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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试论小额诉讼制度
【英文标题】 On the small amount litigious system【作者】 潘剑锋齐华英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小额诉讼;程序效益;简易程序;诉讼程序多元化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1)01—0075—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
【页码】 75
【摘要】

本文首先对小额诉讼程序建立的程序法基础进行了考察,并通过对相关国家及地区立法的介绍,分析了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还检讨了我国目前简易程序的立法及司法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讨论小额诉讼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项具体程序制度的构建,还在于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中必须要考虑的公正与效益相协调问题的解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26    
  引言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山西一名教师在北京某书店买了一本缺页的书籍后,坐公共汽车返回该书店换书并要求书店承担其一元钱的公交车费,该要求被拒绝后,这位教师为一元钱打起了官司,前后历时一年多,往返京晋数次,花费3000余元,最终胜诉,但只获赔1300元。为一元钱的车费值不值得打官司呢?社会上各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说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从诉讼效益的角度考虑,认为这种案件的标的额过小,案件的诉讼不仅对国家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而且对当事人来说,其经济效益也丝毫没有增加,就整个社会而言,经济效益是降低的,因此这样的官司不值得打;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是微小的权利,仍然是权利,也应该加以保护,主张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加以救济。
  从诉讼法的角度看,这一案例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微小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的司法制度应作出怎样的回应?是简单地将小额微小的权利交于诉讼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还是按正常但是繁琐的程序予以救济,似乎两者均非上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兴起的小额诉讼——一种用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简易快捷的诉讼程序——走入我们的视野[1]{1},那么它是否属于解决问题的良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小额诉讼存在的程序法基础加以研究,并对小额诉讼在有关国家及地区的立法及实施情况进行实证的分析,以探讨其必要性及可行性。相继的问题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有何差异,是否足以发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简易程序作一检讨,并探讨在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时应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小额诉讼程序的借鉴意义不仅在于一项具体诉讼制度的设立,而更在于其所蕴含的诉讼民主、程序效益及程序多元原则这些在司法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小额诉讼的程序法基础[2]
  对小额微小权利人的救济是否一定需要小额诉讼,是否可以通过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加以解决?小额诉讼的建立是否有违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而削弱诉讼的公正性?这就需要对小额诉讼的程序法基础进行考察。
  (一)程序保障含义的扩展——获得裁判权(access to justice)
  民事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公力救济方式,在解决纠纷机制多元化的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各国在设置多元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强调民事诉讼的公力保障。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公民“获得裁判的权利”,比如日本宪法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不被剥夺”,而目前对之的理解多限于“获得公正审判权”(刘荣军将之称为司法保护请求权,或程序保障请求权,在民事诉讼中演化为诉权{2})。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讨论多集中于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之后的保障,其主要内容在于加强当事人的处分权,强调给予当事人以严密的攻防辩论的机会与权利,强调审级救济等等。这诚然都是程序保障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对诉权的保障是否仅仅是保障人们追求慎重而正确的裁判而已?
  对此问题首先可从诉权进入诉讼前的保障看,在未进入诉讼之前,诉权只是一种可能性和期待性的权利,虽然说当事人有处分权,可以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3]{2},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公力救济的一种方式,对于审判前的诉权是否也应加以保护呢?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额轻微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事人由于财力不足、欠缺法律知识、或程序上花费过巨而权衡后放弃行使诉权,这样实际上使得当事人实体法上的权利在诉讼前成为有名无实。即使此时可以通过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以解决,但此种机制内在的非强制性、反程序性(至少是我国目前的情况),使得当事人在公正性上无法得到最有力的保障,而在一方当事人实际上无法利用诉讼裁判时,其被迫做出极大让步的情况是极为经常的现象,没有诉讼制度作为后盾的纠纷解决机制极易因此而失去“当事人合意”这一使其处理结果正当化的基础。因此单单完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足以解决此问题,这时应在诉讼程序上给予当事人救济。将此点放入考虑,程序保障应有两方面的考虑:(1)程序权的保障,即通常所言进入诉讼程序后的保障;(2)程序的保障,即保障走向法院接近法官之机会和权利,即司法制度使用权或者程序参与权。小额诉讼制度正是针对后一角度提出的[4]{2}(P89—97)。
