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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走进法理新时代
【副标题】 专访“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张文显教授
【作者】 张文显【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734    
  
  随着“法理”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中国法学的共同关注,成为法治中国的精神内涵和信念之网,中国法学必将迎来法理时代,“法治中国”必将呈现“法理中国”的鲜明品质。张文显教授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中的前瞻性论断,渐渐显现为中国法学的现实,我们站在了法学成长新的历史方位之上,进入了一个法理新时代。法理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法理学终于找到了它的真正对象,找到了它的安身立命之所和砥砺前行之基;意味着中国法学迎来了从法律之学、法治之学上升至法理之学的契机,迎来了从法的规则之学、秩序之学升华为法的理性之学的飞跃;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有了新的理论据点,法治中国建设有了新的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了新的话语力量。
  法理新时代的旋律,抒发为一个生命力饱满的学术体系,表意为一个创造力无限的理论旨趣。思想在历史中的演绎将我们带入了这个时代,从法理出发正是以历史为因;理性在实践中的绽放让我们聚焦于这个时代,循法理前行必将以实践为本;深情在逻辑中的挥洒令我们感怀于这个时代,品法理之道定要以逻辑为心。
  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4月25日,中法评“对话”栏目特邀“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的发起者张文显教授,畅谈法理新时代,纵论法学新思维,寄寓法治新期望。现将对话全景实录如下,以飨读者。
  1.中法评: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理是法治中国的精神内核,是法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因之,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共同关注。随之,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必将迎来法理新时代。请您就这个主张和论断,进一步做点说明。
  张文显:这个论断和主张是我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中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首先,我要对“法理新时代”做点解释。这里的“法理”并不是“法理学”,不是说中国法学进入了“法理学的新时代”。这里的“法理”指的是“法律之理”,“法治之理”,亦即“法之理”,是法律的内在精神、法治的时代品质,是法律秩序的本原和本质所在。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践的深化和拓展,特别是随着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深度融合为“良法善治”的时代品格之形成,“法理”的概念、命题和话语,在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实践、法律方法、法学理论以至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法理功能日益凸显,渐成“法理泛在”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正在进入法理新时代。我个人认为,用“法理新时代”表征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新的历史方位,也许是最恰当的概念。同时,法学界很多人看得出,“迎来法理新时代”不只是一个预判和论断,而且意在通过法理研究进一步推进中国法律、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这也是我倡导和推进法理研究的根本性理论追求和学术目标。
  2.中法评:“法理”与我们经常听到的法学理论、法理学、法哲学这些概念有什么不同?
  张文显:“法理”是法理学、法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而法理学、法哲学是学科的名称。在整个法学体系里面包含着法理学(法哲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学科,它们是整个法学体系的具体组成部分的特定称谓。关于法学理论,有两种说法:一是指整体意义上的关于法律、法治和法理的理论;二是指在我国法学硕士、博士学位体系当中,有一个专业叫法学理论专业,是相对于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专业而言的。法学理论用英文来讲就是“legal theory”,法哲学是“philosophy of law”,法理学是“jurisprudence”,“法理”是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在不那么规范的意义上用“法理”来指代法理学。比如,问一个法学理论研究生“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答:“我学法理的”。问一个教师:“你教什么?”答:“我教法理”。实际上这都是不规范的说法。所以,《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那一卷说:“法理”一词也是“法理学的一种并非规范的简称”。当然,说“不规范”,有点重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的说法、习惯的说法。法理学也好,宪法学也好,其他法学学科也好,都是一种学术学科的称谓。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论文标榜为“法理研究”,但实际上它是关于特定问题的法理学研究、法理学分析,而并不是关于法理的研究。
  我们法学体系里面实际上有三个核心概念:法律、法治、法理。法学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由法律理论、法治理论和法理理论组成的。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以及法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可以说就是以这三个概念作为基石的。
  我这里稍微展开说一下:古今中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法学,有三个最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是法律问题。关于法律是什么、法律来自哪里、法律向何处去,以及关于法律的作用、功能,法律的体系、法律的效力、法律的渊源的研究,都是法律理论。
  第二个是法治问题。当我们讲厉行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时候,指向的是法治。当我们要回答什么是法治、如何实行法治的时候,有关法治的理论问题便冒出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结合等的阐述,都属于法治理论。法治理论回答的不是规则的理论,而是依据规则进行治理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用一段论语生动地说明了二者的界限:“法律是什么?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
  第三个是法理问题。无论是法律还是法治,无论什么样的法律和法治,都要建立在某种理念或信念的基础上,都要建立在某种价值共识或基本共识的基础上,都会有某种目的性的导向,对这些理念、信念、导向、共识的追问,就是关于法理的理论。
  3.中法评:“法理”到底是价值还是事实?它与法学家们经常说的法的理性、法的原则有什么异同?
