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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法律支撑及当代传承
【作者】 何勤华王静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孝文化;法律支撑;当代传承;法律史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83
【摘要】

中国古代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独具特色。那么,中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如何,其形成后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在这变迁运动中中国古代法律起了什么支撑作用,这种支撑又是如何将孝文化制度化并固化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间孝文化又经历了哪些变异等,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秦汉以降的律令将中国古代孝文化固化为了制度体系,内化为了文化传统,此后孝文化与法律互相浸染、共生共长,因此孝文化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222    
  【组稿按语: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代,这一法治建设如何进行,学术界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反思、传承中外历史上的法律文化,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源,则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本期以“法律文化的反思与传承”为专题,约请何勤华、霍存福、苏彦新、冷霞四位教授分别对中国和西方的法律文化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所助益。】
  目次
  一、孝文化的起源及其变迁
  二、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法律支撑
  三、孝文化之法律支撑的反思及当代传承
  四、结语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必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先贤所述之中国传统文化归纳了14种特征,他认可钱穆和谢幼伟两位先生所倡导之“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的观点,并将其列为第13种特征。[1]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已经生存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之突出现象,中国古代孝文化是一个值得我们反复探索,仔细推敲的学术领域。本文在各学科(主要是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学者之研究基础上,试图从法律视角,对中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做一些探索,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孝文化的起源及其变迁
  中国古代孝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与中国古代文化同时形成。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有一篇描述一位离家服役的穷苦青年的悲伤心情的《蓼莪》可为代表:“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2]回肠寸断的文字中,生动地表现了古人对父母质朴的孝之情感。
  (一)孝及其意识的诞生
  什么是孝?《说文解字》的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3]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孝”字最初见于商代的卜辞。[4]在甲骨文中,孝字写作“”;而金文的孝字写作“”,其上半部分是个老人,弯腰弓背的模样;下半部分是个孩子,两手朝上伸出,托着老人,作服侍状(见《卓林父簋》《颂簋》和《姬鼎》)。[5]孝的小篆写作“”,为下面的孩子依托着上面的老人。正是在吸收甲骨文、金文和篆文关于“孝”字解释的基础上,《说文解字》对孝做出了上述释义。
  这一内涵的孝,最早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开始的。“有虞氏养国老于上痒,养庶老于下痒。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痒,虞痒在国之(西)[四]郊。”[6]其中“,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更是被儒家视为孝形成的根源。
  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的记叙来看,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即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酋邦(Chiefdom,部落联盟)社会。此时人类逐步进入定居的农耕社会,社会结构、文化发生了以下显著的变化。第一,人口尤其是男丁的兴旺,意味着农业生产模式的顺利运作和可持续的发展,人们对繁衍、生殖系统十分崇拜;第二,在农作物精耕细作的条件下,经验丰富的长者受到了人们的尊敬;第三,此时人类的群体生活慢慢向家庭或者若干个家庭组合成的家族(宗族)方向发展,且年轻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哺育;第四,洪涝和干旱等对农业生产生死攸关的自然界现象,使人们产生恐惧、敬畏,助长了人们对风、火、水等自然神的崇拜、祈求心理,以及希望祖先保佑使生产和生活风调雨顺的意识,出现了原始的祭祀各种自然神、生殖系统和祖先的宗教意识。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推崇生殖、感恩父母、尊敬家长、祭拜祖先的最原始的孝的意识。
  (二)孝道的出现
