是“1978年《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通过以来的第一例,其中一个国家因此接受另一个国家要求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邀请以处理针对它的案件”,[6]因而可能是管辖权延伸理论自Haya de la Torre案以后再次回归国际法院。[7]国际法院现在已将该案作为“法国某些刑事程序案(刚果共和国诉法国)”归入案例综合列单。[8]根据刚果提出的临时措施的要求,法院已在2003年4月28和29日听取了口头辩论,[9]并于2003年6月17日发布裁定否决了这一要求,认为在现阶段无论对于争议中的刚果领导人还是对刚果本身均不存在无可挽回的伤害的风险。[10]
  二、法定架构与管辖权延伸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款规定“法院之管辖包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第36条第2款则规定了被称为“任择条款”的强制管辖制度,依据《规约》,当事国可另行声明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两个叠合的接受构成对两个国家有关叠合之内事项的管辖权。第40条第1款规定可通过特别协定通告或请求书提出诉讼案件。第36条第1款实际上是《常设国际法院规约》(PCIJ)中相应条款的复制品。正如《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最初起草者所设想的,第36条第1款[11]意在规定两种当事方确立法院管辖权的途径,即,或者依据一个就特定案件缔结的特别协定,或者依据一个关于某类案件事前协定。因此第36条第1款的确规定了表明同意常设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某些形式。
  但是,依据该条不存在任何明示的形式要求,常设国际法院将其解释为未作规定。法院认为第36条第1款—更确切说是“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的措辞—允许它采纳“管辖权延伸”理论为管辖原则并使这一理论适应国际司法程序的情况,借用胡伯(Huber)法官的话,[12]成为确立法院对争议中实质问题的管辖权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解释似乎对《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款作了修改。之后法院在其1934-1936年的《规则》制定中,根据其案例,通过要求请求方“尽其可能”,但并非绝对必须,在其申诉中明确其寻求确立法院管辖权的条款,容纳了管辖权延伸的适用。[13]但是,《国际法院规约》的起草者[14]意图使国际法院沿袭常设国际法院的案例,因此可认为它已确认了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法中的管辖权延伸。结果,《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款可被解释为没有规定表明接受管辖权的特别的形式要求,并将管辖权延伸作为一种确立法院对争议中实体问题的管辖权的正常方法。
  三、国际法庭中管辖权延伸的来源及适用
  管辖权延伸(forum prorogatum)这一术语似乎是由常设国际法院的法官们在1934年讨论法院《规则》修正提议时创造出来的。[15]但是,这一概念,有时候表达为稍微不同的语言,比如“prorogation of jurisdiction”,却有个很长的发展史。它源于罗马法并被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所延承。传统上认为,管辖权延伸意指经由案件各方同意,法院管辖权延展至本来在其管辖之外的案件。
  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在这个意义上,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但是,这一同意,涵盖了一些而非全部与争议相关的问题。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
  法院不只是采纳了管辖权延伸的概念,而且使之与国际司法程序的情况相适应。时不时地,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有时候,即使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特别协定、条约或公约给予法院管辖权,它也会这么做。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所提申诉针对的国家,[16]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一旦这样做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如此行为时,法院将管辖权延伸的概念应用为对这个拖沓过程来表达接受法院管辖权的认可,并确立其对案件的管辖权。这样,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这不是传统的管辖权延伸的一部分。国家也曾试图利用管辖权延伸规则,方法是提起一个申诉,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而直到2003年4月8日法国接受刚果要求它同意法院管辖权的邀请之前,这些尝试都是不成功的。[17]