  张文显: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全面的、辩证的看法。首先,说法理是一种价值,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法治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生活秩序,我们为什么要有一套规则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来调整我们的关系、来实现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这就是要在价值意义上回答法理问题,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法理就是价值。其次,说法理是事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当我们把法理作为研究对象时,法理就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价值“事实”。当然,如果不加解释,听起来就有些牵强。
  从研究的角度,法理是从三个意义上来讲的:
  第一,法理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法理必然要回答法律是什么、法治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必然要回答法律和法治的本原性和本体性的问题。黑格尔讲法的本质在于自由,马克思主义讲法的本质在于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法理。
  第二,法理是一个目的论范畴。目的论范畴意义上的法理,必然要回答法律为什么是这样、法律如何是这样、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法律是良法?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法治和德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这实际上都包含某种目的论、价值论。例如,我们之所以主张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因为只有按照既定的规则和一整套已经设定好的法律机构来执行规则,才能避免发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情况,才能够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便是法治的目的。所以,“法治”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就是有目的性的,对法治之法理的研究也必然是具有目的性的。
  第三,法理还是一种方法论范畴。如同任何基本概念一样,法理这个概念标识着一种新的法学理念、新的法学思维,甚至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法理问题、法治问题、法律生活时,有没有法理思维,其进路和所产生的效果很不一样。
  我们就是在这三种意义上理解法理概念的。我们经常说的法的理性就是法理,因为法律就是让人们理性地去生活,让人们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法律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或者说应当是一种理性的生活,而不是一种野性、任性的生活,也不是一种跟着感觉走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就是一种法的理性,特别是法律生活方式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理性,我们也常常说司法就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自古以来的思想家,从占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一直到康德、黑格尔、罗尔斯,他们都用理性来定义法律,实际上就是用法理来定义法律。
  对法理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我是这样理解的。法律原则是法理的一种存在形式。我国法律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每部法律都要规定基本原则,像《民法总则》第一章就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有关于本法的原则的规定,这些法律原则就是法理的一种载体或存在形式,是我们发现法理的一种途径。我们到哪里寻找法理?成文法中的原则,裁判文书中的说理部分,法学家所提炼出来的格言,提炼出来的命题,都是法理的存在形式或者载体。所以法律原则是法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现代法理的重要载体。
  4.中法评:“法理研究行动计划”自2017年年底启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引起了法理学界和部门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请您重点介绍一下“法理研究行动计划”。
  张文显:首先,发起并推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是当代中国法学、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即使不是由我发起和推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也会有其他人来提倡“法理研究”。原因在于,当代中国要实现“良法善治”,就必须提倡“法理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讲要用良法保证善治。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的新理念之一就是良法善治。为了实现良法善治,很多法律的观念、法律的理论、法治的观念、法治的理论都要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以良法保证善治”的法治理念,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战略、新举措;而“法理”就是对“良法善治”的最好概括。
  其次,推动“法理研究”是我对法理学教学和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先后参与了《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基础理论》《法的一般理论》的编写,到1992年参与编写《法理学》,沈宗灵先生任主编,他要找一个年轻人协助他,选了我做副主编。这是第一本以“法理学”命名的教材,自那之后“法理学”才名正言顺地成为法学的一个学科,成为法学本科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法理学》教材也成为核心教材。
