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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综述
【分类】 法律教育【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1【页码】 10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016    
  
  

2011年11月18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浙江警察学院主办,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和浙江省刑事犯罪学学会承办的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来自30余所高等院校和20余家实战部门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下,围绕“侦查阶段错案的防治对策”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本次会议采用专家论坛和专题论坛相结合的形式,主题集中,讨论热烈。作为本次会议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侦查论坛(第十卷)》(以下简称《论坛》)开辟了侦查阶段错案的成因和防治对策、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侦查实务、典型案例、调研报告、海外瞭望、会员著作评介、学会研究综述等栏目,收录了与会代表提交的50篇研究成果。现围绕本次会议研讨情况,结合《论坛》所载文章,对本次会议取得成果概述如下:

一、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从国情出发,稳步推进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采用修正案的形式进行,其中涉及侦查程序的修改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较多,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势的变化,一方面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侦查程序改革事关重大,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稳步推进改革。

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樊崇义教授在特邀专家论坛上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改革”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樊崇义教授参与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他首先介绍了此次修法的背景。此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提出的具体要求,巩固司法改革成果,因此此次修法不是全面修订,而是重点修改。从指导思想上看,此次修法既要推进民主法治进步,又要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针对《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过程中各界的激烈争论和观点交锋,樊崇义教授指出,应当正确评价此次修法的积极意义,此次修法需要正确处理司法现代化与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冲突,积极面对西方经验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执法首先要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特征出发,积极应对新时期刑事犯罪高发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增长的要求。樊崇义教授倡导,此次修法应当秉承平和的理念,坚持利益平衡的思想方法,既要看到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强调严厉打击犯罪;又要坚持科学、依法打击犯罪,切实规范侦查执法活动,同时加强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

侦查程序改革是此次修法的一大重点,樊崇义教授全面介绍了《草案》有关侦查程序改革的相关内容。首先,《草案》立足司法实践增设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工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行控制下交付。通过限制案件范围和规定严格审批手续,能够避免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的滥用。其次,《草案》完善了侦查监督,规定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提出意见和建议;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违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在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进行申诉或控告。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既是诉讼规律的要求,也是从近年来暴露出来的诸多刑事错案中应当吸取的教训。再次,《草案》规范了讯问行为,规定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并规范了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还强化了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职能。值得指出的是,《草案》专门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权利,并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程序,进一步加大了对刑讯逼供的整治力度。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证据制度是改革的重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实验中心主任王均平教授指出,《草案》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定有以下亮点。首先,《草案》修改了证据的定义,规定“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解决了此前学术界对证据概念的争论。其次,《草案》完善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达到“证据确实、充分”,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结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该规定非常具有操作性,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再次,《草案》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非法证据的范围确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物证、书证,同时还明确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有助于促进程序公正,避免因不当采纳非法证据而引发错案。此外,王均平教授还主张,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坚持证实与证伪并重的思维模式,避免确证偏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犯罪行为的智能化、隐蔽化程度越来越高,为提高侦查取证的能力水平,迫切需要将高新科技手段整合入侦查实践之中。《草案》根据实践需要增加规定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江西警察学院院长程小白教授就此指出,《草案》在技术侦查一节规定了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措施,但两类措施的外延不尽相同,秘密侦查并非技术侦查的下位概念,因此该节的标题有待斟酌;技术侦查一节仅有一般性的原则规定,未规定具体的技术侦查措施,有必要予以明确,以便侦查实践有章可循;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手续尚不明确,仅有“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这种原则规定,有待进一步具体规范。同时,程小白教授还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实现惩罚与保护的平衡,但《草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比较重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相对显得不足。侦查机关采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可能涉及保密问题,因此,《草案》专门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的证据资格和特殊质证措施,西南政法大学刑侦学院邹明理教授就此指出,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如何评断,有待于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

侦查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侦查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侦查行为研究会历来重视侦查实践部门的参与,强调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学者们对刑事诉讼法与侦查程序改革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之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蒋庆明同志在特邀专家论坛中发言。蒋庆明总队长以“刑事错案的防范实践”为主题,结合浙江省各级侦查部门近年来的实践工作,以讲教训为切入点,探讨了切实防范刑事错案的各项举措。他认为,近年来浙江侦查部门的科技强侦工作成效显著,情报主导侦查已经成为侦查办案的基本模式,这也是适应犯罪高发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各级侦查部门能够严格依法开展侦查工作,努力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针对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侦查程序的改革,蒋庆明总队长指出,现阶段违法犯罪情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完善侦查程序的同时,更要重视为侦查取证提供必要的法律武器,同时,侦查程序的法治化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如果法律对侦查取证工作的约束过大,必将制约侦查工作的实际成效,进而影响到犯罪控制的整体能力水平。

探讨侦查程序规范与侦查实践需求之间的关系,不禁令人想到美国学者的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在侦查实践领域,侦查人员有时会将法律尤其是刑事程序法视为侦查工作的障碍。这种态度就像步兵看待大海一样。对于步兵而言,海水是阻止他前往彼岸的障碍。而水手却将大海视为能够带他远行的道路。尽管刑事程序规范可能限制了侦查人员的行为,但是,它们也为民主社会侦查手段的可容许性提供了指导。一旦侦查人员掌握了刑法、刑事程序法和证据规则,就可以如同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一样遨游在法律的海洋之中。

