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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实践运用
【作者】 石聚航
【作者单位】 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目的解释;刑事裁判文书;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定犯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31
【摘要】 通过对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实践运用研究,表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待目的解释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观目的解释与客观目的解释的选择性运用,须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而定。目的解释不是决定性的解释方法,各种解释方法之间也不存在位阶性。目的解释既可以用来佐证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结论,也可以用来限定文义解释结论的宽泛性。同样的,体系解释也可以用来佐证目的解释的结论。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运用法则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在建构目的解释的司法运用规则时,不宜以目的解释作为直接根据认定行为的性质,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叙明规范目的的识别方法,并通过反向论证来检验目的解释的合理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290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的进路
  在众多刑法解释方法中,目的解释是备受争议的解释方法之一。现有文献对目的解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如目的解释为主观目的,还是客观目的亦即所谓的视域融合?目的解释之目的如何确定?目的解释与其他解释方法的位阶关系等问题。上述议题极大地丰富了刑法目的解释的研究内容,但遗憾的是,关于目的解释的众多问题远未形成共识。而在对目的解释进行研究时,人们却忽略了刑事司法裁判中关于目的解释的基本立场或表述是怎样的?尽管在当下刑法教义学的学术生态中,以解释论为核心的、面向司法的刑法学成为主流的话语和范式,但联系到目的解释,我们却并未充分认识到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实际运用情况,这与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刑法学科定位是不匹配的。鉴于此,本文以北大法宝为数据库,对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实践运用进行研究。[1]在样本选取上,本文在“刑事案件”栏目下,分别选取关键词“目的解释”“罪的目的”进行检索。[2]检索结果如下:(1)以“目的解释”为关键词共检索出14篇裁判文书,与本论题相关的裁判文书为13篇,[3](2)输入关键词为“X X罪的目的”,共查询到64篇刑事裁判文书,其中与本论题相关的有26篇。[4]通过研究上述39篇裁判文书,旨在发现与解决下述问题:(1)刑法裁判中目的解释的运用与理论界的关注焦点具有怎样的关系?是完全契合理论的预设还是二者之间存在偏差,以及存在怎样的偏差?(2)刑法裁判中目的解释是在什么意义上运用的?其运用的具体类型表现为哪些形式?(3)目的解释在实践运用中是否还存在知识上的问题以及裁判技术上的问题,以及如何来改观这些问题。
  二、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适用领域
  按照现行刑法分则的体系,对39篇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适用的领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在司法适用中主要存在如下特点:
  (一)样本中目的解释多适用于法定犯领域
  样本显示,明确指明目的解释的司法裁判多适用于法定犯领域中,主要为危险驾驶罪、破坏电力设备罪、危险物品肇事罪、运输毒品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非法经营罪、串通投标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罪名。在少量的自然犯中,主要为非法侵人住宅罪、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等罪名。法定犯中目的解释适用比例高的理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阐释:
  1.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5]刑法中犯罪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从罪名上看,自然犯在整个刑法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以历次刑法修改为例,其中增设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法定犯。在对法定犯构成要件解释的过程中,需要对行为危害的法益内容进行相比自然犯而言难度更大的判断。例如,盗窃居民楼电表箱内的接地铜线及镀锌铜排等附属设施是否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6]就需要对上述附属设施是否能够涵摄在电力设备中进行解释。
  2.尽管刑法立法力图采取列举性的规定,对法定犯具体罪名的行为类型作出详细的规定,但是,基于刑法文本的静态性与社会发展的变化性之间的矛盾,刑法立法均会不同程度地规定一些兜底性的条款。而兜底性条款最大的问题是其范围并不能明确,因此,在解释的时候,就需要探寻条文的规范目的。
