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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政策
【英文标题】 Silence right and our country’s criminal policy
【作者】 樊崇义【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沉默权;自顾原则;询问权;刑事政策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1)03—0078—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78
【摘要】 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其法律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的确立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不矛盾,运用得好,还会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果。沉默权并不排斥自顾原则;与警察的询问权也不矛盾,反而有利于警察依法行使询问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37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的合理因素,即有利被告原则或曰“疑罪从无”和“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两项规则已融入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享有的沉默权问题,亦即“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吸收。相反却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自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对于该公约第14条中规定的人人完全平等地享有“不被强迫诉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被承认犯罪”的最低限度标准,法学界及司法实际部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立法是否规定沉默权已成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沉默权的含义与本质
  在我国立法规定沉默权之前,必须首先搞清它的含义和本质。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从沉默权的提出到立法确认和广泛适用,在英国的历史上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早在12世纪之初,沉默权作为辩护理由,被用来对抗宗教法庭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到了1568年,英国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在王座法庭进行纠问誓言为由,为一名被迫宣誓者签发了人身保护令。后来,戴尔的这种作法被人们归纳总结成一句名言:“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2}在英国引用最多的经典案例就是1639年发生的约翰·李尔本案件。星座法庭指控李尔本贩运煽动性书籍,李尔本否认犯罪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讯问。星座法庭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处李尔本藐视法庭罪,收其监禁并施以肉刑。在执行鞭笞的过程中,李尔本向围观的人群痛斥审判不公,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641年议会掌权后宣布李尔本一案的判决不合法,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之后,由议会审理的十二主教案中,沉默权被引用并得到确认{3}。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最早成文法是1898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该证据法称沉默权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从沉默权的产生、发展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把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加以规定,是一项刑事司法准则。德国刑事诉讼法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第1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等,都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还有一些国家,把沉默权升华为宪法原则,规定在国家的宪法中,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在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强迫作证。
  从沉默权的产生以及世界各国的立法表述中可以看出,它在法律上的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享有沉默权的主体是被追诉者,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的方法和方式是缄口不语;行使这一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企图或正在用强迫方式让被追诉者自证其罪或自我归罪的行为;适用这一规则的目的是排除强迫方式的运用,即达到抑制、消除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
  正确理解和掌握沉默权的含义及本质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是否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问题,其中关于被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之规定,我国是否保留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展开了争论。有人说不能保留,有人说一定要保留,有人说从中国国情出发应缓行等等。更有甚者,许多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强烈反映,立法如果规定了沉默权,一定会影响“严打”,影响同刑事犯罪作斗争。有人形象地说,在反腐败斗争中,行贿受贿案件,行贿人不揭发,证人不作证,再赋予被告沉默权,反腐败斗争就会夭折!还有人说,沉默权同我国一贯倡导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相抵触,不合中国国情;并且沉默权否定了警官在刑事侦查中的讯问权……。
  二、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曰是非功过,本文不想谈及,就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而且运用得好,还会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果。
  首先,就其各自的含义和精神实质而言,沉默权之本意是告诉办案人员在审理任何被刑事指控的人时,对被指控者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他承认犯罪。其本质是“不被强迫”,目的在于遏制刑迅逼供、提名问供、骗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取得口供;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是人民司法工作长期以来经验的科学总结,应该说它是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刑事政策,也曾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政策的实质是鼓励被追诉者随时放弃沉默权而主动、自顾地陈述自己的问题。“强迫”和“自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行为。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赋予被指控者沉默权,并不是排斥其自顾陈述的行为,被指控者作了自顾陈述,即坦白,当然会记录下来作为证据之一使用。因为自顾陈述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和地区运用口供的一个原则。例如,英国的法官规则、美国的米兰达规则,都是在坚持沉默权的原则下,同时保留了疑犯一旦作自顾陈述,即可记录下来作为证据使用的作法。与此同时,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排斥被追诉者施展种种手段,隐供、串供、拒供、谎供、假供、逃供等毁灭证据的抗拒行为。对于如实坦白、沉默不语和抗拒不供,甚至施展种种手段企图逃脱等行为,我国的刑事政策是有宽有严,或宽严相间,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只是在量刑上加以体现,并未在立法上施以“抗拒罪”,这种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恰恰体现了正义和公正,是同沉默权的价值选择完全一致的。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就是为了遏制用非法手段取证而实现司法公正和正义。至于在理论上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曲解,特别是实践中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口实,完全脱离自顾原则,强迫被追诉者交待,甚至施以暴力,那就另当别论了。笔者认为那种作法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本质和含义。
  其次,就我国的刑事执法而言,对于曲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作法,尤其是个别执法者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手持棍棒刑讯逼供的作法,是明令禁止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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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件汇编(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92.
{2}人民检察,2001,(1):17.
{3}卞建林.沉默的权利(N).南方周末,1999—08—06(5).
{4}英国诉讼法选编(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56—560.
{5}米兰达裁决有人喜有人忧(N).法制日报,2000—06—29(4).
{6}关于沉默权的理性思考(J).中国律师,20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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