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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何谓法律解释
【副标题】 对《立法法》中设置“法律解释”一节的认识【英文标题】 About legal explanation
【作者】 陈金钊【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解释;立法法;法治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1)01—002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
【页码】 22
【摘要】 本文以法律解释的地位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分析了在《立法法》中设置“法律解释”的不合理性,认为立法解释在本质上仍属于立法而不属于解释。根据法治的原则,权力应合理分配给不同的主体,立法机关的职责主要是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在我国应创设专门的法律解释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17    
  一、法律解释的地位
  法律解释在近十年来是一个倍受法学界关注的问题。从法理学到民法学、刑法学及诉讼法学等都把其当成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甚至在我国通过的《立法法》中也专门有一节规定法律解释。对于法律解释,人们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法律解释是介于立法与实施之间的“中介”环节。人们一般认为立法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制定、补充、修改而向社会输入法律规则。这种规则多数是关于立法者所欲调整事物和行为的共性规则,它是从同类行为和事件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规定。一旦被制定出来,就要运用于社会和司法实践。但在其实施过程中,难免使共性的法律规则呈现出不明确性、不周延性以及法律漏洞等诸种情形。这样,在由法律向判决的转换(或由共性法律向个性化行为转换)的过程中,就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否则在许多场景下,尤其是在法律推理不能直接进行的地方,法律实施就成为空话。所以,从其动态过程看,法律解释是介于立法与实施之间的桥梁{1}。
  第二,从实体法学来看,法律解释是明确、丰富和完善法律规则的活动。由立法机关创立出来的法律规则,不可能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案件进行详尽无疑的规定。事物以及人们的行为也不可能完全像立法者所预料的那样去发生。所以,法律规则与个性行为(案件)的关系是部门法学永恒的研究对象。这种研究形式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一个法律影响事实的意义、而事实也影响法律的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事实被不断赋予法律意义,而法律也不断给事实打上烙印。在法律与事实之间的互动中,法律规则被理解,法律的意义被释放,而事实也纳入了法律的能力范围。其结果是,抽象的法律规则在被理解和解释过程中获得了生命,内容得到了丰富,不明确的地方得到了说明,不确定的东西得到了相对固定化。
  第三,从诉讼法学来看,法律解释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分,甚至在有些国家被认为是法院的一项独断权力。在法官等司法者看来,立法机关创设出来的法律,是法官判案所要依从的最主要的文本。这种文本具有权威性,对它不能任意解释,否则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文本的权威性就难以保证,法制也难以统一。德国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迦达默尔认为,法律解释和神学解释一样,都属于一种可称为独断解释的东西{2}。这种解释的独断性是由解释主体的单一性所决定的。对《圣经》意义阐释的主体是牧师,而对法律文本意义进行阐释的是法官。牧师对《圣经》的解释仰仗的是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而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则倚仗着法律的权威和法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这种独断解释保障着法律解释的权威性,保障着法律文本不因多主体解释而失去效力。在神学解释学看来,《圣经》的神谕传达者只能是牧师,不可能是上帝。而在法律的适用者看来,法律意义的传播者不可能是立法者,而只能是法官。因为立法者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在每一个案件中,在每一个依法行为的活动中都亲自宣布自己的意思,它只能通过法官等法律适用者,使法律意义布之于具体的案件和行为中。
  第四,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近期的政治目标,法治的最基本要义就是权力应有分工,而且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使权力的行使有所制约,即各种权力应具有大致明确的界限。在当代政治国家中,权力的分工似乎已被多数国家接受,即使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政治学和法学(或者说政治体制)中也都存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尽管这种分工与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有着本质的区别)。既然这样,那就要求我们在各分工的权力中大致划清界限[1],否则权力的分工就成了空话,社会就会出现混乱。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追问,立法与法律解释是不是一回事?法律解释是不是应该属于立法活动?法律解释权是不是属于立法权?实际上,从上面几点的说明中已经能够得出结论:法律解释不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二、对《立法法》设置法律解释一节的质疑
  对于什么是立法,笔者不敢妄下结论,这里仅借在立法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李步云、周旺生教授的观点进行叙述。在《立法论》一书中,周旺生教授认为,立法是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所进行的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其直接目的是要产生和变更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3}。李步云教授认为,立法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认可、修改、废止、解释和监督法的活动。这一定义表明,立法是一种活动和过程,其目的是产生和变更法这一特定的社会规范{4}。从这两种定义方式来看,法学家们对立法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最为明显的是周旺生教授认为立法活动是指关于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法律的活动,而李步云教授认为,立法活动是指关于法律的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法的活动。在李步云教授的定义中增加了两项内容,即把解释和监督也纳入了立法的范畴,从而扩大了立法活动的范围。据笔者了解,李教授参与了立法法的起草工作,也许在《立法法》中加入法律解释一节与他对立法的界定有一定关系。李教授在《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也谈到,“解释与监督是否也是一种立法活动形式或方式,则看法很不一致”。他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解释,是特指立法解释,并不包括行政解释(即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个案所作的解释)和司法解释(即司法机关在适用法的过程中对法所作的一般性解释和个案解释)。立法解释是指有权产生和变动法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现行法的规范、原则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所作的阐明和规定。它既可以依据立法者的原有意旨对法的规范、原则和概念进一步作出明确的界定,也可以依据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其内涵与外延作出新的扩大或缩小的解释,以及作出某种特殊情况下的灵活处理”。他还认为,把立法解释纳入立法活动,已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因而将立法解释视为立法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实践上也是很有必要的{4}(P20—21)。也许是依据这种理论,《立法法》专家稿中增设了“法律解释”一节,这一建议在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随同《立法法》一起被通过。
  《立法法》第2章第4节设置了6个条文专门规定法律解释。通过对这6个条文的阅读,笔者感到把这一节放置在《立法法》中似乎并不妥当。该节的要义有二:一是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是第4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这两个条文,一个是授权性的,即把法律解释权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另一个是说明性的,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从表面上看,《立法法》的颁布,似乎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使议行合一的人代会原则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我国的法理学中,把法律解释分为三种,这就是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但这种划分不仅遭到欧美一些法学家的批评,而且在我国也早已有人对立法解释是否存在提出质疑{5}。这种质疑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看,我国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向社会输入法律规则,是一个全权机关,不仅制定法律,而且还监督法律实施。也就是说,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无论以什么形式作出的规定,无论是以创立、决定、决议、法律、解释等形式通过文本,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具有创立法律的意义。因而,在这里立法与立法解释并没有质的区别。在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那里,无论是创立、废止、修改、补充还是解释都是立法,立法机关所创立的东西都是真正的解释者(法律适用者)需要的解释文本。在《立法法》中区分立法和解释,对法律适用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在司法者看来,立法机关所创设的规范性文本对他们来说都是要实施的法律。二是从实践上看,立法机关很少行使所谓法律解释权。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法律需要解释,没有解释,法律适用便难以进行。但立法机关并不能对要求解释的法律一一作答,如果非要回答,司法与立法也就没有了界限。从我国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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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4.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26.
{3}周旺生.立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57—62.
{4}李步云,汪永清.中国立法与基本理论和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20.
{5}袁吉亮.立法解释制度之非(J).中国法学,1994,(4).
{6}乔晓阳.立法法讲话(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347.
{7}陈金钊.论审判规范(J).比较法研究,19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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