  在特别协定和现行条约之外,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对管辖权延伸的适用已成为确立法院管辖权的一个灵活方法。管辖权延伸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同意的时间和形式的灵活性。但是,这一理论的适用最终依赖于与特别协定和现行条约相同的同意基础;本质上它是一种不要求形式的特殊的特别协定。仅当法院认为存在一个请求其裁决纠纷的“协定”时,它才会继续裁断该事件。
  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适用管辖权延伸理论的经验,主要是上西里西亚少数民族权利案(少数民族学校)、[18]科孚海峡案(初步反对意见)[19]以及Haya de laTorre案,[20]反映出它们都不拘泥于同意的时间和形式。[21]它们的不同在于确定同意的存在时所用的心思。在一些案件中,常设国际法院似乎没有为此拿出足够的注意,却给予确立的同意以严苛的效力。相反,国际法院对确定同意的存在越来越严格,尤其当这种同意被称为是默示给予的时候。通过制定《规则》,尤其是在1978年,它也试图防止某些申诉国滥用该理论。[22]此外,在临时措施阶段,就推断对争议实体问题的管辖权的同意,法院也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勉强,[23]并对第三方权利保持警觉。[24]引起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它如何对待给出同意的国家之代表的权限,但是国家从未抗议的事实说明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四、问题与解决:一个评估
  管辖权延伸理论的适用引出了两个主要问题。首先,考虑到《规约》本身没有给出这种适用的明确支持,法院适用它的确是合法的吗?上西里西亚案和科孚海峡案中的反对派法官质疑了管辖权延伸的适用,指出这种适用不被《规约》所允许。这种指控部分正确。当初常设国际法院适用这一原则时,曾苦恼于合法性缺陷,因此常设国际法院就以案例法修改了《规约》。但是,《国际法院规约》的起草者对常设国际法院案例的认可或许补偿了这个缺陷。[25]其次,管辖权延伸理论的适用是否怠慢了国家同意并淡化之?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理论的适用将弱化作为管辖权基础的同意的重要性。归根结底,管辖权延伸的适用仅有如最初的起草者所设想的将第36条第1款不理解为“在案件被法院受理前双方同意皆为必要”[26]的效果,而是理解为,在案件被法院审理前双方的同意是必要的。如果终极的检验在于司法职能是否被实际行使,这种适用并未真正影响一个基本原则,即“没有它的同意,任何国家不能被强迫将它与其它国家的争端提交于调解、仲裁,或者任何其它和平解决方法”[27]。问题完全在于常设国际法院,或许还有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检验同意是否存在的注意不足。
  尽管如此,适用管辖权延伸原则以确立法院的初始管辖权可能给一些严防主权侵害或侵害迹象的国家带来一些不安。被诉国会不满在没有其同意的情况下被带到法院前,即使法院在该国最终给予同意前将不裁断争端。对于这样的国家,同意的规定不仅适用于管辖权而且也适用于诉讼的提起(seisin)。[28]如果事先未予同意被诉而被单方面在法院前问讯,国家或会觉得其主权受到了侵害。国家似乎将国际法院当作展示主权的最关键的舞台,它们只会在完全平等并保有适当的主权国家的尊严的情况下才会在这个舞台上登场。[29]管辖权延伸与此背道相驰,虽然人们可以说如果一个被告国来到法院前申辩案件的实体问题,它就已经放弃了所有反对意见。但是,这种弃权说并未缓和另外两个问题。首先,管辖权延伸的适用似乎为一些国家打开了为政治获取滥用司法程序的门路。一个申诉国可能知道被告方决无可能接受它的现审法院的邀请,却仍然提起一个单边诉讼以获得不适当的公共关注,这种关注来自于媒体,或者在1978年之前来自于此种诉讼得送达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其它有资格出庭的国家的规定。这种公开或许会有将被告方描述为恶棍的效应。其次,管辖权延伸的适用可淡化国家同意的质量。当被认为隐含于易受不同解释影响的行为时,国家同意的质量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国家代理人和官员的不完美职权以及可能的错误都会加重这个问题。
  也许由于这些原因,管辖权延伸似没有受到国家的普遍信奉,从1951年的Haya de la Torre案[30]直到“法国某些刑事程序案”在2003年4月进入案件综合列单(General List),法院似乎并没有在任何裁决中依据这一理论建立它的管辖权,虽然劳特派特法官(E. Lauter-pacht)在灭种公约案(波斯尼亚诉南斯拉夫)的个别意见中对此有大量讨论。[31]看来常常伴随这一原则之适用的扩张论迹象与国家自由选择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倾向并不吻合。1920年,当政治家们决定拒绝《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法学家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fJurists)所建议的强制管辖制度时,这一倾向就一度盛行,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创始国在选择保留同意管辖制度时,这一倾向再被重申,尽管在这两个场合都有对强制管辖的强大支持。直到今天,它似乎并未失去什么认同。这种情势以及适用管辖权延伸中的问题并不支持它的广泛适用,因为如果法院怠慢国家同意,即使些微如此,长远也会阻碍国家出现于法院前。[32]
  国际法院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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