  进一步从民事诉讼的目的看,民事诉讼作为国家的一种诉讼制度,其目的不仅在于民事纠纷的解决,还在于通过民事诉讼使得民众得以在法院发表意见,使政府能知道法律对他们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运行良好的法院能使政府有机会了解公民,使政府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反应”{3}。由于微小权利实际最接近公民而又广泛存在,如果诉讼程序对其特殊性不加以考虑,使众多微小权利人长期因实际困难得不到救济,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公民对司法制度的疏离,对法律的不信任,所以说“法院用群众方便的诉讼程序和方法迅速解决大量的小额诉讼案件,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4}
  (二)程序效益的要求——费用相当原则
  “决定人类社会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在于预期和估计中的行为结果在功利上(不纯粹是经济功利)大于实施行为所支付的代价”,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诉讼也不可能无视这种关系,“当人们的思维不仅仅局限于个案诉讼中谁胜谁负,而进一步考虑主体在诉讼中付出了多少而又得到了什么,当社会不再完全无视解决冲突的物质代价时,投入与产出是民事诉讼不可回避的机制。”{5}维护司法的公正在程序上要求应有一定的最低标准,因此程序不可能毫无节制地简化,复杂而繁琐的程序对得到慎重而正确的裁判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普通程序这种天然的局限性,以及现代社会中民事经济纠纷的增加,诉讼案件的增多,使得司法制度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诉讼当事人的负担也日益增加。由此诉讼程序的设计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司法资源如何得到合理的分配,二是如何平衡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投入与支出。夫妻本是同林鸟
  对小额微小权利的救济必须要考虑这两个因素。司法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必须要做出合理的分配以达到公平有效的利用,对微小权利的救济仍用普通程序加以救济不免有“大炮轰蚊子”的感觉,对于有限的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成本过大,甚至会达到超出其实体利益的程度,尽管通过复杂的普通程序也许更有利于保障裁判的公正,但如果是完全不考虑效益的公正,其价值究竟有多大值得思考。因此,对小额权利的救济应遵循费用相当原则,即法院和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不应使他们遭受不可能之浪费或利益牺牲,简便、迅速的小额诉讼程序就遵循此原则。
  诉讼程序的价值既有公正亦有效益,谁是第一位,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小额诉讼的建立无疑是出于诉讼效益的考虑。但从制度层面而言,小额诉讼程序的建立提供给当事人的是一种选择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普通程序以追求公正的实现,也可以选择通过简单而迅速的程序以实现其实体权利。当事人可以在实体权利与程序公正之间进行利益的权衡,做出自己的选择。
  上述是对小额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作一考察,但任何一种具体制度的构造都需落到实处,否则只能沦为空想,因此,如何构建一套迅速简便节省而又能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小额诉讼程序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实证的分析——以日本与台湾地区为例[5]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针对日益复杂的民事诉讼程序纷纷进行了旨在简化诉讼程序的改革[6]{1}(P711—714),其中一项主要的措施就是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从有关国家及地区的立法看,小额诉讼的建立主要作用有二:一是解决在复杂的诉讼程序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小额微小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二是诉讼程序的复杂面对日益增多的诉讼无能为力,需要一定的程序以减轻普通程序的负担。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具体的制度构建是甚为必要的,因此下面对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具体立法情况作一归纳,以寻求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基础。
  (一)日本的情况[7]{6}
  战后,日本参考美国小额诉讼制度建立了简易法院的诉讼程序,但“简易法院程序没有起到真正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它只不过是通常诉讼程序的简化而已”{6}(P24),因此,日本1996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小额诉讼制度,在第6编规定了不同于简易法院诉讼程序(规定于第2编第7章)的小额诉讼程序,共14条,比较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规定,小额诉讼的特点在于:
  1.小额诉讼适用案件的标的额较小。日本新民事诉讼法368条规定:“对于以诉讼标的额为30万元以下的支付金钱请求为标的的诉讼,在简易法院可以请求依据小额诉讼审理及裁判”,而简易诉讼的标的额为90万元,按诉讼标的额对简易事件作了进一步的划分,适用不同的程序。同时,为防止小额诉讼成为向一般市民发放贷款或出售货物的公司、企业向一般市民催讨债务的工具,该法规定一年内当事人在同一简易法院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不得超过最高法院规则所规定的次数(日本民事诉讼规则第223条规定为10次),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报制度(第368条第3款和第381条)。
  2.诉讼程序更加简便。根据日本新民事诉讼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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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肖建国.程序效益论(A).陈光中.诉讼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13—714.

{2}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88.法小宝

{3}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46.

{4}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3.

{5}柴发邦.体制改革与诉讼制度的完善(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72.

{6}白绿弦,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A).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7}史锡恩.修正民事简易诉讼程序施行后实务上的发现之问题(A).民事诉讼法之研讨(4)(C).台湾:三民书局,1996.364—367.

{8}邱联恭.小额诉讼制度与简易诉讼程序(A).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C).台湾:三民书局,1992.298.

{9}王甲乙.民事诉讼法之研修(Z).北京大学讲座之材料,1999.50—56.

{10}范愉.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趋势与中国的司法改革(J).法学家,1998.(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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