  虽然法学理论教材的名称变化了,但是,法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知道,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宪法,民法学的对象是民法,刑法学的对象是刑法,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法理吗?可是,我们的法理学,仍将其研究对象定位于“法律”而不是“法理”;尽管我们讲法的一般理论,讲的是一般法,但仍然讲的是法律,研究的是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并没有真正地去研究法理。虽然法学理论教材名称改变了,法理学学科地位独立了,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叫法理学,可是研究的不是法理,不是“法理之学”。很多法科学生都注意到法理学教材里面没有关注甚至没有出现“法理”这个概念,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法制、什么是立法、什么是司法都有,唯独没有法理概念,没有关于什么是法理的论述,这就说明法理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法理之学”。国内不少学者,包括朱景文、夏勇、付子堂、马长山、舒国滢、葛洪义等教授都不同程度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没有得到细致研究。我本人作为好几本《法理学》教材的主编,也在关注和反思这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提出法理学的转型升级,认为法理学需要“脱胎换骨”,就要从法律之学、法治之学升华为法理之学,要以“法理”为中心主题,以“法理”为核心研究对象。2016年11月,我在对外经贸大学举办的“沈一冯法学名家讲坛”上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法理与法理学”。出乎意料的是,来听报告的人爆满,最后提问环节也将近一个小时,反响挺好。于是,我就想在这个基础上把讲稿变成一篇文章。
  后来,《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刊发了我的文章《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文章提出,我们对法理的研究,不仅应当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也应当是整个中国法学的共同关注。文章发表之后,反响非常强烈。我们开始思考,要不要借助这篇文章掀起一个法理研究的高潮?以法理学青年教师和法学理论博士生、博士后为主体,我们在长春开了两次预热会,研讨如何深入推进法理研究。后来大家说叫“法理研究行动计划”。为什么叫行动计划?就是想强调法理研究需要行动起来,有一个长期的、持之以恒的行动规划。法理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次、两次学术会议,也不是开几次学术论坛、发表一批文章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持续地推进,我们准备先搞三年行动计划。
  2017年12月4日,在苏州大学召开了“行动计划”第一次论坛,这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举行的,参会人数50多人,讨论很热烈。此后,2018年3月,第二次会议在长沙中南大学举行,2018年8月,第三次会议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这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进一步论证法理,讨论怎么样凝练法理、怎么样发现法理、怎么样研究法理。
  通过这三次会议,达成了很多共识,也对法理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法理研究不能停留在面上、宏观层面上,而是要深入具体法理论题之中,必须分专题研究,所以我们提出了法理研究的19个专题。首先是经典文献中的法理,像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法学经典、中国古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包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次是公法、私法、经济法、社会法、知识产权法等各个部门法和部门法学当中的法理。再次,就是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的法理,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当中的法理,案例中的法理,制度中的法理。最后,就是我们要研究一些过去大家不太关注的法律文明中的法理,像伊斯兰文明中的法理、东亚国家的法理。
  针对这19个专题,我们先从前期成果相对比较成熟的领域做起,第四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公法中的法理”,第五次是“私法中的法理”,第六次是“法理思维与法律方法”,第七次是“经济法中的法理”,第八次是我们最近发布公告的“知识产权及相关权利中的法理”。第九次是“法理研究的方法论”,讨论如何深化、拓展、创新法理研究。第十次是我们正在筹备的一次学术盛会,主题是“法理的概念”。什么是法理?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远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一种简明的、精准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种定义式的概括,现在还都是论说式的概括。
  20世纪30年代,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苏联法学研究所所长维辛斯基动员了全苏一千多名法学家,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开了三天会,最后形成一个到现在为止仍然堪称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的法的定义,即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国家意志,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人们行为、调整人们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总称。这个定义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内在逻辑具有它的合理性,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法理学教材关于法的概念的定义,都是根据或参照苏联的定义来写的。我总在想,我们能不能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汇聚法学界的智识,形成一个法理的概念?所以第十次例会至关重要。当然,我们试图形成的这个“法理”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法理”的定义,因为定义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就是“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的梗概。法理研究行动计划仍然在路上,实践无止境,理论研究亦无止境。
  5.中法评:您现在倡导的“法理研究行动计划”鼓励学者从整体性面向研究转向分领域专题研究。目前已经举办了公法中的法理、私法中的法理、经济法中的法理、知识产权中的法理等为主题的会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种法理之间会不会存在层级的问题?