  上述孝的意识,延续至夏,尤其是商、周国家时代,在统治者的推崇下,不断演化、丰富和完善,慢慢形成为一种道德伦理体系,即孝道。“所谓孝道,乃是从人类本性上的一点敬爱父母之心而谋,加以保存、发展及扩充的道德原理。”[7]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正如徐复观言:“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具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却是孝(包括悌)。”[8]在历史上,孝道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由单一到泛化的转换。孝道从原初的敬天(神灵)之意,发展为敬祖的人伦意义,最后被纳入到儒家理论中加以完善。此后孝成为中国人伦的本位和道德修养的基点。[9]
  也有学者从天人合一角度去思考理解孝道的根源,认为孝本质上基于儒家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是天道的本源,亲子关系是天道的延续。由此逻辑发展出祭祀祖先和敬老意识,然后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了“善事父母”的观念。[10]
  (三)孝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
  夏商周的孝道,到了孔子及其学生(曾子、孟子等)这里,就被进一步诠释,形成了孝文化。其内容,有学者归纳为10项,也有学者总结为15个方面等。[11]但不管如何界定,其核心大体一致。主要包括如下8个方面。
  1.“孝”之根本:孝敬赡养、奉身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2]可见,人与犬马的区别是,人不单要保证父母基本的吃穿住用行,更要怀着一颗恭敬心,孝敬父母。[13]《左传》中“礼”的其中一个内涵即是“奉身父母”。首先,“奉身父母”是对父母的“给予”和“分享”。其次,“奉身父母”表现为对父母的“顺”“敬”。“顺”即“不违命”。为了孝养、奉身父母,作为子女,就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14]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5]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2.“孝”为“礼”之始。礼通常是指西周时期建立的包括礼仪、礼制、礼法在内的一套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规范体系。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修养,助于“礼”的实施。在孔子看来,治家靠孝,治国靠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家庭的和睦稳定,推动着社会和谐安定。[16]《左传》文公二年,“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17]孝既是礼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礼的精神内核:“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8]
  3.孝是仁之本。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19]“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0]孝和仁的内容都是爱,孝是爱父母;仁者爱人。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石和最高范畴,蕴含着人类最普遍的思想情感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孝只有19次,两者尚不在一个层级。儒家之所以重视孝的观念,是因为孝的血缘亲情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生命底蕴。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的仁,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予以实践,孝正好成为仁的切入点。[21]
  4.提倡“悦谏”。维护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等于子女就要对父母盲从。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2]在大是大非面前,人子当坚持原则,避免父母铸成大错,这与奉养、恭敬一样,不仅是孝的表现,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孝。[23]“谏”的基本内涵是以直言规劝别人,“几”具有含蓄、微妙的意思,“几谏”就是用委婉、暗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见。这是趋向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式父子关系,也是孔子“孝”理论的闪光点。[24]孔子的几谏理念可说是既有情又有义。所谓情,是指谏诤父母要注意方式方法,态度要诚恳,劝谏要反复进行;所谓义,是指对父母的过错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应进行谏诤。[25]
  5.父慈子孝,各尽本分。《论语·颜渊》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在孔子看来,善政就是每个人都能尽到本分,善政的目标是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于父、子而言,本分就是“父慈、子孝”。《大学》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26]尤其是孔子引谏入孝,不仅完善了孝的内容,而且强化了子女与父母相对的平等地位。当然,无论孔子还是孟子,《中庸》还是《孝经》,都对子女尽孝提出了很多要求,却没有对父母慈爱的内容给予进一步的阐述和规范。先秦儒家之孝蕴含的不平等因素,至汉代,父慈子孝逐步演变为父为子纲,最后酿成了传统社会的父权独尊。[27]
  6.继承父志,传承祖贤,祭祀先人。《论语·学而》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孝是能够传承父母祖先的志向,使其流芳百世。孔子学生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孔子批评道:“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28]由此得知,孔子坚持三年之丧的理由就是替父母守孝三年。同时,孝之至在终。孝文化之内涵,生前之孝是养、敬、谏,死后之孝是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指慎重办理父母的丧葬之事。追远,是指虔诚地祭祀双亲和祖先。[29]此外,孝文化还特别重视对祖宗先人的祭祀。《礼记·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30]由“奉身父母”向外推衍,则上升到人们对祖先、宗族的祭祀,即为“宗祀之孝”。
