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论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
【作者】 曲玉梁【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法律职业伦理;学科发展;研究程式;研究定位;发展空间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49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84年,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萌芽时期。1984年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起步时期;21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各法律院校并不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大部分院校没有开展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课程,也没有专职该领域教学科研的教师,教学科研成果严重不足。现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阵,未成体系。我们构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体系,必须就一些基本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位,以此明确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目标,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内容,怎样教授法律职业伦理等几个方面达成共识。我们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是通过对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的梳理,依然可以看出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尚有可以更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比较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证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3212    
  
  

在我国新一轮法学教育改革中,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已被教育部列为法学十八门A类必修课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特别是近40年,是自法学教育传入中国以来,法学界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关注最多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活动越来越多,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研究涉及面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丰富,研究人员队伍也越来越壮大。70年来,中国出版、刊发的研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学术成果比较多。笔者从上海图书馆搜索“法律职业伦理”,共搜索到法律职业伦理相关教材6本,分别是李本森的《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许身健的《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伦理案例教程》、李旭东的《法律职业伦理》及郭哲的《法律职业伦理教程》。另有法律职业伦理相关著作5本,分别是许身健的《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一卷》《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二卷》和《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三卷》、刘坤轮的《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考察》及刘晓兵、程滔的《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底线》。此外,笔者于2019年3月13日,在中国知网上以“标题”“摘要”进行限制,通过搜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共得到论文133篇。本文拟基于上述这些成果就新中国70年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主要学术成果进行简要回顾,总结其中的经验,分析其中的不足,以期为今后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设置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发展的三个时期

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大体把新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1984年,这一阶段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以学习苏联的理论为主,学术界鲜有基于我国实际情况的独立研究。但是在这一阶段法学和政治学实现了分离,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法学的一个领域成为法理学的一部分。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萌芽时期。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20世纪末,以俞荣根的《孔子伦理法律观的再认识》[1]为标志,法律职业伦理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律职业伦理。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起步时期。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学教育与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有学者开始研究法律职业伦理,更有大量学者开始专门研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相关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以“法律职业伦理”命名的教材也不断出版,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研究走上了快车道。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发展时期。

(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萌芽时期

自从清朝末年法学传入中国以来,重视法律职业伦理的呼声就始终存在于中国的法律界。我国最早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可以追溯到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大学法学院和东吴法律学院早在当时就已经开设了相关课程,东吴法学院教授孙晓楼先生在著作《法律教育》中就明确提出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第五章以“法律伦理学”作为第一节强调其重要性。孙晓楼认为法律伦理学是“教我们于研究法律之外,注意到运用法律时在社会上所应有的态度。”[2]

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在法学领域全面向苏联学习,在法学教育方面使用的是苏联教材,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放在“国家和法的理论”课程中,使用苏联彼·斯·罗马仕金等主编的《国家和法的理论》作为教材。法律职业伦理相关的内容在第十七章“社会主义的法和共产主义道德”,这本书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和共产主义道德是统一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3]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显然与民国时期的法律职业伦理的认识有较大的不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法学教育陷入停滞,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也无从谈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国家与法的内容分别被划为政治学和法学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和法的理论”中的法学部分演变为了“法学基础理论”课程。[4]法学思想的解放,促成了1981年陈守一、张宏生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5]以及1982年孙国华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6]面世。这两本教材虽然做到了国家与法的分离,但是法律职业伦理部分的内容基本照搬了50、60年代教材的内容,相关部分的内容依然叫“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

(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起步时期

1976年“文革”结束,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和实行改革开放,各学科都开始了重建与发展,许多新的学术领域被开拓。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法律职业伦理成为学者们开辟的新的学术领域之一。1984年俞荣根的《孔子伦理法律观的再认识》[7]是我国第一篇探讨法律职业伦理的论文,嗣后,俞荣根又发表了《孔子伦理法律思想再议》[8]、《试论〈唐律疏议〉的伦理法思想》[9],同时期,还有耘耕的《儒家伦理法批判》[10]、张中秋的《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11]以及何勤华的《中国古代伦理法观念的渊源及其流变——兼与西方宗教伦理法观念的比较》[12]等论文刊发。这些我国最早探究法律职业伦理的论文,都是从梳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出发,去寻找出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其中可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法律职业伦理所借鉴的内容。在立足于古代中国的伦理体系研究、促进新中国法律职业伦理的同时,已经有学者开始站在法律职业的专门化角度论述法律职业伦理,季卫东在《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就已经提到中国要拥有职业法律家群体,并认为这样的群体必须“坚决维护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奉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13]苏力在《法律活动专门化的法律社会学思考》中也提到必须加强法律队伍和法律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并要重视法律队伍的心理素质建设。[14]

