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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传销犯罪群体年轻化态势、原因及预防
【副标题】 基于2010—2018年传销犯罪裁判文书统计分析【作者】 陈海彬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传销群体;年轻化;传销犯罪;犯罪原因;犯罪预防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60
【摘要】 近年来,青年群体参与传销犯罪的报道常有发生,并且在组织、领导传销犯罪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间接表明传销犯罪群体存在年轻化的态势。通过对2010年以来裁判文书中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案由统计的涉及青年的702份判决文书,统计出这一年龄阶段的传销犯罪相关态势,并探寻其年轻化态势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以综合治理的理念构建出预防传销犯罪组织年轻化的三级预防体系,以期控制当前传销犯罪组织年轻化的态势,降低青年群体的传销犯罪的发生概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167    
  以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为起点,传销犯罪正式纳入犯罪范畴,2010年后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案由的案件有了相关记载。本文以2010年-2018年6月的裁判文书网公布的4400多份裁判文书进行相关统计,研究当前传销犯罪群体年轻化态势,归纳出当前年轻化态势的原因,提出相关的预防设想,为遏制当前传销犯罪群体年轻化趋势,维护社会稳定提供相应的建议。
  一、近年来我国传销犯罪群体年轻化态势及犯罪特点
  有关28周岁以下青年参与传销犯罪的报道近年来逐渐增多,[1]根据2018年4月天津一中院的报告显示,2017—2018年4月受理的100多余起传销犯罪案件中,涉案达281人,“90后”占比达到67.62%,“95后”占比达到19.57%。根据其它各地法院的传销数据显示,我国传销犯罪群体同样存在年轻化的态势,但难以直接判断全国传销犯罪群体年轻化的趋向,我国传销犯罪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年轻化趋势,需要进一步的数据量化分析。数据量化分析对于研究当前我国青年传销犯罪群体总量变化、各年龄段人员的传销犯罪情况等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10年以来我国裁判文书的统计,对有关传销犯罪裁判文书的研究,将得出相应的结论。
  (一)2010—2018年青年群体传销犯罪案发量
  自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将传销犯罪纳入后,通过对裁判文书的统计,有关青年群体传销犯罪案发量总体上呈现逐步增多的趋势,尤其是在2015年以后更是快速增长,年均案发量达到200起左右,几乎达到2015年以前所有案发量的总和(图1)。有关传销犯罪群体中青年犯罪报道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甚至每天几起案件,从目前的10年内传销犯罪案发量的趋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传销犯罪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并且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图略)
  图1 2010—2018年6月青年传销犯罪案发量
  (二)近年来青年群体传销犯罪数量占比分析
  根据有裁判文书中有明确相关年龄记载的统计,2014年以前我国青年传销犯罪数量占比呈现相应的波动,这是由于2014年前我国青年传销犯罪数量较少,单位犯罪数量(每起)发生变化时,相应的比例发生的变化也大,2014年后我国传销案件发生量呈现快速增长,维持在500件以上的数量,并且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此时青年传销犯罪占比也呈现上升态势,逐步接近总体案发量的20%(图2),随着我国青年案发量的逐步增多,全国范围内这一比例仍旧继续上升。
  (图略)
  图2 近年来青年传销犯罪数量占比
  (三)近年来青年传销犯罪人员数量变化
  根据我国裁判文书网有明确年龄的数据统计,2010—2018年之间青年犯罪的人数逐渐上升,尤其是2014年以后我国传销犯罪群体中青年人数增长最快,这与2014年后各地采取了打击传销犯罪的高压政策、传销犯罪组织下线的发展逐步延伸到青年犯罪群体以及网络传销逐步蔓延的态势存在密切的关系。此外,在青年传销犯罪人员上面也有变化,即逐步向20周岁左右青年发展,呈现低龄化的趋势,20周岁左右传销犯罪人员开始增多。(图3)
  (图略)
  图3 2010—2018青年传销犯罪人员数量变化
  (四)青年传销犯罪的相关特点分析
  传销犯罪群体呈现年轻化态势的同时还存在以下特点。首先,年轻化的犯罪群体在犯罪模式上呈现多样化,根据《腾讯2017年度传销态势感知白皮书》显示,以传销形式划分主要包括金融投资类、招商加盟类、保健品传销、虚拟货币传销、慈善传销、商城返利传销、国家工程传销等等数十种,而通过对2010—2018年6月近4400份传销犯罪案由的裁判文书分析,年轻化的传销犯罪群体几乎涵盖了所有种类的传销形式,尤其是利用网络进行各种形式的传销在青年中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以移动支付、虚拟币等新交易的手段逐步蔓延开来,其大部分传销平台的组织、领导人员主要是以青年群体居多。其次,年轻化的传销犯罪群体带来的犯罪后果影响高于一般传销犯罪群体,从传销拉拢人数来看,2017年以青年群体为主要组织、领导广东湛江“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案,其中涉案人数达120余人;以微信网络传销为主的青年传销组织“云在指尖”案,微信关注人数就高达2400万,缴费人数多达240万,青年群体在号召和组织上更具系统化,也更容易发展下线人员;从传销造成的损失来看,几乎所有的青年群体传销案造成的损失都低至万元,高至上千万甚至亿元。最后,从传销发生区域来看,青年传销依旧以当前传销犯罪比较活跃的几大省份为据点,但存在依托网络实行跨省甚至是跨境传销的趋势。
  二、传销群体年轻化的原因
  根据实证犯罪学派的菲利的观点,在从法律现象的角度对犯罪进行研究前,还有一切其它的犯罪原因,他将其分为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2]对于传销犯罪,尤其是传销群体而言,自然因素对其影响较小,人类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较大。
