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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的回应与启示
【英文标题】 Responses and Enlightenment to Law on Choice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s from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作者】 刘仁山【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文关键词】 民法总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民法典
【英文关键词】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Law on Choice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s; Civil Code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3
【摘要】 《民法总则》在正确处理其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系的同时,也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作了相应回应。这种回应,既反映出民法与国际私法功能及概念的差异性及民法典本身体系协调的需要,也反映出国际私法立法仍待完善。无论是从民法典体系本身的协调而言,还是从国际私法的特殊性与重要功能来看,二者在立法形式上保持各自独立性是必要的。
【英文摘要】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not only correctly deals with relationship with Law on Choice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s, but also makes corresponding response to the Law on Choice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hips. The response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of function and concept betwee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civil law, and also reflects the need for coordinating the civil law system and perfecting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gi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law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dependence respectively on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ivil law system and critical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specificit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060    
  一、导言
  《民法总则》作为编纂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作为私权利的“总纲”和“公民权利宣言书”,全面系统确定了我国民事活动的基本规定和一般规则。它的颁行,为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1]而我国于2010年10月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是第一部独立的规范我国境内涉外民事关系的较为系统的法律适用法。本文之所以要讲《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的回应,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两部法律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部法律之间的联系,实质上反映的是民法与国际私法的关系。[2]从公元651年规定有调处“化外人”法律关系的《唐·永徽律》,[3]到1756年的包含有国际私法规范的《巴伐利亚民法典》,[4]都使得国际私法与民法的共生共存关系初现端倪。之后的《普鲁士法典》、《法国民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等,则进一步反映了这一特点。[5]即便是今天在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国际私法,其实施若离开《魁北克民法典》中的实体法规定,将无以达成。但《魁北克民法典》若没有作为联系魁北克与国际社会纽带的该国际私法编,该民法典也将难以实现其保障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功能。[6]
  从我国民法与国际私法立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二者的密切关系尤为明显。首先,国际私法一直被规定在民商法中,《法律适用法》的颁行,本身是我国2002年《民法草案》分编审议的结果。[7]其次,就我国法律的实施而言,《法律适用法》的实施,往往要以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民商事法律为据。一方面,《法律适用法》的顺利实施,有赖于以《民法总则》作为案件识别的依据。《法律适用法》第8条已明确规定识别依法院地法即作为受案法院地法的我国法律;[8]另一方面,作为《法律适用法》的实施结果,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我国民商事实体法,都可能成为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准据法。基于准据法确定的便利,以及避免准据法的确定出现相关实体法缺位的考量而言,《民法总则》也应当对《法律适用法》作出回应。因此,《法律适用法》可以被看作是联系国际民商事交流与我国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之间的纽带。
  第二,相关重要理论问题亟待解决。伴随民法典编纂进入实质性阶段,再次探讨民事立法与国际私法立法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国际私法作为协调多元私法体系的工具,通过划定各国民法的地域效力范围,以化解不同国家之间实体私法的法律冲突,为各国民法的互换性创设了实施路径。因此,国际私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二者的差异性也是甚为显著的。而自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得到广泛接受以来,成文国际私法立法与民事法律关系概念体系却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法律关系本座说”为国际私法成为客观的规范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也使国际私法立法成为可能{1}。从《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来看,其整体上与《民法总则》的概念体系和法律行为分类一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此,民法典编纂中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将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有关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编纂于未来的民法典中,还是保持《法律适用法》的形式独立性,并将之作为未来中国国际私法典编纂的重要法源?该问题将再次呈现在理论界和立法机关面前。
  第三,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健全完善的需要。从一国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构成来看,国家健全的民事法律体系,应该是由调整纯国内因素民事关系的民事法律,和调整具有涉外因素民事关系的涉外民事法律共同构成。《法律适用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框架已基本形成。那么,规范民事关系的实体法,就应有与其对应之规定,以满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境内所有民事关系的调整(自然包括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提供民法和国际私法之间相辅相成的功能保障。[9]因此,讲《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的回应,既应当有对现实回应的分析,也应当有对应然回应的阐述。这对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体系,无疑都是必须的。
  基于以上,本文拟以《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的回应为中心,分别从《民法总则》和《法律适用法》的视角,检讨彼此立法的得失,并进一步思考我国未来民法典与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国际私法立法之间的关系。
  二、《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的现实回应
  《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的现实回应,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对相关基本问题的回应