(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发展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研究步入快车道。一方面,相关的研究论文大量发表,另一方面,很多法律职业伦理教材开始出版。21世纪以来比较权威性的论文有孙笑侠的《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15]、唐东楚、刘玉梅的《论法学教育的职业伦理关怀》[16]、王允武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不应忽视的法学素质教育》[17]、张志铭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认知》[18]、崔超的《新时期贵州高校法律伦理教育的现状及完善对策刍议》[19]以及刘坤轮的《“学训一体”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创新》[20]。这些论文分别从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定位以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李本森的《法律职业伦理》[21]、许身健的《法律职业伦理》[22]等,这些教材分别从法律职业伦理总论以及律师伦理、检查伦理、审判伦理等各方面进行阐释。

二、我国现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研究程式

基于我国法学教育基础课程的设置,目前我国各法律院校并不重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大部分院校没有专职该领域教学科研的教师,教学科研成果严重不足。现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阵,未成体系。通过学术梳理,其研究状态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对高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整体论述

这一类论文占据了相关论文的绝大多数。它们立足于宏观立场,对于我国当下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进行分析,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我国的现状或者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及如何完善等方面进行论述。这些论文根据侧重点不同,还可以区分:第一种侧重于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的探讨。这种类型的论文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高校应当如何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包括探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目标、讲课方式及教材、师资等问题。例如唐东楚、刘玉梅的《论法学教育的职业伦理关怀》[23]、张志铭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认知》[24]、李建新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定位与目标》[25]及刘晓霞的《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现状分析与进路探寻》[26]等。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论证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开设方法,但它们在对高校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的论证及教育现状的梳理方面比较简单,且论述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同质化。这反映了研究者对当下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关注不足,因此在提出解决方法的时候,有理论脱离现实的不足。第二种侧重于梳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研究者通常会在梳理现状过程中提出当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进行分析。例如罗丽琳的《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问题分析与破解路径》[27]以及张俊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边缘化成因分析及对策》[28]。这些论文在数量上虽然比第一种类型要少,但它们对现实问题关注较多,也能够发现当下各高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缺失的部分原因,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但是,这些论文对如何完善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探讨比较少,往往只是泛泛而谈,缺少深入的论述。第三种侧重于专项探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某一方面。例如刘坤轮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要性之理论考察》[29],这篇论文从多个方面讨论了为什么要在高校开设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对于高校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论证有非常大的帮助。除了以上的内容,这些论文还常常会对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的概念进行辨析。因为立足于整体,因此这些论文对于各高校具体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时还缺少针对性建议。

(二)以某一学校或某一类学校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

这类成果根据作者对某一高校或某一类型高校的了解,深入分析该高校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包括课程开设状况、课程效果及该类课程的历史沿革和本校的创新点。这些文章立足于个案分析,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其他高校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类论文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某一高校为例,分析本校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内容、开设背景及该高校的创新之处。例如杨松、闫海、王印的《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路径探讨——基于辽宁大学法学院的探索》[30]。这篇文章除了对辽宁大学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历史沿革及现状论述以外,还站在宏观角度总结了各高校应当如何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于高校开设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课程具有借鉴意义。第二种则是以某一类型的高校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为对象进行分析。这类论文在结构上和第一类比较相似,不会像以某一学校为对象的论文那样具体地介绍高校的课程开设情况和开设效果。它们通常会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高校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但是在论述中会更加注意学校的特殊性。这类论文包括段艳华的《成人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伦理关怀的构建》[31]、吕铎的《大庆市法学教育与法律人职业道德提升研究》[32]、崔超的《新时期贵州高校法律伦理教育的现状及完善对策当议》[33]及李凌云的《民族高校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再思考》[34]。这两种论文都会针对具体高校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对具有相似背景的高校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论证有较大的帮助。