  3.鉴于法定犯的构成要件如若全部采取叙明罪状的话,不仅会导致刑法规定与其他非刑事法律规定之间的重复表述,还会造成罪状的繁冗,所以在刑法立法中,对于法定犯采取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越来越普遍。在空白罪状表述中,由于涉及刑法与其他非刑事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加上空白罪状的笼统性,不免在司法认定中会出现问题。例如,在对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的理解上,实践中出现了在“在县辖区内跨乡、镇间运输烟草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6月4日《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仅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市、县运输烟草专卖品”应当办理烟草专卖品的准运证,而对一县管辖内的跨乡、镇间运输烟草的行为是否需要办理准运证以及如何办理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就会出现争议。[7]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就需要结合非刑事法律的规定,对非法经营罪的规范目的予以阐明。
  (二)目的解释在自然犯中的适用
  在为数不多的自然犯中,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适用呈现出如下特征:
  1.单纯的涉及个罪的案件基本上并不会明示性地适用目的解释,例如,A基于杀害B的故意而将B杀死的情形,任何裁判者都不会在裁判文书中指出,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的目的在于保护任何自然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的权益,进而认定A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2.在涉及自然犯罪名之间存在适用的复杂关系时,为了进一步厘定行为的性质,此时会根据目的解释来作出说明。例如,被告人张某因故携带事先购买的刀具到被害人赵某家,被害人赵某发现是张某后,邀请其进入家中,并为其端茶倒水,此后二人发生争吵,张某持刀将被害人赵某左臂及左小腿扎伤,又用手掐赵某颈部,后滞留三小时后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赵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8]
  本案的焦点是在张某存在故意伤害的目的下,进入他人住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情况,如何定性?具体涉及故意伤害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之间的关联判断。一般认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常常与其他犯罪结合在一起,例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进行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只是为了实现另一犯罪目的,也可以说是实施其他犯罪的必经步骤。因此,只应按照行为人旨在实施的主要罪行定罪量刑,不按数罪并罚处理。通常只是对那些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严重妨害了他人的居住与生活安宁,而又不构成其他犯罪的,才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9]问题是,在本案中,被害人赵某为行为人张某端茶倒水的行为,是否阻却行为人入宅的非法性。仅仅从形式上判断,似乎被害人赵某的上述行为表示出对张某入宅的“不拒绝”甚至“欢迎”,不属于未经允许进入他人住宅的情形。但如此判断带来的问题是,张某此后滞留赵某家长达三小时的行为,则没有办法进行评价。因此,以上述被害人赵某理性的礼让行为来解释行为人张某是否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自然主义或裸的事实判断,而非规范性的判断方法。换言之,在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判断无法认定行为的性质时,裁判者就需要借助目的解释以进一步阐释行为的性质。而此时,如若裁判者不表明解释的方法,裁判结论通常会受到质疑。
  因此,在裁判文书中明示刑法个罪的规范目的,至少可以适度平息上述质疑,并增强判决的说理性。正如上述裁判文书指出,被告人张某事先准备刀具,进入被害人家中时将刀具藏匿于背包,虽被害人没有不得进入的明确表述,且在之后采取了让座、倒水等理性方式对待,但绝非被害人自愿邀请张某进入住宅。张某进入被害人家中,并且在之后持刀致被害人胳膊、腿部轻微伤,手掐被害人脖子致轻微伤,其主观上具有“非法侵入”的故意性,属于非法侵入住宅罪中的“非法侵入”之情形。张某在被害人家中的暴力行为,滞留三个小时之久,严重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已无需被害人明示让其“出去”之言语,亦属于“拒不退出”之情形,符合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住宅安全,这里隐含着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意思。现已查明被告人张某对被害人的目的行为是故意伤害,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后果。在尚未达到故意伤害定罪标准的情况下,此伤害行为视为非法侵人住宅的持续行为和后果,不存在无法评价的情况。[10]此外,在涉及部分转化型犯罪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上,司法裁判也会运用目的解释予以阐明,囿于文章结构的安排,后文将予以详细论述。
