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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英文标题】 The Research on Multiple Subject Coope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Youth Community Correction
【作者】 王琪王震【作者单位】 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主体;创新机制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59
【摘要】 鉴于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随着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全面推广,其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的协调共同参与。具体而言,以社区矫正立法为核心,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立足社区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个人负责机制;建立政府购买的矫正工作服务供给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452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青少年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继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青少年犯罪后果严重,犯罪青少年年龄小,自我约束能力弱,犯罪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妨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自从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社区矫正以来,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社区矫正不仅可以帮助青少年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还能预防青少年进一步违法犯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制定《社区矫正法》。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对于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未来几年,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数量仍将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社区矫正体系与机制将成为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青少年社区矫正要求较高的专业化程度。矫正青少年作为特殊群体反映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短暂失败,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阶段,在对其进行矫正的同时更需要特别的呵护,如何让其回归社会,绝不仅仅是单一学科和单一矫正主体在短时间内所能够完成的任务,需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由多学科、多主体协同创新共同完成。作为学科来讲,不仅仅涉及法学,而且需要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共同努力;作为矫正主体来讲,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完成;从时间来讲,矫正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我国的社会矫正刚刚处于起步阶段,青少年社区矫正更是在探索中,在今天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和机制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一、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挑战:
  与传统矫正模式的监禁相比较,社区矫正更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1]。青少年社区矫正避免犯罪青少年与亲友隔离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挫折感,也防止犯罪青少年在监禁机构内与执行监禁刑的其他成年罪犯相互感染,沾染不良习惯,同时也可以使青少年减轻心理负担,克服自信心严重不足,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青少年犯罪主要集中在财产型犯罪和暴力型犯罪,其犯罪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破碎的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同辈群体的盲目模仿,不良的生活习惯等都是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的核心原因[2]。由于青少年明辨是非的能力较弱,处于盲目模仿和崇拜阶段,不能有效辨别事情的好坏,往往在沾染不良社会风气后导致犯罪[3]。可见,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是外在诱因,并不是青少年个体品行,这就决定了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工作绝不单单是个人家庭和矫正机关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犯罪青少年的关注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4]。
  目前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对于矫正青少年监护观念的转变。矫正青少年监护如何实现从亲权主义下的家庭监护走向国家亲权主义的多元主体社区矫正监护的过渡是青少年社区矫正核心问题。矫正是一种惩罚方式,当青少年触犯刑法后,国家权力强制性介入到青少年的监护中,以弥补青少年原有家庭监护中出现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的是父母对于孩子的监护,而国家与社会则往往虚置,青少年社区矫正恰恰强调的是国家对于青少年的监护和管理。所以,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和社会不同主体参与到青少年的社区矫正中。
  除了观念的转变,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缺乏专业化的支撑。国家参与到青少年矫正和监护中离不开发达的社会领域,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更是现代社会中社区矫正必须具备的条件。总体而言,我国社会领域不够成熟。基于发达社会领域之上的专业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青少年社区矫正由于对象的特殊性,更需要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和专业化的方法。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青少年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融合道路是各国大多坚持的方向。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中帮助别人,解决社会问题,关爱他人和社会的职业,作为助人的职业与青少年社区矫正有着内在一致和契合。建立专业的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组织是青少年社会矫正工作的前提。我国社区矫正尚处于发展初期,专业的青少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体系更是刚刚起步。从全国来看,北京和上海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也仅是初步发展,其他各省份则更是较少有社会组织及社工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而且只是局部性、探索性、极个别地参与。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全合适的方法体系,但是随着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多个视角进行探索,渴望完善这一工作方法。我国在各个省市和地区设立了非监禁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试点,但是从实施过程来看,不仅缺少专业志愿人员和社会团体的有效介入,而且缺乏专业司法社会工作的训练,拥有专业矫正技能和知识的社会工作者更是少之又少。
  由于青少年社区矫正体系尚未建立,导致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居高。虽然青少年社区矫正依托的矫正体系尚未建立,但在司法实务中,大量社区矫正中的青少年却涌向社会,研究发现,社区矫正中的青少年对于未来的出路有三种选择:回归、迷茫和犯罪[5]。在矫正青少年回归社会过程中,由于社会矫正主体尚未完善,大多数矫正青少年依然依靠的是家庭和亲人的力量帮助其融人正常的社会生活。如果家庭无力帮助或不能帮助青少年时,青少年返回社会的难度陡然加大。很多闲散在社会上无学可上、无业可就,迷茫的青少年往往重新犯罪。社区矫正中的青少年之所以再犯罪率高,归根到底在于缺乏多元主体帮助矫正青少年重回社会的制度渠道。