  7.化民成俗,由孝悌及于亲族,及于社会。《论语·学而》云:“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就是由孝悌及于亲族、社会。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十分强调爱的推及,对长辈的孝往往被推及对同辈的悌,“入则孝,出则悌”。[31]孝、悌都是仁的延伸和发展。仁既是整体,又是方法;仁既可以扩大人的存在范围,也可以解决生活秩序。[32]通过普及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推广孝悌、敬长,达到德治教化的目的。[33]加之法律的儒家化作为支撑,孝悌也就逐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8.移孝为忠。先秦时期,忠是对待一切人的要求,是一种相互的道德权利与义务。即使涉及君臣关系,也是相互的,认为君要有礼,臣要尽忠,以保持君臣关系的平衡。然而,儒家将孝道扩张为孝文化后,其观念中就已经蕴含了政治伦理的内容。《论语》明确提出“孝慈则忠”。[34]正是在此基础上,《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强调移孝为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35]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孝治天下”成为古代社会的国策,“忠臣孝子”就成为文人所追求的人格典型。[36]
  (四)孝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孝文化形成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不断地发展、演变。
  1.汉代的“以孝治天下”
  经孔子、曾子、孟子和荀子等阐述发展了的孝文化,进入秦汉社会,即为统治者所重视、利用,以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伦理规范。尤其至汉代,由于作为维护家庭稳定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孝,保障了一家一户型小农经济的持续和发展;刘邦分封异姓王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只有“孝”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因而以分封自己子弟为王的方式,通过“孝”来笼络刘姓子孙;[37]从惠帝以后,皇帝的谥号中都加了一个“孝”字;汉文帝时,设立《孝经》博士,强调《孝经》的启蒙意义;[38]汉惠帝、汉文帝使得孝道与国家治理相结合,[39]国家任用人才的方式被设定为“举孝廉”,对于不孝行为,汉代与秦一样予以严惩,等等诸种原因,故形成了“明王之以孝治天下”[40],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忠孝合一思想与此相辅相成。[41]
  2.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孝为国本”
  魏晋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以孝治国。对《孝经》极其重视,不仅让大儒们讲授,而且还亲自作注。[42]五胡十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北魏孝文帝命人将《孝经》翻译成鲜卑语。唐代的统治者虽深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但仍以儒学为尊。君主重视弘扬儒家伦理。[43]唐太宗李世民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教育政策,以此为准则建立了唐代的教育制度。唐玄宗在开元七年(719年),下诏令群儒阅定《孝经》,并亲自为《孝经》作注。唐代官学视孝道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唐代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孝经》和《论语》为必考内容。唐朝不仅看重官员的执政能力,也非常看重官员的孝道品行,以科举作为选拔具有“孝品”官员的制度化手段。另外,唐朝对官员提出了许多特殊的规定,包括官员的父母、祖父母在年老多病或身染疾病无人侍奉时,必须守在其身边尽孝;父母去世应该辞官守丧丁忧等。[44]为了加大对孝行的鼓励以及对不孝行为的惩处,具备较高法律和伦理素养的唐朝立法者通过周密的立法,将“孝”的道德要求引入法典之内等。
  3.宋以后孝文化的变迁
  宋代至明清时期是孝文化成熟并到达鼎盛的时期。宋太祖即强调关注民生,制礼作乐,慎罚薄敛,尊重老人,[45]开启了宋代以孝道为国策的时代。元代郭居敬著《二十四孝》(全称《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集》),是以民间宣传方式说孝讲孝,成为宋元孝文化发展的特色之一。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更加熟练地运用了孝以加强自己的政权,提倡“孝道”,举荐孝廉,恢复科举,奖励孝悌力田,等等。明代还强化了赐物、减免赋役、兴建养老救济机构等养老举措。清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孝道,以“孝”来强化对国家的“忠”。如顺治帝亲为《孝经》作注,钦定“六谕”;康熙帝进一步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帝敕撰《孝经集注》,同时设立孝廉方正科,孝作为选官的标准。当然,明清两代在旌表孝子的同时,也运用律法对“不孝”行为进行严惩。[46]
  二、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法律支撑
  (一)法律支撑孝文化的初现
