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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公民”抑或“自然人”?
【副标题】 对民事主体的价值观念研究【英文标题】 “Citizen”or“natural person”?
【英文副标题】 A study on the Values of civil subject
【作者】 朱晓喆【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市民 公民 自然人 语言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
【页码】 74
【摘要】

《民法通则》中以“公民(自然人)”来表述民事主体,引起作者的研究兴趣。本文认为在西方语境中,民法上的民事主体的现实基础是市民社会中的市民。西方社会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认识市民:自然状态中自然人享有自然权利,自然人带着这些权利步入市民社会,国家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存在。所以,在民法用“自然人”表述民事主体蕴涵着天赋人权的价值理念。我国清末以来,移植西方民法,曾使用自然人一词。但是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民法以“公民”来表述民事主体,直至《民法通则》中再次出现自然人。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我国民法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笔者将借鉴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412    
  
  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的标题是“公民(自然人)”,这种表述民事主体的方式延续在1986年以后的各种法律文件和民法论著中。但这种现象在中译本的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民法典有关规定中都不曾出现。[1]事实上,民法上的民事主体在汉语语境中的表述曾历经数次变化,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民法典中是“自然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改称为“公民”,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被称为“公民(自然人)”,而在1999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又恢复了“自然人”的提法。为什么立法者在制定《民法通则》时对公民还是自然人的选择会以如此特别的折中法表述。1929-1949-1986-1999的各种表述的转换有何线索可寻呢?
  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各种符号——如语言、手势、仪式、象征等——来进行。人类赋予各种符号以意义,从而使交流成为可能,人因此也就生活在一张巨大的“意义之网”(吉尔茨语)中。而语言则是各种符号中 最重要的一种。语言反映了人的存在,但语言同任何表征系统一样具有“任意性”。[2]美国哲学家普特南说:“即使是一个大而复杂的表征系统(如语言),与它所表征的东西之间也不具在内在的、固有的、神秘的联系——一种与它被怎样引起的过程无关、与说话者和思想者有什么倾向无关的联系。”[3]也就是说语言(表征系统)与被表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受到某种“污染”的,这种污染来自语言之外的社会生活。
  同样是民事主体为什么时而称为“自然人”,时而称为“公民”,甚至还有“公民(自然人)”的奇特表述呢?尽管有些学者强调法律术语应当尽可能地专业化,设计出一套完全技术化的法律术语来表达法律概念,使之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仅仅是出于一种幻想。任何纯而又纯的、不受“污染”的法律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所选择的法律语言从来都不是‘中性’的。梁治平先生认为,当我们刻意地选择所谓‘中性’法律语言时,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达到“客观”的认识,“问题在于,如果某种社会现象本身就不是中性的,那么用一套“中性”的言辞还可以恰如其分地描摹出它的真实面貌吗?”[4]因此如果我们将法律语言作为传递不同法律制度、法律知识的信息代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法律语言中解读出不同的法律世界观。
  一、“市民”:私法中的人
  现代的“民法”(civillaw)一词源自于古罗马法上的“市民法”(iuscivile)。起初,市民法与万民法相对而言,“市民法是纯粹为罗马人民所特有的法律制度总和,万民法可以说是罗马人与其他民族共有的法。”[5]然而,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罗马人与外族人的交往日益频繁,狭隘僵化、形式繁琐的市民法愈来愈不敷用,公元212年的《卡拉卡拉告示》授予所有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人以罗马市民权,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区别就消失了。到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公元170-228年)时,他将法分为公法(iuspublicum)和私法(iusprivatum),私法包括市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查士丁尼帝(公元483-565年)的《法学阶梯》采用乌氏的分类,即“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这里所谈的是私法,包括三部分,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构成。”[6]私法与公法的对立,是建立在罗马人国与家、国家生活与个人生活、公共生活与私生活分离的基础上的。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同时具有两重身份:市民和公民。市民是私生活主体,公民是公共(政治)生活主体。这意味着市民法中的“市民”从早先公私不分、市民—公民不分的混合状态下分化出来,市民代表着私人、个人。市民法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为私法的代名词,与私法的概念基本上一致。
  意大利罗马法学者彼德罗·彭梵得认为罗马法上私法公法的划分反映着罗马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立”的观念[7],在古罗马,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尚未形成,但“国家与个人的对立”隐含着市民—公民、私—公、私权—公权、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等一系列概念的对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只不过是这些对立的观念的另一种表述而已。罗马法作为西方法治思想的源头,它一开始就已经奠定了西方法治文明的方向,罗马法上市民法的思想,一俟时机成熟,便会再度繁荣。