  二、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多元主体
  我国社区矫正之所有出现较晚,与我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本位为主的社会,过分强调家庭对于青少年的监护和帮助的作用,但处于现代社会快节奏和变革中,有的家庭难以担负起对于青少年的监护责任,在由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组成的现代社会中,青少年需要多元主体的支持,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家庭、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社区共同参与。我国非监禁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有我们自己的本土特点,立足这种理念,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也应该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以司法社会工作为平台,整合多种社会主体力量,通过职业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构建适合不同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制度化的帮助矫正对象实现自我成长与回归社会[6]。
  (一)家庭是社区矫正的最为重要的主体
  家庭之所以成为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主体,这是由于矫正对象的环境所决定的。在青少年社区矫正事务中发现,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是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7]。对于犯罪青少年来讲,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犯罪矫正的经历往往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在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中,家庭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保护。由于特殊的经历,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更应该受到家庭的呵护和关爱,家庭首先应该无条件的接纳他,满足其对于情感归属的要求,使其感到生活的温暖。当然,家庭应该反思以往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家庭环境的畸形是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家庭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重要主体。
  家庭不仅是亲情的港湾,家庭也是行为习惯养成的场所,家庭重点改造矫正青少年的生活习惯。研究发现,坏的生活习惯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深层原因[8]。在矫正实务中发现,无一例外的矫正青少年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良生活习惯,要告别过去,首先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家庭是习惯形成的首要场所,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从家庭开始,从早睡早起,阅读,抽烟、喝酒和上网的习惯着眼,从点滴做起,逐步摆脱坏的习惯,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是新生活的开始,是回归社会的第一步[9]
  (二)政府相关部门主体
  目前,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主体为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矫正主体的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工作刚刚开始起步,个别地方甚至矫正工作人员的基本经费都难以保证,大多数基层司法所承担着大量工作任务,基层司法所“一人所”占有相当的比例,对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更容易忽视,多数司法所根本没有专人从事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青少年社区矫正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单单依靠司法行政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司法行政部门外,其他相关主体必须介入和参与。目前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由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共同协同实施。未来青少年社区矫正应探索团委、妇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加入,多部门协作联合,对非监禁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协同创新,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矫正职能作用,探索符合青少年成长特点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之路。
  (三)学校和社区
  犯罪青少年回归社会最为重要的就是具有一技之长,自然学校成为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重要主体。教育是改变犯罪青少年的主要途径,对于矫正的青少年,正处于知识学习的阶段,但由于各种原因,中断了学业,教育是最为便捷重新回归社会的渠道和方式。由于犯罪导致青少年学业的中断,经历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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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荣启函:《论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21~124
  [2]李斌、马红宇:《习惯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心理科学》,2013年第3期:745~746。
  [3]王嘉顺、林少真:《社会排斥与另类的生活空间:青年吸毒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东南学术》,2014年第4期:165~170。
  [4]尚秀云:《“寓教于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应用》,《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3期,47~50。
  [5]郭玲玲、刘俊世:《社会支持: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基石》,《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4期,42~48。
  [6]候崇文: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与青少年偏差行为探讨,应用心理学研究(台湾),2011年第11期:25~30。
  [7] Jager, W.(2003). Breaking bad habits: A dynamical perspective on habit formation and change. In:L. Hendrickx, W. Jager, L. Steg,( Eds.) Human Decision 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and Assisting Human Decision Making in Real-life Settings. Liber Amicorum for Charles Vlek.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8]张克锋:《家庭与青少年犯罪》,《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179~182。
  [9]Custers, R.,& Aarts, H.(2007). In search of the nonconscious sources of goal pursuit: Accessibility and positive affective valence of the goal sta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3,312-318.
  [10]王迎龙:《论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兼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社区矫正制度的街接》,《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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