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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法学的基石
【副标题】 兼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
【英文标题】 Jurisprudence and Comparative Law—the Basis of Legal Science
【英文副标题】 A Commentary on A Collective Works on Jurisprudence and Comparative Law
【作者】 刘延寿张晓秦【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6
【页码】 12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808    
  艰难拔涉 走出误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厚册专著,是一部著作的上下卷。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自选论文74篇,还有1篇沈先生的自序。沈宗灵教授自选的论文绝大部分发表于1978~1998年间国内主要学术刊物和《北京大学学报》、《中外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一少部分是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第二部分是从学界参加庆祝沈宗灵教授执教五十周年——“沈宗灵学术思想暨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中遴选出的20篇论文和1篇纪念文章。第三部分为沈宗灵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的6篇毕业时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约126万字。抚今追昔,中国法理学走过四十多年的艰难路程,渐趋成熟,达到今天这个规模和发展水平,过来人都会有一番感慨的。
  法理学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叫做“国家与法的理论”,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那时中国的法学教科书学科体系基本都是这么来的。至于为什么总是把法的理论与国家学说或者国家的理论扯在一起,说来话长,暂且不论。“文革”结束后到大学恢复高考,头几年有的法学院系将过去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改为“法律论”和“国家论”。到80年代初,“国家论”纳入政治学体系,“法律论”定名为“法学基础理论”。这一名称沿续了约10个年头,进入90年代以来,“法理学”这一名称被越来越多的院系认同,到今天基本统一。
  法学,论其内涵、外延,在社会科学大系中都算得上是骨干学科,大学科。当今法学界把法学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大门类。而法理学与比较法学则是这两大门类法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法理学与比较法学学科地位的肯定充分说明了这层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的那几年,北大法律系3年级的“国家与法的理论”课曾有一个学期是以批判国际修正主义为内容,以大课堂、大批判、大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双方的参考文献大都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国家”“论口号”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上做文章。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们到底学了些什么法学理论知识呢?空泛得很。当时的北大法律学系高年级学生对那时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今—日回想起来,那实在是法学理论教学的误区。然,走出这个误区也好不容易。学者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经历过的辛酸、挫折,今天的北大年轻学子是想像不到的。好在大家都熬过来了,也算苦尽甘来吧。在我们审读由沈宗灵、罗玉中、张骐三位教授编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文稿时,心情格外激动,思绪万千。特别是为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做出巨大贡献的沈宗灵教授50年如一日地投入精神和他在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方面获得的累累硕果,以及他和他的弟子们关于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尤其发人深省,催人奋进。同60年代初上“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的情形一比,仿佛好好地上了一堂知识丰富、思想深刻、水平很高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的启蒙课。
  读来令人新目、思之发人深省
  《论集》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值得称道。
  第一,论文品位高。编进《论集》的学术论文绝大部分都在国内大报的显著位置和重点版面,以及国家级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少量未公开发表的,也在国内外高规模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过。这批论著在较高层面上影响和推动了80~90年代中国法理学的教学与科研。
  第二,学术见解独到,富有创新开拓精神。《论集》之文虽不能说篇篇皆珠玑,但每文都很注重有个性的见解和大胆阐发理论前沿问题。有相当多的作品读来令人新目,思之发人深省。例如沈宗灵教授关于《法律社会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我国法学界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注释法学过盛,而研究法律的实行和功能及效果问题不足的倾向。倡导学界应将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对我国法律的实行、功能和效果的研究上来。这一倡导颇具学术战略眼光。还有一篇是沈先生论《法律推理》的文章。这篇论文的观点和内容对我国至今还很薄弱的法律逻辑学的深入研究及学科体系的建构并撰写中国特色的法律逻辑学教材都有启蒙作用。有关产品责任,公司法合同法的诚信原则,侵权行为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冲突和融合等,是当今中外法律实务与理论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张骐、曹翔、郑强、李清伟等几位博士的专论对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论困惑提出了独到的学术见解和立法建议。这些论著理论视角独特,阐述义理深透,难能可贵。
  第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文章普遍重视运用法理学理论原理和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现阶段法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实务与理论两方面)。这方面的内容丰富,限于本文篇幅,恕不一一。
  第四,对法学基本概念和重要术语诠释准确,语义表达精当、严谨,为澄清概念是非,治理混乱,推动法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规范我国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教材建设与教学工作等做出了不凡贡献。《论集》文章一般都做到了开宗明义,首先就交代清楚有关的法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尤其遇到定义性的概念毫不含糊其辞,是本《论集》论文普遍具有的特点和优点。特别是沈宗灵教授他曾为“法制”、“法治”、“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人治”这几个重要概念和提法如何给出准确精当的诠释和定义,先后发表过六七篇专论予以澄清并提出规范解释。例如他在《“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一文中讲“法制”有三种含义:(1)指法律和制度,一般是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2)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以及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3)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意思。关于其他几个概念的词义分析,沈先生也作了详尽的阐述,此不赘言。
  五、研究方向定位起点高,目标远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50~80年代的几十年里,从事法理学、比较法学和现代西方法理学(或日法哲学)的教学与科研的学者们曾长期遇到“三难”:教材难写,课难教,书难出。但是,定位于中国法理学、比较法学和现代西方法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沈宗灵教授执教50年和几十年学术生涯始终如一的课题方向。可以想象,《论集》的原创者们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少代价。尤其沈先生在50年代中期当“反右扩大化”的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所经受的精神压力和严峻考验,向他提出了命运的挑战:学问还能做下去吗?他用后来丰硕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回答了挑战。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学者。
  第六,为建构中国法理学和比较法学的学科体系做出开拓性贡献。《论集》有相当份量的著述是关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学科体系的。沈宗灵教授其所以把现代西方法理学作为教学科研的方向之一,目的很明确:为建构中国法理学和比较法学之用。学贯中西,洋为中用,是沈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导思想。他研究现代西方法理学很注重吸收方法论营养,以补中国法理学研究方法之不足。曾有学者讲:选择了一种研究方法,也就选择了一种学科。比较法学本身就蕴涵着“比较”这一方法论。研究方法的价值选择,直接地影响着学科的价值选择。致力于比较法学的研究者选择了现代西方法理学或者最相类似的学科,是顺其自然的事。沈宗灵教授晚年定位于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总论的研究方向,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在1998年9用《外法学》编辑部和北大法律学系举办的“沈宗灵学术思想暨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再论法理学的创新》,再次就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的框架提出了完整的方案。沈宗灵教授提出的框架包括下述内容:(1)有关法理学绪论的内容;(2)有关法概念的几个问题;(3)其他有关的重要法律概念;(4)法律价值的问题;(5)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法律的作用;(7)划分部门法的原则;(8)法律移植问题;(9)法律的实行;(10)判例和法律解释;(11)人权概念和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12)资本主义法律。其中特别是关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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