  实际上,早在孝意识诞生时,就有以社会规范(法律)来保护孝行、惩罚不孝行为的做法了。在商周时期,孝已经和礼融为一体。而按照现在中国法律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先秦时期的法、刑、律,规定的都是刑事犯罪,是刑法;而国制、行政和民事,都由“礼”来调整,因此,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和孝的融合,就是法律对孝的规范。《周礼》将不孝列入刑罚之重要内容,“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47]就是突出的例证。而之前西周前期《吕刑》的出现,就曾规定应当惩处的罪名三千条,而其中最大的罪行便是“不孝”。[48]
  至秦王朝建立,以“人性本恶”之法家思想立国,在诸多法条上开始强调孝的政治意义。如1975年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就有这样的规定:“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徹,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49]可见,秦在用礼调整孝的同时,就加大了用律来规范孝行的力度。当然,运用法律对孝、孝道和孝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则是汉以后的事情了。
  (二)汉唐以后法律对孝文化的全面支撑
  汉王朝独尊儒术,实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法律全面参与孝文化的建设。唐也全面继承了汉的国策,推行孝治,并运用法律对“孝”做出了极其周密的规定,以引领、规范社会风气的发展。汉唐法律全面支撑孝文化的推广和建设,[50]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颁布以《养老令》为核心的养老法令,将孝提升为全民皆行的法律义务。自刘邦始,汉代君主均十分重视优遇老人,尊敬老人,让老年人参与当地秩序的维护,对老年人的物质赏赐也十分频繁。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两汉皇帝几乎都颁布过类似的诏令。关于尊敬老人,汉代律法规定,对高年者授予王杖,作为特殊身份的象征,受到特殊的待遇。受王杖者,既有命官,又有平民。[51]
  这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汉文帝元年所颁布的《养老令》。此令明确指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52]上述《养老令》的内容,也得到了考古出土文物的印证。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上,就记载了汉代授予拥有王杖的老年人享有的种种特权。[53]因此,有学者认为“王杖十简”是中国的第一部养老法。[54]
  2.从法律上推行孝文化中的悦谏,试图将其政治化、制度化。在这方面,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其《春秋决狱》中审理的一个案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深远。某日,“君猎得麑,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于议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义也。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徒之可也。”[55]这里,董仲舒将原本适用于家庭父子关系中的悦谏,移用于处理君臣关系中的政治谏议,并提出了臣子必须几谏,而君主必须纳谏的思想。这一判例的做出,对以后各代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唐代,《唐律疏议》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条准此。疏议曰: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争,起敬起孝,无令陷罪。[56]这里,立法者强调子女不能随便去官府衙门告父母,并规定如违反者将会承担严重的后果,甚至会被判处死刑。[57]但疏议在解释这一条的规定时,阐明子女对父母的过错,也不能听之任之,父母“如有违失,理须谏争”。但这种谏争只能限于家庭之内,不能陷父母于犯罪之中。而通过这一法律规定以及律疏(和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的解释,中国古代孝文化中的悦谏元素就进入了成文法典之中。悦谏转变为一项法律制度,一个脱离父子家庭伦理关系的政治原则。
  3.继承父志,传宗接代。继承父志,并且加以发扬光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孝。为了将这一孝文化的元素固定下来,汉律规定,七出,其首位就是不顺父母(不事舅姑)。这一行为为逆德。汉律的这一规定,经魏晋南北朝,至唐没有改变。
  为了继承父志,必须要繁衍后代,延续香火。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是。在中国古代,通过判例将此孝文化的原则以法律明确下来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东汉太尉鲍昱(10-81)为地方官时,有赵姓男子杀人系狱。其父母来找鲍昱,说他们已经70岁多了,只有这一个儿子,刚刚结婚,希望能够予以照顾。昱怜其言,令将其妻入狱,遂怀孕生子。程树德考证后认为,这种为解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难题,让死刑犯人的妻子入狱,使其怀孕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各个王朝均有听闻,已经成为法官判案时的成例,“然其制实始于汉。”[58]
  在处理孕妇犯罪之问题上,也考虑到了孝文化的因素,一般均适用缓刑,使其生完小孩以后再执行。历代刑法确立的原则就是:“孕者未乳,当鞫系者颂系之”。为了传宗接代,对孕妇适用缓刑,这在汉代已经有了规定。到魏时,世祖定律,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59]
  4.为父母守丧。这一孝文化的元素,在中国汉以后的律令和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二十一:“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180)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181)。”[60]据简文可知,县吏为父母或妻居丧的期限为30日,为祖父母、兄弟姊妹居丧的期限为15日。这条律文使官吏居丧(孝亲表达)合法化,为日后奉行孝治、追究官吏不履行居丧义务提供了法理依据。[61]