二、科学界定侦查阶段错案的内涵,廓清错案成因,积极探讨错案防治对策爬数据可耻

近年来,新闻媒体披露出的一些重大刑事错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刑事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主要涉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因此从广义上讲,如果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存在错误,那么,这个案件就属于错案。由于侦查环节主要关注案件事实和证据问题,因此,侦查阶段的刑事错案主要是指事实认定方面的错误,其中更加受到关注的主要是错误定罪裁决。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政委郝宏奎教授在《论坛》序言中指出,刑事错案是刑事诉讼各个环节、诸多参与者综合作用的产物,存在偏见的检察官、不负责任的律师、不合格的专家、不称职的法官(陪审员)等都是导致错案的系统性致因。但究其根源,侦查取证工作不合法、不规范、不科学是导致刑事错案的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因。侦查取证工作的水平与侦查人员个体素质、侦查组织管理和侦查硬件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现阶段我国侦查取证工作仍然存在违法取证、鉴定失误、确证偏见、逻辑谬误、玩忽职守和恶意追诉等现实问题,为确保相应的改革对策作到有的放矢,应当从侦查取证的法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方面狠下功夫。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侦查则是案件质量基础中的基础。为了确保案件质量,避免刑事错案,侦查组织和侦查人员应当提高侦查取证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确保每一起刑事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在倡导科技侦查的新时期,侦查工作非常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价值,这就决定了各种科技鉴定结论势必在诉讼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实践表明,错误的鉴定结论也是导致错案的原因之一,由于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较强,如何准确审查鉴定结论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邹明理教授在专题论坛中围绕“错误鉴定结论及其认定标准与主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邹明理教授认为,错误鉴定结论是与客观真实的鉴定结论相对应的,是指偏离客观事实或歪曲客观事实的结论。错误鉴定结论的范围应该限定为在科学技术方面不符合被鉴定对象客观实际的结论,即由于科学技术方面的错误所导致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鉴定结论是否错误,有其自身的客观标准,而不是某个司法人员、某个鉴定人、某个机构(含办案机构)自己的主观判断。所谓客观标准,就是该专业的科学技术标准。错误鉴定结论,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错误,它所涉及的根本内容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而非鉴定法律程序、鉴定主体资格与资质、鉴定文书规范等非科技问题,因此,对于鉴定结论是否有错必须由同专业的鉴定专家认定。主要是由同专业的权威鉴定专家,同时还要吸收相关专业其他知名专家参加。专家认定必须是鉴定专家集体认定,而不是以某个鉴定人、某个鉴定机构或某一级司法机关的技术人员自己作出的判断结论为依据。鉴定专家集体认定,必须坚持以该专业的科学技术标准为统一的尺度,而不是鉴定专家各自的经验或未获得普遍认同的不标准的“标准”。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既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又要具备分析判断案情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侦查工作。如果侦查人员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就难以确保侦查工作的质量。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副教授在专题论坛中围绕“公安司法人员的知识素养与刑事错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陈永生副教授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分析了公安司法人员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对赵作海冤案的发生产生的巨大影响。该案如果不是公安司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在现场勘验、司法鉴定、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犯下低级错误,就无需对赵作海及其妻子和“情人”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赵作海案件也就不会发生。从该视角出发,陈永生副教授建议:提高刑警的学历条件和法律任职资格,强化其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能力;同时完善国家司法考试的科目设置,增加证据法、司法鉴定和刑事侦查学等事实认定类考试内容。

错案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因素,但不容否认的是,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毕惜茜教授在专题论坛中阐述了虚假供述与刑事错案的关系。毕惜茜教授认为,刑事无辜者的虚假供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愿型虚假供述,指个体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下提供的虚假有罪供述;二是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指个体由于讯问压力或强制讯问导致的虚假供述;三是强迫—内化型虚假供述,指个体完全不记得犯罪,但在警方讯问期间逐渐认可讯问的事实,并开始相信自己确实实施了调查中的犯罪行为而作的虚假供述。国外学者所指的错供是指后两种类型。虚假供述的识别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我国目前并没有成熟的机制,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虚假供述与讯问方法尤其是非法讯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实践中通常将非法讯问方法区分为两类,分别是刑讯逼供和“逼供、诱供”。为了避免传统的“硬审讯”方法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犯,有学者提出了“软审讯”的理念。实践中,软审讯又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合理化策略,包括心理同情法、情感感化法、情感接纳法等等;二是认知改变—说服法,包括疏导法、说服教育、例证法、认知重构法、利害选择法等等。毕惜茜教授指出,为减少虚假供述的产生,侦查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提高办案质量,加强对审讯策略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审讯中以态度改变为主,力争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防止错案的发生。

实践表明,错案之所以产生,主要是非法、不当的侦查行为所致。具体的侦查行为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不当侦查行为的使用频度和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弄清楚究竟哪些具体的侦查行为更容易诱发错案,是侦查阶段有效防治错案的重要前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坤博士在专题论坛中以“具体侦查行为诱发错案的准实证分析”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董坤博士收集了新闻报刊、网站以及电视台的法治报道和法制栏目公开的25起错案,对其中涉及的非法、不当侦查行为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涉及到非法讯问的侦查行为(包括刑讯、变相刑讯、诱供和逼供)占到整个案件中的80%;鉴定不当或者是错误运用鉴定结论的情况占到64%;错案中涉及到现场勘查不当或者不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的情形占到了32%;错案中辨认错误或辨认不规范的情况占32%;而且多集中在强奸等性犯罪案件中;错案中不当询问,逼取证言的情况占到了20%;其它如错误使用隐蔽探查力量,摸底排队遗漏案犯和违法搜查等非法或不当的侦查行为在整个错案中涉及的比例为20%。基于上述统计成果,董坤博士建议,为实现错案的有效防治,我国当前理论和司法实务部门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杜绝讯问和询问中的刑讯(变相刑讯)和暴力取证,提高现场勘查质量,规范辨认行为,提升司法鉴定水平以及合理运用鉴定结论。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经被侦查机关运用于各类案件之中。我国对诱惑侦查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导致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在整体上处于失范、无序状态。虽然该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是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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