  张文显:你说的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如果我们把法理作为一个体系来看的话,它一定是有层次之分的。我认为总体上可以分成核心法理、基本法理、具体法理三个层次。
  核心法理就是通贯我们的法律生活、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的那些法理。比如,当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法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们利益、维护人民权利,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造福人民,尊重和保护人权;以公平正义为生命线,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人类法治的共同价值,要体现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这些都属于核心法理。
  中法评:那么,总体上/宏观上的基本法理和具体法理包括哪些内容?
  张文显:对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个法治体系有它的核心法理。某一个法律部门,它作为一个局部性的法律领域来讲,也有自己核心的、基本的和具体的法理。比如,现代民法所确立的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性别平等、财产神圣、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环境正义、权利救济、定分止争,等等,都是中国民法中的核心法理。然后是民法各分则的基本法理。人格权法、婚姻家庭法、物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侵权法等,都有自己的核心原则、核心理念,构成这个领域的基本法理。比如说婚姻法中的婚姻自由,侵权法的权利救济,物权法的平等保护产权以及物畅其流、物尽其用等。更进一步,就是具体法理。例如,围绕离婚的理由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感情论”和“关系论”。“感情论”者坚持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正当理由,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婚姻的论述为依据,主张“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理由,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强调“感情破裂”仍应作为当今婚姻法的原则。“关系论”者则认为婚姻关系破裂是离婚的法定理由。这两种理论的争论折射出对有关离婚的法理基础的不同主张,直接影响了我国婚姻立法原则的走向,也深刻影响婚姻家庭司法。
  6.中法评:谢谢张老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如何发现法理。刚才您谈到在具体的部门法里、判例中,还有格言、命题,都会发现法理,我们寻找其中可能成为法理内容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判断哪些是、哪些不是法理?谁来判断?有没有一个标准?
  张文显:“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的成员中,丰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发现法理》,邱本写了《如何凝练法理》,王奇才写了《法理与法谚》,这些文章都涉及如何发现法理、解读法理的问题。比如,很多人把法谚都当成法理,但有的法谚并不是法理,这就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凝练法理。
  第一,如何发现法理,换言之,就是法理在哪里。最直接地来讲,法理就在法学家所凝练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命题中。有很多命题不是法典或者判例当中现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由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或者法官、律师们概括出来的。我给你们举一些法理命题的例子。比如,“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公正是一种完善的理性”“法律是最保险的头盔”。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即自由”“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无救济则无权利”“无诉权就没有法律”“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像这样一些命题都是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法律人概括出来的,我们收集了几千条。还有法学家概括出来的一些概念。有的概念被运用到法律条文当中,但更多的是存在于法学著作当中。像我们熟悉的信赖保护、意思自治、环境正义、遵循先例、正当程序等法律原则都属于法理。
  这里要强调一点,“法理”这个概念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概念。早在华夏法治文明的初期阶段就萌发了法理观念和理念,至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承载法理意蕴的概念,诸如“道”“礼”“礼制”“义”“仁”“德政”“仁政”“正名”“保民”“经权”“定分止争”“明德慎刑”“以法治国”“奉法强国”,等等。汉代开始,“法”与“理”合成为“法理”,形成了“法理”概念,从此以后,“法理”概念和命题大量出现在论著、典籍、判词、官文之中。我们要注重从中华文献中发现法理、悟透法理,并使之发扬光大。
  第二,很多社会科学家也有很多关于法理的论述,韦伯甚至概括出“法理型社会”。又比如塞尔兹尼克将法律发展概括为三大阶段,分别是“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塞尔兹尼克提出,在缺少既定法律规则的情况下,用规则和政策内涵的价值、目的、原则来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在我看来,就是用法理来回应社会需要。塞尔兹尼克、诺内特的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第三,从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当中发现法理。西方有一个理论流派叫“法律与文学”,一般认为它属于后现代法学的一个支派。大量的电影、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法理,如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我们通过悉心阅读和观看就可以发现,作家们所概括出来的法理有的时候是我们法学家难以想象的,我们往往没有那么丰富的、独特的想象力。
  我有一个学生专门搜集文学作品当中的法理,她搜集了普希金作品里的法理,还搜集了一些电影里的法理。普希金在《自由颂》中写道:“当权者啊!是法理,不是上天,给了你们冠冕和皇位,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啊,不幸,那是民族的不幸,若是让法理不慎地瞌睡;若是无论人民或帝王能把法理玩弄于股掌内!”