  而如果不为父母守丧,或者在守丧期间不虔诚,如居丧奸,居丧听乐饮戏,居丧婚嫁请客,等等,均为法律所不容。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一书中列举了大量自汉末至隋的案例,详细阐述了这一点。[62]而这些关于为父母守丧之汉魏以后的律令规定和司法判例,至唐代全部进入了法典。除上述居丧奸之处罚外,《唐律疏议》规定: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自作、遣人等),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闻期亲尊长丧,匿不举哀者,徒一年;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大功以下尊长,各递减二等。[63]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疏议曰:父母之丧,终身忧戚,三年从吉,自为达礼……若居父母及夫之丧,谓在二十七内,若男身娶妻,而妻女出嫁者,各徒三年。[64]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65]
  5.举孝廉选官。汉代在保障孝亲者入仕方面推行了多项举措:如颁布律令,保障官吏“孝亲”。汉代的仕进制度是一种以察举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种,常科中又以孝廉最为重要。孝廉,按照唐代大儒颜师古的定义:“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66]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自此,两汉时期有关举孝廉的诏令和记载不绝于史书。据黄留珠统计,有汉一代共举孝廉约7.4万人,其中西汉约3.2万人,东汉约4.2万人。[67]规模化和常态化的举孝廉使很多人得以以孝入官,既改善了官吏制度,又促进了孝文化的发展。
  至东汉,进一步明确了将孝悌、廉公视为选任官吏的基本道德要求。从中央王朝标榜乡里孝悌,到举“孝”察“廉”,再到特科察举孝者以及征辟孝者、丞相四科以“孝悌、廉公”为基本标准,可以说孝治对仕进制度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并最终促使“孝”成为两汉选官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经魏晋南北朝的延续,至唐代,举孝廉的法律传统仍然存在。虽然,自唐初正式确立科举考试制度以后,官员的选拔进入了科举时代,但对官员的孝廉的法律要求并没有放松。这一点我们从《唐律疏议》关于谋大逆、恶逆、不孝、不睦等十恶重罪,守丧制度,同居相为隐制度,以及各种监管官员廉洁的制度等方面看得非常清楚。
  6.孝守礼。汉代法律特别注重作为“礼之始”的孝,维护孝与礼的关系。据汉书记载,汉宣帝地节四年,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元康四年“春正月,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68]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礼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对父辈和年长者的尊敬,保护父亲的人格,这在汉律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东汉“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69]至唐代,这一法律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70]唐代的令,在这方面则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如唐开元七年令:诸州刺史,每年一巡行属县……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绳之。[71]
  对于礼所特别重视的孝悌等家内亲族间伦理秩序,汉唐律令也做出了规定。如汉代对殴兄姊处四年徒刑,至魏,予以加重,改为五年徒刑。[72]唐律进一步规定了“不睦”之十恶重罪,继承了汉、魏的处刑标准。[73]
  7.移孝为忠。中国古代孝文化在政治层面至汉以后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不孝行为视为对国君的不忠,从而予以严惩。这一法律制度设计,至北齐遂形成了重罪十条(后发展为“十恶”)之中的主体部分:五曰恶逆,八曰不孝[74]。到了后周,延续了北齐的恶逆、不孝和内乱。[75]至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四曰恶逆,七曰不孝,八曰不睦,十曰内乱。”[76]中国法制史学家程树德评述道:“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77]
  至唐代,在“以孝为国本”的统治政策之下,唐律对移孝为忠做出最为经典的描述和规定,即十恶之首为谋反:一曰谋反。疏议:“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则必诛之。”“王者……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78]从而在法律上完成了“移孝为忠”的历史重任。
  8.对老人的尊敬、孝养和照顾。这是中国古代律令对孝文化的支撑中,规定得最为细密、最为详尽的,所以需要展开论述。除了各代颁布《养老令》、进行整体规范之外,律令还在下述各个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首先,就是要敬养老人。如《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六年……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79]唐律进一步规定了尊长的特权,其中第一位的就是财产权。其规定为,家庭财产所有权属于尊长,尊长在,卑幼不得私有财,不得私用财。如有私用,则根据其动用财物的多寡,分别处以笞、杖之刑。[80]“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疏议曰:称祖父母、父母在,则曾、高在亦同……‘下条准此’,谓父母丧中别籍、异财,亦同此义”。“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81]“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议曰: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82]为赡养老人的侍丁,依令“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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