  罗马法的私法精神,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创立的自由的市民社会获得新生。1689年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写下《政府论两篇》,提出了“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的思想,[8]洛克的市民社会理论与社会契约论相联系,他认为起先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中,在这里(1)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2)缺少有权威的和公正的裁判者;(3)缺少权力来支持和执行正确的判决。于是他们就自愿放弃单独行使惩罚的权力,交由指定的一致同意的人们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力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9]因此在洛克看来,在自然状态下,社会完全可以存在,国家的职能并不是要替代自然状态,它毋宁说是社会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要将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予以具体的实现。由此,我们发现了外在于国家的社会观:国家至多是社会的保护工具。
  资本主义的私法与近代自由主义式的市民社会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依凭自愿遵守的规则就是意思自治的私法。近代资本主义私法受到“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的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例如在1797年的《奥地利民法典(草案)》的第一编中写道:“人们按照既定的原则,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发生的相互关系,谓之社会”(第5条);“国家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在一个共同的主权之下组织和约束起来,以求达到由人性决定的某种终极的、合理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第6条);“这个终极目标最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成员的普遍幸福,它包含着人、财产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的自然和实定权利的安全”(第7条)。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到一条“从社会到国家”的理路。资产阶级这种洋溢着市民精神和自然法理念的私法法典,蕴涵着对人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的充分肯定。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不久之后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宣称:“民事权利的行使不以按照宪法取得并保持的公民资格为条件”(第7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8条)。这些法律规定的后果在于:它彻底的完成了对人的“市民—公民”双重身份的划定,市民所享有的私权并不以公民的资格为前提,而是基于自然人的自然权利。即使一个人没有公民资格、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也不妨碍市民进行私生活、维持私域的权利。
  那么,如何认识私法中的民事主体呢?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们起先是一群“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自然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自然权利而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混战之中(霍布斯语),于是为了和平通过缔结社会契约组成社会,建立政府。国家和政府的本质就在于保护人们的权利。自然人进入市民社会,仍然保留着自然权利,只不过将保护权利的权力交给一个公共机关行使。因此,私法中以“自然人”称呼民事主体正为了突出他的权利的“天赋性”和政府的“授权性”。
  私法根据人权的天赋性,确认的“市民”的形象,是一个平等的市民阶级的理想形象。法典的制定者“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厂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是,它(指法典——引者)视这种人为绝对自由的人。每个人仅就其自由决定负担的义务而负有义务。[10]特别是在《德国民法典》中,“人”被抽象为“权利能力”的概念,成为一种“抽象人格”。尽管晚近以来的学者对近代民法中抽象人格的观念提出批评(例如日本星野英一教授),认为它不考虑人在社会生活中实质上的不平等、不自由,不顾人的生死疾苦,但这并不能否定传统民法的抽象人格的积极意义。
  我们将近代民法的抽象人格放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形式理性的观点下来考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可计算性”,这意味着需要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保障人们的合理预期。于是,“在法律面前,一个法律上的人格persona与另外一个人格不应有区别,他们的地位一律平等。……其结果必然是,每个人都应当独立自主。智力与经济来源的不平等,尽管为人所注意,但从法律角度看,却无关紧要。”[11]抽象人格的意义在于,它确认在一个只有理性的经济人进行交易的市场中,取得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的方式是不再是有差别的身份、地位、资格,传统社会的封建特权、封建等级从此丧失了存活的空间。在这基础上资产阶级才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法律口号才能提出。具有抽象人格的市民实际上是防止集权主义的最有效、最积极的人类。
  至此,我们对西方传统私法中“自然人”所蕴涵的价值观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在此重申:自然人与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有关,它隐含着“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私法、私权是与此共生的现象,缺少这些内涵,私法是不可想象的。
  二、从“市民”到“公民”:“去私”的过程
  1949年以后我国在建立新的民法体系时,在可借鉴的民法资源上,至少有两个可参考的对象。其一,是国民政府1929年的民法。其二,是苏俄1922年的民法。第一是清末至国民政府在移植西方大陆法系资本主义国家民法过程中,西方民法所蕴涵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一并输入中国。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在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的“民律第二次草案”的基础上,陆续颁布民法典各编。1929年5月23日首先公布“民法总则”。该编第二章“人”,分为两节:(1)自然人;(2)法人。
  对民国民法典中“自然人”的制度,就1929年时人们的认识而言,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自然人”。首先,在民法上赋予一切自然人以权利能力意味着自然权利对每一个人都是天赋的、平等的。1929年学者朱采真写到:“主张天赋人权论的学者以为人格的观念和自然人的观念必为一致”[12]。可见1929年的民法典中的自然人制度在价值观念上接通了西方市民法的关于市民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的理论及其所蕴含的反专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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