  (一)人类学因素
  1.传销青年群体的投机心理
  青年群体由于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不足,对于违法传销行为难以识别,容易被传销组织包装的各种“获利”外衣所蒙蔽。通过对4400份裁判文书的比较分析,有不少“95后”的青年甚至青少年加入传销群体中,有些正处在大学甚至中学阶段,尚处青年阶段的人群往往存在急功近利、急于求富的心理,这是青年阶段心理变化由稚嫩向成熟的转变期,伴随着自我中心主义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初入社会阶段,常有寻求一份良好职业和获取巨大利益的心理,被诸如职业介绍、国家政策、网络营销等为幌子的传销组织招募入伙。以“1040阳光工程”为例,最初由美国犹太学生设计的一种算法精确,但存在分配欺诈的经济模式,本质上是通过发展下线、缴纳会费的方式,为下线人员勾勒“通过6.98万元投资,发展下线,最终拿满1040万元”这样一个致富的“蓝图”,当今我国就业形势严峻,青年群体在入职过程中常常碰到以“入职”为名的“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由于其算法的蛊惑性较高,青年群体容易被其“完美利润”分配方案所吸引,期望通过这一“渠道”实现致富,最终往往深陷传销而难以自拔。
  2.传销青年群体职业因素
  传销青年群体职业通常是职业不固定的无业人员或者农民,根据菲利的犯罪原因三元论,职业情况同样是诱发犯罪的原因,职业情况对于犯罪影响是巨大的。根据2017年度裁判文书网的涉案580多名涉案的青年群体职业的情况,农民和无业人员的比例达到93%,而职工群体所占比例仅为4.4%(图4)。无业人员和农民均为相对无固定职业群体,自身经济难以保障,在寻找职业过程中,容易以“工作”的名义被传销组织拉拢,继而发展成为传销人员;而农民自身经济条件和知识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对于传销犯罪法律意识认识不足,导致自身预防意识不强,容易被传销组织利用,进而发展成为传销人员;加之社会对无业人员和农民两类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安置问题难以实现,在生活保障难以实现的前提下,往往产生诸多犯罪问题,其中就包含传销犯罪。同时,这两类职业群体陷入传销组织,被发展成为下线人员,遭受一定的损失后,往往希望通过其它继续发展下线的手段弥补自身的损失,继而在传销的犯罪道路越陷越深。
  (图略)
  图4 青年传销人员职业比例
  3.传销青年群体社会经验因素
  通过对2010年以来我国裁判文书中青年传销犯罪中被告人的相关陈述,其中社会经验不足成为导致青年传销的重要因素,传销本质上属于诈骗犯罪,青年群体的缺乏社会经验更容易被诱骗,进而发展成为传销人员。传销青年群体缺乏社会经验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大部分初入社会的青年甚至是青少年群体,对社会的不适应和应变能力不强,角色从学生到职场的转换过程中,往往产生不适应和逃避行为,容易被传销组织织构的“美好蓝图”所吸引,从而进入传销组织;其次,青年群体往往认知能力不足,对于社会规制中的法律法规、处事方法等辨析能力不足,对于传销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难以识别,加之社会有关传销致富的错误公共舆论价值观念,极易引发青年传销犯罪,以广西“307”系列传销案为例,该组织以“资本运作”、“金融项目”等名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参与传销,其中绝大多数青年被告群体完全不了解法律法规规定,普遍认为自身从事合法营销行为,多数被告直到审判阶段才知晓被骗的事实;最后,青年群体对自身期望过高也是社会经验不足的另一表现,对自身期望过高往往容易导致脱离实际、盲目自信,而传销组织织构的“美好蓝图”往往契合了青年群体的观念,使得青年群体容易深陷其中。
  (二)社会学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传销犯罪群体年轻化的根本原因。传销犯罪属于经济犯罪,传销问题本质上属于经济问题,青年群体传销也不例外。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的经济转型阶段,群体社会是依靠宗亲家族关系作为经济的纽带,相互依靠的族群关系,从而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信任的经济上产权一体化,是“信任经济”,因为产权一体化,这种公共经济模式下,相互熟悉的人群间存在极少数的欺诈行为,因为欺诈相互熟悉的人的财产往往最终涉及自己的财产;但是个体社会恰好相反,产权明晰化是个体社会最显著的经济特征,个体社会追求的是每一社会个体的财产独立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概念里面是没有群体公共经济的,因为个体社会产权明晰的最大优点是减少因产权一体化所带来的群体间财产的纠纷,从而达到最大化利用个体产权经济的效果。但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阶段中,部分人已经转型到个体社会的阶段,有些人仍处于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几乎同时拥有群体社会和个体社会两个阶段的矛盾,即产权追求明晰化与现有产权一体化之间的关系矛盾,一方面极力争取自身的产权,另一方面又极力从群体中极力获取一体化的产权,从而极易导致各种欺诈的产生,传销便是其中一种欺诈方式,青年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最重要的群体,相对其它群体而言青年群体对于个体产权更为看重,而群体社会的这种“群体”观念又给青年群体发展传销下线提供了纽带,进而导致大规模青年传销的发展,青年群体的转型成功直接关乎社会转型的成功,加之公共政策中的政府决策和司法制度的影响,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直接导致青年群体陷入传销犯罪,其承担着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变的主要社会责任。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贫困是导致青年传销的第一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经济单位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凸显,同时我国存在“先富、后富”的二元观念,一部分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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