  三、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运用的类型化分析
  为更进一步展示刑事裁判文书中目的解释的具体运用,本文基于裁判者对目的解释运用所意图解决的问题为标准,对之予以类型化分析。
  (一)通过目的解释界定与刑法用语核心含义关联的行为性质
  对于案件事实与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相吻合的情况,裁判文书并不会特意指明目的解释。例如, A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窃取B价值1万元的电脑,在此类普通案件中,并不需要花费笔墨指明刑法设定盗窃罪的目的在于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利。对于裁判者而言,甚至直接套用司法三段论的逻辑就可以解决,学理上所说的刑法解释在这些案件中发挥的作用其实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采取文义解释对某一案件事实是否可以被解释为构成要件因素拿捏不准时,裁判者会选择目的解释以明确行为的性质。例如,被告人杜某某先后两次至本市某小区,窃得该小区楼层中正在使用的电表箱内的接地铜线12根、接地镀锌铜排25块。致该小区4幢居民楼电路失去接地保护。当发生雷击、漏电等情况时可能导致电表箱、家用电器带电,危及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杜某某盗窃的接地铜线、接地镀锌铜排不属电力设备,其行为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其盗窃数额未达定罪标准,属无罪。法院认为,刑法规定破坏电力设备罪的目的在于维护电力安全,即发电、变电、输电、供电的安全。居民楼电表箱内的接地铜线及镀锌铜排属维护供电安全的附属设施,破坏该附属设施也足以危及电力安全,应属刑法意义上的电力设备。[11]
  本案的焦点是供电的附属设施是否属于电力设备?在文义上,电力设备与电力设施应当有所区别,电力设备一般是指能够承担供电功能的设备,如变电站等。电力设施则是指维系电力设备正常发挥功能的系列附属设施。对此,通过比较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就可以得以明示。我国刑法明确区分了破坏交通工具罪与破坏交通设施罪。因此,破坏火车上的轨道、桥梁等行为,显然不能按照破坏交通工具罪论处,而应当以破坏交通设施罪论处。可见,轨道、桥梁等属于交通工具的辅助设施,不能被认定为交通工具,只能被认定为交通设施。但问题是,刑法仅仅规定了破坏电力设备罪,而没有规定破坏电力设施罪,这就需要在解释论上解决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因此,在解决此问题时,不论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结合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还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电力设备与电力附属设施的区别)似乎都难以得出合理的结论。
  但是,考虑到上述附属设施与安全供电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完整有效的供电,必须仰赖上述附属设施。对此,裁判文书通过引入目的解释,明确破坏电力设备的规范目的为电力安全,并进一步解释何为电力安全,因上述维护供电安全的附属设施承担着保障输电、供电的功能,故可以认定为电力设备,破坏电力附属设施的行为,应以破坏电力设备罪论处。
  (二)通过目的解释限定文义解释结论的宽泛性
  文义解释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明确刑法规范用语的含义,但是,文义解释的结论也可能是宽泛的。不能一概认为采取文义解释就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文义解释的结论也可能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例如,对于运输毒品罪中“运输”的理解,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实现了物理位置的移动,就可以理解为运输,因此,可能就会将犯罪人绝对控制毒品物理位移几百米的情况也认定为运输。但是,这与运输毒品罪的规范目的就会背道而驰。相关的司法裁判就明确意识到了通过目的解释限制文义解释或纠正文义解释结论的偏差。只有终极目的为了走私、贩卖毒品或以其他方式扩散毒品,或者为了帮助他人走私、贩卖毒品或以其他方式扩散毒品而将毒品从甲地转至乙地的行为才是刑法上所称的“运输”。当毒品可以认定为已经处在行为人的绝对控制之下,如果毒品只是移动了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没有公安机关的关卡和布控,是处在犯罪分子控制下的毒品存放位置的简单变动,不能认定为运输毒品的行为。[12]
  因此,目的解释并不一定会导致刑法用语含义的扩张,既不能过于拔高文义解释的功能,也不能贬损目的解释的功能。其实,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仅仅是不同的解释方法而已,不宜将文义解释视为与罪刑法定联系最紧密的解释方法,进而极力排斥目的解释的运用。
  (三)通过目的解释佐证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
  1.通过目的解释佐证文义解释的裁判
  通常认为,文义解释是古典刑法确立的解释刑法的基本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之后,基于古典刑法的立场,人们会对目的解释在刑法中的运用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意识。例如,有学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认为,“目的解释已经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赋予解释以相当的灵活性,并由此确保刑法体系的开放性,同时也因赋予法官解释的自由而严重威胁与侵蚀法适用的统一性与客观性,[13]的确,不加限制地适用目的解释,甚至可能滑向任意解释。尽管刑法理论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可能存在的冲突,但实际上,有时二者并非理论预设的“针锋相对”的关系,裁判文书中存在通过目的解释佐证文义解释的实践做法。
