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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7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新方位,也是中国法理学进步的历史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起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是什么?
  我们不妨跳开法学视野,换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角度来看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我们注意到,在某些政治学家看来,法理学就是要研究解决法学与政治学、法治与政治、法理与政理、法律与政策等问题的学问,它要为治国理政和政治发展提供法理依据,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法治引领,为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提供法学支撑,为政治权威和政治行为提供合法性说明,等等;在某些社会学家看来,法理学就是要设计一套法学(法治)理念、原则、制度、程序和方法,通过法理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治)的社会控制,依法实现公正地分配社会利益、合理地调整社会关系、有效地规范社会行为、权威地维系社会秩序的社会正义目标,等等;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法理学就是要以法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构建“市场经济法治”、营造良好经济环境为主要目标,以“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一收益”最大化和实证量化研究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法理学(法学)思维和方法观察研究经济问题,以经济学视角和方法研究分析法律和法治问题,等等;在某些哲学家看来,法理学是从哲学角度、用哲学方法、哲学范畴和哲学思维来研究回答法学(法治)问题的学问,是法学的哲学化提升和哲学的法学化延伸,是对法学教条主义、法学经验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实用主义等所谓“法学幼稚现象”的超越,等等。面对上述看法和期待,法理学试图通过构建“法政治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哲学”等法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作出法学的回应和解答。但,人们似乎并不满意!
  那么,在中国法学家(法律人)眼中,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是(或者应当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不可能有统一答案的“哈姆雷特之问”。
  从部门法学角度看,中国法理学作为基础性原理性的学科,应该能够为部门法学(包括宪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提供一整套可以作为理论基础(法理依据)的学说和方法,然而事实往往让人失望,法理学的有关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等,难以深入细致科学地回应部门法学的现实需求。例如,部门法学存在的一个重要学理依据,是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我国社会和经济基础性质等原因,在法理学上难以对公法和私法、公权和私权、国家和公民、政府和社会等国内法学的重大法理问题进行深入表达—我们看到,在国际法学领域,为了便于与世界接轨,我国国际法学依然采用“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等的划分标准,在这一点上,国际法学与国内法学的法理基础好像是“双重标准”,以至于在某些问题上,法理学表达与部门法学需求出现“理论鸿沟”现象,导致部门法不得不“自力更生”,构建“民法哲学”“刑法哲学”“经济法哲学”“行政法哲学”“诉讼法哲学”等各自的部门法理学(法哲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直接原因是我国法理学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等,既不是从我国部门法学的现实需要中“内生成长”起来的,也不是对部门法学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归纳推理”凝练出来的;一个间接原因则是法理学缺乏通过部门法学这个“中介”,与部门法调整的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对接,因此在通过部门法学“接地气”方面,法理学是存在先天不足的。针对这个不足,中国法理学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使命:一是加强与部门法学的合作,努力打通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对接的“最后一公里”,使法理学能够植根于部门法学之中以汲取理论养分,部门法学能够获得法理学的法理支持和学术导航;二是通过部门法学这个“中介”,加强法理学对现实生活中相关法律问题、法治现象、社会矛盾等的关注和介人,使法理学发展能够更接地气地获得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实践推动力、创新作用力;三是从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知识结构角度看,法理学者如果能够兼顾公法和私法领域中一至两门部门法学的重大问题研究,部门法学者能够从某些角度打通公法与私法、国内法与国际法、部门法与法哲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有可能为中国法学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
  从法治实践角度看,中国法理学使命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基本问题,是如何回应、阐释、解读、引领当代中国的法制改革和法治实践。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理学以现实法治问题和国家民族法律需求为导向,通过对法治与人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的本质与功能、法律体系、民主与法治、人权与法治、法学基本范畴、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体系、法制改革、法治现代化、法理范畴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服务法治建设实践,推动法理学发展。一方面,历经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中国法理学,在理论创新、学术创造、人才培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决策贡献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和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向中国法学和法治发展交出了一张合格答卷,因此我们有了更多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然而另一方面,与新时期前30年法理学对中国法治(法学)发展的引领促进作用相比,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加速发展的巨大现实需求相比,与中国法理学应当在世界法学低迷时“弯道超车”的时代责任相比,法理学在一些重大或基本问题的创新研究突破上,似乎又显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乏力、越来越被考核评估等“指挥棒”所左右、越来越成为“注释法学”,诸如“有提法少看法”“有观点少理论”“有名词少学说”“有标新少创新”等现象,在法理学(和整个法学)界并不少见。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呼唤并推动法理学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法理学处在一个能够产生大学问也应当产生大学问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产生大学问的根本依据和动力源泉,在于新时代亿万民众的权利觉醒和法治需求,在于经济社会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于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图大业,在于法理学界的更多觉醒和自觉,更多投入和奉献,更多深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具体实际。
  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法理学使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如何统筹兼顾地处理好中国法学与西方法学的关系。医学与法学、医院与法院、医生与法官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把西方法学比作“西医”,把中国法学比作“中医”,那么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如何实现法律(法治)的“中西医结合”。众所周知,清末中国法制改革、法学建构,基本上是以西方大陆法系为样本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法学建构也多是以社会主义苏联为模板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知识产权、社会法、人权法等方面,也学习借鉴了西方法学(法治)的许多有益经验。从专业意义上讲,中国法学知识谱系、法学话语结构、法律方法逻辑等的“底色”,大致属于“西医”范畴,而中国社会公众和社会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法机关、法治文化基因和法律生活方式等,总体上属于“中医”范畴。如何在法学(法治)领域实现“中西结合”,既是中国法理学面临的深刻挑战,也是其应承担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在中国医学领域,经过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演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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