  有一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叫《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一切人生来平等—有一种社会机构可以让乞丐平等于洛克菲勒,让蠢人平等于爱因斯坦,让无知的人平等于任何大学的校长。这种机构,先生们,就是法庭。”你看,这样一句话,极其精辟地道出了深刻的司法法理。法院就是让大家在这里实现一种公平的地方,无论原告和被告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这些话非常有感染力、感召力。此外,像《纽伦堡审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电影,里面也有大量关于法律和道德、主权和人权的法理论述。
  第四,法典和判例也都是法理的宝库。首先体现在法典的立法理念上,其次体现在具体法律规则的规定上,最重要的体现则是其中的法律原则。比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俄罗斯《宪法》都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它们作为法律原则、作为崇高法理写进宪法文本,经历了几百年的斗争,多不容易!
  我国制定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其中几个基本的法理包括: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人格感受。其一,人格独立,打破人身依附关系。无论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人格是独立的。其二,人格尊严,因为人格是独立的,所以才有人格权的问题出现。人格尊严是整个人格权法最核心的理念。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也是当代中国法理研究的宝贵财富。其三,人格平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人格权,这就涉及我们国家的民生工作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等,要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其四,人格感受。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判决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和过去不一样,过去讲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现在还讲在每一项立法决定中、每一个执法决定中、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最好的人格感受。我国《民法总则》制定的时候,李建国副委员长提出,制定民法典不仅要坚持问题导向,还要讲体系、讲法理。立法不讲法理是不行的,执法不讲法理、司法不讲法理也都是不行的。
  还有就是判例。西方叫判例,中国叫案例。判例及指导性案例,都凝结着这样或那样的法理。例如,“所有的法律和契约的作用及其效果都受普通法的一般的、基本的准则的控制。即不应容许人们利用本人的欺诈行为而得利,不容许人们利用本人的错误行为,或者根据自己的不义行为主张任何权利”,这个著名的法理话语,就是1889年纽约上诉法院在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中概括出来的。在纽伦堡审判中,面对战犯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辩,法官们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确定为犯罪的行为面前,真正的考验不是命令的存在,而是道德选择事实上是否可能。基于这种推理,形成一条国际社会通行的法理,即“政府或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免除被告责任的理由”。这些判例中形成的法理既是对过去经验的观照,也是对未来个案审判的指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五,法理存在于生活当中。大千世界里面的法律生活,处处存在法理问题,处处可以发现法理。比如,专业打假者是不是消费者?这在法理上得说清楚,只看法律条文规定没法说清楚。只有法理上说清楚了,法律上才能执行。
  我们看到,法理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我将其称为“法理泛在”。
  7.中法评:是的,您在多个文章和论坛发言当中提出“法理泛在”“法理中国”等概念,能否对这些概念进行简要的阐述?
  张文显:在法律生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公共领域中,到处都存在法理问题,到处都有法理话语。可以说,法理范畴内涵于法律思想体系、法律制度体系、法治运行体系之中,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法理像一个个精灵在法律的灵魂深处跳跃,它们穿越在法律的时空中,播扬在法律和社会的广阔领域,是它们激活了法律的生命之原,是它们点燃了法治的理性之光,也是它们成就了法学的逻辑之美。“法理”范畴渗透于法律制度、法律生活、法治实践、法学理论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可谓“法理泛在”。
  “法理中国”这一概念是我在《清华法学》那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即“以良法善治为本质特征的法治中国在理论上最精确的概括性的表达也许就是法理中国。法治中国与法理中国是并行的,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理论创新和建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法理中国建设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之后,我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提出法理中国,就是让法理普及于中国大地,使亿万人民懂法理、讲法理、用法理,让法理从法学家的书斋中走出来,把精英的法治理论与大众的法治理念相结合,就是要以法理支撑法治的现代化。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法治的最高峰,站到法治话语的制高点,就不能没有法理思维。法理中国从趋势上也必然是法理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法理必定要走向世界,与世界上的先进法理融通,正因为法理具有融通性,中国法理才既具有中国精神,同时又传递世界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本质上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法理。它们与我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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