  以非法经营罪为例,实践中出现了具有烟草零售许可证但没有批发许可证而批发香烟的行为,对此,是否以本罪论处?按照文义解释,经营既包括零售又包括批发,二者是不同的经营方式。裁判实践认为,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批发的行为,没有超越获得的行政许可的范围,认为只是在经营中有违规行为的观点是对经营范围的曲解,销售卷烟、雪茄烟、烟丝还是烟叶这是经营项目,即卖什么东西,批发还是零售是经营方式,即怎么卖,都属于经营范围,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只有零售的资格,而无批发的资格,从事批发就超越了许可范围,不能把零售等同于销售,这种有此证等于彼证的理解,是混淆零售与批发的概念。刑法设立非法经营罪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国家的专营专卖和市场准入制度,其实质在于惩罚违反国家对一些经营活动的专营、专卖或限制制度的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国家对这些经营行为的许可制度。针对的就是这种行为的资格,有没有获得从事某种行为的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烟草公司或渠道外购进卷烟,批量销售给零售商家,就是批发行为。因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只具有国家批准的烟草专卖零售资格,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烟草专卖批发资格而擅自予以经营的,是超越了获得的行政许可规定的范围,属于无照经营,其侵害的是国家的烟草专卖制度,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14]从裁判文书的内容上看,此处所运用的目的解释的功能是在对非法经营罪的“经营行为”文义解释的印证,起到补强文义解释合理性的效果。因此,裁判结论并非是仅仅运用目的解释的结果,而是在文义解释得出结论的前提下,通过目的解释进一步佐证文义解释的综合性解释方案。
  2.通过目的解释佐证体系解释的裁判
  刑法典是一个具有内在体系的规范组合体,在教义学中,体系解释尤其受到青睐。解释结论唯有在刑法体系可以容纳的范围内,解释方法才可能获得合理性。体系解释是刑法教义学坚守的基本方法。正如德国学者指出,“一个对犯罪构成的体系性处理方法的优点是什么?一个卓有成效、具有结构性的刑法理论排除了任意性,并且使得一个受规则引导的刑法适用成为可能。”[15]
  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目的解释只是在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仍不能确定其含义时,才可运用。”[16]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实践中存在裁判者表面上运用目的解释但实质上是体系解释的做法。例如,被告人吴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从日本购买象牙边角料后走私入境时被海关查获,被查获的象牙边角料重7.726千克。本案的焦点在于象牙边角料是否属于象牙制品。[17]被告人指出,其邮寄至国内的是象牙边料,象牙边料不是象牙制品。刑法第151条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但是对何为珍贵动物制品并无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珍贵动物制品的范围通常是依照非刑事法律予以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公安部、海关总署2012年9月17日《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CITES附录I和附录II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品价值核定问题的通知》第5条的规定,象牙等制品的价值,继续依照国家林业局2001年6月13日《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中涉及的走私象牙及其制品价值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核定。根据国家林业局上述文件的规定,对于无法确定是否属一根象牙切割或者雕刻成的象牙块或象牙制品,应根据其重量来核定,单价为41667元/千克,按照上述价值标准核定的象牙及其制品价格,低于实际销售价的按实际销售价格执行。问题是,国家林业局颁布的规定,是否对刑法认定珍贵动物制品有效?从法秩序统一的角度看,对于法定犯,需要考虑其行为的双重违法性,只有在行为违反前置法的规定时,才可进一步考虑行为是否具有刑事不法。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完全可以认定象牙边角料为珍稀动物制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裁判文书中并没有明确指明是根据体系解释的结论作出的判决,而是阐明“刑法设立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目的在于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因而珍贵动物制品的价值认定与一般商品的价值认定是有区别的。”[18]似乎表明在本案中,裁判者运用的是目的解释的方法。但笔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因此,目的解释在上述案件中并无独立的实际意义,恰恰是佐证体系解释结论合理性的注脚。
  (四)采取目的解释平息不同解释结论的争议
