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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试论行贿罪刑法规定之完善
【作者】 曹洁【作者单位】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1995年
【期号】 12【页码】 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0463    
  
  我国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刑法颁布后曾先后又颁布了多个有关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打击行贿罪,清除腐败现象,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目前的社会状况与制定上述法律时的社会状况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行贿罪的刑法规定也因此出现了立法缺陷,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那些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的行贿行为,无法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试从分析这些立法缺陷及产生原因入手,对现行刑事法律规定的行贿罪之构成和刑罚的完善提出一些粗浅的法律建议,以期在刑法酝酿修改之际,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参考。
  一、司法实践中行贿罪的立法缺陷及产生原因
  1994年,上海市各级法院共审理受贿案件1240件,审理行贿案件18件,行贿案与受贿案之比为1.45:100;1985年至1994年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共审理受贿案件230件,审理行贿案9件,行贿案与受贿案之比为3.91:100。这组数字说明了司法机关在打击受贿罪与行贿罪时存在着比例悬殊的现象。究其原因,固然有行贿罪与受贿罪虽对合却又不绝对对偶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有关行贿罪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立法缺陷。这些缺陷及其产生原因如下:
  1.市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经济成分的复杂化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界定相矛盾。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相继出现,使企业的性质不再单纯地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来划分,对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兼有的公司性质已无法用“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来界定。此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中的职员哪些属于“依法从事公务人员”也难以界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行贿是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那么在上述企业和人员中何种人可以作为受贿罪的主体,法律未有明文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
  2.市场经济条件下,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谋取正当利益与行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矛盾。司法实践表明,法人行贿特别是乡镇企业行贿最为突出,这些企业行贿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取产品进入市场的质检证明、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额度等并非不正当利益。对于这种以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谋取正当利益的,新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以行贿论处,但是否构成犯罪,刑事法律则至今未有规定。
  3.用于行贿的贿赂已突破“财物”的界限,扩大到财产利益及非财产性利益,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规定的贿赂仅为“财物”相矛盾。司法实践表明,目前充当贿赂且被受贿人需要的东西,除有形物品和金钱外,还有贿赂物的使用权、色情服务、劳务、外汇额度、出国经济担保、招工指标等等,可谓五花八门。行贿人提供这些非“财物”性质的利益,尽管其与财物贿赂的作用一样,但因缺乏法律规定,对行贿人不能定罪量刑。
  4.行贿人给付贿赂的行为与受贿人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利的时间差变大与仅以“给付”贿赂作为行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相矛盾。司法实践表明,行贿人与受贿人在行贿、受贿中的手段日趋狡猾和隐蔽,出现了事前、事中、事后行贿。所谓事后行贿即指行贿人与受贿少、达成利用受贿人的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的协议,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故意将给付财物延至行贿人获取不正当利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我国刑法以给付财物作为行贿既遂,故对行贿的人事后行贿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罪在贿赂犯罪中一般处于主动地位,是诱发受贿罪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因为现行立法对行贿罪的规定比较窄,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方面严惩受贿犯罪、一方面又对行贿犯罪网开一面的现象,群众把这种现象比喻为“开着水笼头拖地”,认为不利于打击贿赂犯罪。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正视行贿罪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相悖状况,那么完善行贿罪的刑法规定,从而有效地同行贿犯罪作斗争,有效地遏制受贿罪的发生,不仅有刑法理论上的必要,而且有司法实践上的必要。
  二、行贿罪构成要件之修正
  (一)根据行贿罪客体,确定行贿罪的行贿对象
  行贿罪的客体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1)简单客体。或认为侵害了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或认为侵害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2)复杂客体。认为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和社会经济秩序。(3)侵害的基础客体是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选择客体是社会经济秩序。笔者同意把行贿罪的客体定为侵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所谓犯罪客体是指犯罪所侵害的直接客体。侵害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是渎职罪的同类客体,虽然行贿罪与渎职罪中的受贿罪有对合关系,但两罪的犯罪构成相异,用渎职罪的同类客体来作为行贿罪的直接客体,显然不妥。行贿罪危害了国家机关的廉洁性,催化了腐败的滋生,这是行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将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所侵害的直接客体混为一谈,也不正确。司法实践表明,目前的行贿罪既有发生在经济领域,也有发生在非经济领域。对于发生在非经济领域的行贿罪,不可能直接侵害社会经济秩序,所以把行贿罪客体定为复杂客体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至于基础客体与选择客体说则因没有刑法理论根据,更难认可。
  笔者认为要探究行贿罪的侵害客体应从分析行贿罪的本质入手。“贿赂的交付与接受之所以是恶”是随着“保障判断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极为重要的”这一观念的形成而形成的,它反映公共性判断不受不正当力量影响的要求。在现代社会,公共性判断被运用在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调整各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设立各种职能机构,制定法律、政策,并授权这些机构中的公职人员具体执行管理公务和协调利益的职能。因此,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授受于国家,他们代表国家实施管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保证公务执行的客观公正,免受不当力量的影响。这种职责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在行使职务行为后,除领取国家的傣薪外,不应接受其他任何报酬,即不受不正当力量(财力)的收买。行贿行为则是通过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收买,影响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的客观公正判断,诱使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利。由此可见,行贿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的不可收买性。
  那么国家公职人员的范围包括哪些呢?根据刑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下称《决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的规定,目前我国可以作为受贿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作人员;(3)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主要是指在农村的村、乡等的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城镇中的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4)依法从事公务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如此之广,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企业管理行政化以及经济所有制形式单一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经济组织形式复杂化。有的同志建议把国有独资公司、国营企业转换成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的中方代表也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国家公务管理包括:法律法规的创制、修改;国家预决算、社会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和执行;司法裁判;国家安全维护;行政执法;仲裁;社会监督等等,这些公务由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公共服务性事业机构和一部分群众组织、社会团体承担。这些机构组织分别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权。企业管理是对生产、经营、流通、分配等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在董事会、监事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领导、监督下,由生产经营、生产管理人员实施。可见,国家公务管理与企业管理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管理。只有对国家公职人员行贿,才会直接侵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而对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行贿,则直接危害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
  基于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目前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作为行贿对象有待修正,应根据我国公务管理及机构设置的实际情况,确定国家公职人员的范围。他们包括:(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中担任职务的人员。(2)国家创办的从事公共服务的事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即国办学校、医院、新闻出版单位、邮政、运输、自来水、电力、煤气等公共事业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员。(3)实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监督国家管理工作的社团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即从事政务工作的党派、各级共青团、妇联、工会组织中提任职务的人员。(4)依照法律、法规授权或受上述机关、机构、社团组织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为了表达方便,可以将行贿的对象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第(2)、(3)、(4)项人员。至于向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行贿,建议另立新罪,如非法给付回扣罪或商业贿赂罪等,笔者不在此赘述。
  (二)根据行贿罪主体的犯罪目的,确定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补充规定》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的主观要件,立法原意是要将那些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行贿的归于无罪,缩小行贿罪的打击面,应该说这种立法意图是可取的,关键是“不正当利益”的范围难以把握。司法实践中通常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投机倒把等法律明文禁止的非法利益认定为不正当利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非法利益和法律明文保护的合法权益外,还存在着大量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决定受益人的不确定性利益。对于这部分利益的正当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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