(三)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比较研究

这类论文通常从国内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出发,首先分析国内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不足,然后介绍其他地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这些论文中介绍美国现状的比较多,汪静、李晓琴的《美国法学职业教育中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研究及启示》[35]、廖鑫彬的《美国法学院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模式研究》[36]、陈宜的《试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37]及刘坤轮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要性之比较研究—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为比较》[38]等均介绍了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另外还有论文梳理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澳门等地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这些论文通常只介绍当下该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只有《试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美国法学职业教育中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另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要性之比较研究——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为比较》对加拿大、韩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并且梳理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但这些论文通常只泛泛介绍了某一国家整体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很少以某一具体的大学为对象进行分析。另外这些论文通常只是单纯地梳理国外现状,没有分析国外做法的缺陷和可取之处,同时在分析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时也过于简单,没有明确提出本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问题所在。

三、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研究的定位与方法

法律职业伦理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指的是法律职业人员及其机构在与其职业身份有关的业内和业外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总称。显然,法律职业伦理以法律职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法律职业者的执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法律职业者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法律职业者个体道德品质与法律职业伦理及法律职业秩序的系统化理论。当然,法律职业的自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在可供性和约束力的空间中产生的。”[39]我们构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体系,必须就一些基本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位。以此就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目标、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内容、怎样教授法律职业伦理等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

法律职业伦理这一概念最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大学法学院和东吴法律学院就已经设立了“法律伦理学”这一课程,但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并没有被人辨析。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也常常被放在政治与道德教育课程中。[40]20世纪80年代孙国华主编、沈宗灵副主编的《法学基础理论》一书,认为“伦理学是研究评价人们行为荣辱、善恶、正义与否的道德规范的学科”。“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法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息息相关的。”从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该书中认为法律伦理与法律道德是等同的。[41]但是对于法律职业道德到底是什么,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到了本世纪初,开始有学者试图给法律职业伦理进行明确的定义,并开始区分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职业伦理二者的关系。房绍坤、房文翠的《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的探讨》[42]、余其营的《基于法学教育的法律职业伦理塑造》[43]及尹萍的《道德教育的特殊场域——谈大学法律职业道德教育》[44]都从不同方面试图定义法律职业伦理。其中余其营从准则、道德规范、信仰三个方面定义法律职业伦理。房绍坤、房文翠从伦理关系、伦理实体、伦理规范和伦理秩序四个方面定义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而尹萍从职业信仰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定义法律职业伦理。虽然各位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定义法律职业伦理,但是都开始注意区分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区别。对于二者的区别,刘晓霞的《法律人职业伦理培养的现状分析与进路探寻》[45]与刘晓兵的《法律职业伦理及其基本教学问题》[46]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刘晓兵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是“为了维护相互之间的正常职业关系而应遵从的行为准则”,而法律职业道德是“行为处事的善恶标准”。刘晓霞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是一种社会规范和秩序,而法律职业道德是个人的法律素养和道德修养。二者虽然论述稍有差异,但都认为法律职业伦理偏重于客观秩序,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而法律职业道德纯粹是个人内心的正义感,要求比法律职业伦理更高,但是具有较低的强制性。对法律职业伦理概念的辨析,对于高校在开设法律职业伦理时的课程设计有很大的益处。张志铭、徐媛媛的《对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初步认识》[47]先分析了伦理与道德的区别,认为道德是自律,而伦理是他律,是道德的外化。进而认为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在支柱,而职业伦理是“职业者的角色规范和责任伦理,通过规制职业成员自身的行为及其与同行、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等的关系来确保职责的履行”。法律职业伦理比法律职业道德具有更刚性的外在约束力。

虽然目前仍有学者使用法律职业道德代替法律职业伦理,但是法律职业伦理一词已经成为越来越主流的称呼。

(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是我国学者在论文中探讨较多的内容。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下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欠缺,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高校并不多,急需要高校加强对学生的相关教育。张涛、刘聪选取了10所高校进行分析,在这些高校的培养方案中,有9所直接或间接提出要对学生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但是仅有5所高校明确开设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而且这些课程全部都是选修课,学分也普遍不高,仅有2学分。其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与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还是仅针对法学实验班开设。[48]

对于当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欠缺,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分析。总体上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层面的不重视。王允武[49]、唐东楚、刘玉梅[50]、崔超[51]、刘晓霞[52]均认为1998年高教司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职业目录》没有明确把“法律职业伦理”列为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导致目前高校普遍缺少相关教育的主要原因。(2)师资缺乏。王琦认为高校教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6321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