  刑法第293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如行为人持械殴打他人,通常可以认定为情节恶劣。实践中,行为人使用铁质垃圾桶与停车牌殴打他人是否可以被评价为持械殴打他人?裁判文书已经认识到了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导致“械”的范围不同。扩大解释可能会将械理解为具有杀伤力可造成伤害后果的任何工具,限制解释则可能会将械解释为如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枪支、铁棍、木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器械。面对上述情况,裁判文书认为,当对于同一词语出现多种解释之际应采取目的解释,即将械理解为具有杀伤力的工具之意。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凶器”的解释为: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或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的其他器械,参照上述规定,凶器为“械”,但械之范围大于凶器。认定日常物品是否系械不应简单地看行为所持之物的形式、种类,而应评价在寻衅滋事过程中该物是否具有杀伤力,是否造成了伤害后果。本案中行为人所持铁质垃圾桶、停车牌完全可以当做杀伤力的工具使用,且造成了伤害后果,本案中被告人所持铁质垃圾桶、停车牌应评价为“械”。[19]
  裁判文书旗帜鲜明地暗合刑法理论“目的解释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即当对于同一词语出现多种解释之际应采取目的解释。在分析进路上,也与理论界所说的刑法解释方法的逻辑保持一致,即首先运用文义解释,指明针对“械”之理解有不同的观点,以表明解释结论的多元性,然后指明运用目的解释认为具有杀伤力的物品应当被界定为“械”。裁判文书也清楚地意识到了采取目的解释的方法可能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也理解为械,进而造成入罪范围的过度宽泛,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限定“械”的范围。可见,刑法理论界疑虑目的解释的危险甚至完全否认目的解释的观点,被不当夸大。至少裁判实践并不完全抵触目的解释。
  (五)釆用主观目的抑或客观目的解释取决于裁判的实际需要
  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对于目的解释之目的,究竟是主观目的还是客观目的,抑或主客观目的之融合,存在争议。主张客观目的解释论的观点认为,刑法立法一旦完成,即法律文本与立法者的目的就完全脱离,刑法是国家为了维护特定的客观目的而制定的,刑法的每个条文都源于一个具体客观目的。[20]与客观目的解释相对应,主观解释论通常认为客观目的解释的意义具有局限性。(1)目的解释的目的难以确定。就目的解释目的内涵而言,目的解释中的目的本身是极不可靠的。[21](2)客观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冲突。“如果对客观目的确定不当,反而会破坏法治原则。从客观目的解释在整个法律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客观目的解释只是法律解释的辅助性方法,只有在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客观目的才能取代法律的文义。”[22]我国台湾地区的吴庚教授认为:“目的论解释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动。”[23](3)客观目的解释仅仅具有辅助的功能。在原则上,刑法解释应当采取主观解释,但是,如果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种解释与现在社会发展的阶段明显冲突时,则可以采用客观解释。[24]“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为形式解释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当前的刑法知识给予了理念支撑。”[25]在民法中,客观解释说对于促进民法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如果将其适用于刑法,则未必完全可行。[26]
  从裁判文书看,理论界关于客观目的与主观目的解释争论的意义是有限的,实际的情况是,在司法裁判中,既有可能采取客观目的解释,也有可能采取主观目的解释,基本上是取决于裁判的实际需要。例如,被告人作为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在下属向其投案并交代有关犯罪行为后,未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报告义务或者将犯罪线索移交有关部门,却在其本人涉嫌犯罪时予以揭发的,是否能够认定为立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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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苏彩霞:“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2}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之批判》,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3}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4}周光权:“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5}张明揩:《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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