  《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相关基本问题的回应,主要涉及二者关系问题、基本原则问题,以及民事主体等方面。
  1.对二者关系问题的回应
  《法律适用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问题,既涉及该法与国内民事立法的关系,也涉及该法与其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特别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此即表明,凡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只能依照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具有“涉外性”和“法律选择”的法律规定。国内民事立法要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必须依赖于涉外民事法律体系内各类法律和规定的援引。
  为此,《民法总则》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的所有民事活动,原则上适用我国法律。这既是我国立法管辖权的要求,也是表达我国国家主权的应有之意。但依据“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于在我国境内的涉外民事活动,《法律适用法》及其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特别法有规定的,即依照其规定。应该说,《民法总则》的这一规定,既明确了我国国内民事立法与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同时回应了《法律适用法》第2条之规定。
  但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12条的规定有两点缺陷:一是文字表述存在逻辑循环;二是存在立法空白。[10]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民法总则》12条除了有前述立法管辖权的表意之外,还明确了我国国内民事立法地域效力范围的原则。从立法学角度而言,该条中“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显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实体法,亦即国际私法上讲的内国法(domestic law)。而该条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之“法律”,当然是指“其他法律”,即规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特殊民事关系之法律。这类法律所规范的特殊民事关系即所谓涉外民事关系,既可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也可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规范这类特殊民事关系的法律,就是主权国家民事法律的特别法,即涉外民事关系法。因此,该条不仅不存在所谓语义重复导致的逻辑循环问题,相反则较好明确了《民法总则》框架下其他民事实体法与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
  其次,《民法总则》12条的这一规定,是从民法典总则角度规定我国民事法律的地域效力范围,所强调的是我国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民事活动的属地优越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规定,尽管是对我国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法总则》在毫无保留地宣示我国国内民事法律有封闭性倾向。因为,紧随其后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一方面表明,在我国相关法律明确放弃对域内民事关系支配效力的,诸如《法律适用法》规定中国境内的相关法律关系应适用外国法、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的,从其规定;另一方面,该条也蕴含着,对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尽管本应适用特别的或专门的法律诸如《法律适用法》或其他民事法律中的冲突法,但如果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则应适用《民法总则》及我国相关的国内民事立法。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法律适用法》本身没有规定,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适用《民法总则》及相关民事法律;二是根据《法律适用法》第10条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的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外国法、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而外国法、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不能适用的,则适用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律。
  最后,《民法总则》12条是否会限制我国民事立法对域外民事关系的支配效力?或者《民法总则》本身有无必要宣示其可以支配域外民事关系?对此,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我国国内民事法律是否可以适用于在中国境外的民事关系,有赖于中国或外国的冲突规范的援引。对于与我国有关的特定涉外民事关系(或国际民事关系)而言,相关的民事争议如果在我国处理,我国民事实体法是否适用于该民事争议,当然应根据《法律适用法》之相关规定决定;相关民事争议如果在外国或外法域处理,则有赖于争议解决机构所依据的外国或外法域的相关冲突法之规定,这既有可能适用我国民事实体法,也有可能不适用我国民事实体法。因此,《民法总则》12条之规定,本身根本不存在限制我国民事法律适用于中国境外涉外民事关系的可能。而且,如果《民法总则》要宣示我国的民事法律在特定条件下适用于境外的涉外民事关系,不仅会在立法技术上有画蛇添足之嫌,而且极易让人联想起《法国民法典》3条所折射出来的沙文主义倾向,尽管该法典第3条明确表明,民法典适用于境外的民事关系是有法国人参与的民事关系。从主要代表国家的民法典来看,[11]并无宣示支配域外民事关系的规定,仅在国际私法典或国际私法编中有适用范围的规定,[12]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法典和国际私法的关系问题。关于民法的域外效力问题,应该由国际私法决定,而非由民法典自身专设条款决定。这样做并不影响民法典就其在域内的适用范围问题做出规定。这是国家立法主权的体现。《民法总则》12条本身并不是冲突规范,而是对法律属地优先原则的确认,是对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问题的阐释。若增加支配域外民事关系之规定,不仅有多余之嫌,而且会与《民法总则》内在体系逻辑相悖。
  因此,《民法总则》12条之规定,不仅较好处理了我国国内民事立法与《法律适用法》的关系,而且较好回应了《法律适用法》第2条之规定。
  此外,《法律适用法》“附则”即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46条、第1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36条,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其目的在于明确新法与旧法发生冲突时法的效力问题。对于《民法通则》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专章规定的做法,《民法总则》未予沿袭。这于将来民法典结构及内容编纂的协调和逻辑关联性,无疑是有利的。
  2.对“一般规定”的主要回应
  《法律适用法》的“一般规定”即该法的总则,是根据所调整的涉外民事关系的要求,明确要坚持的一般原则或主要原则,或者是就相关基本问题所作出的规定。《法律适用法》的“一般规则”表明,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直接适用法原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就是该法坚持的主要原则,这既体现了《法律适用法》蕴含的价值导向,又反映出该法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规定其实是这部法律的灵魂。《民法总则》对《法律适用法》“一般规定”的主要回应,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意思自治。《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为此,《民法总则》5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在第六章第二节专门就“意思表示”作了具体规定。该第二节的规定,既充分考虑了《合同法》的规定,也沿袭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做法{2}。此外,《民法总则》140条还专门针对当事人默示意思表示作了规定。因此,对于当事人依据《法律适用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之规定所做的选法行为,若需要以我国民事实体法为据来确定行为有效性时,《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无疑可以提供充分依据。
  第二,关于公共秩序。《法律适用法》第5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此,《民法总则》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应该说,《民法总则》采取的“公序良俗”之表述,比《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更为准确,这也是大部分国家的立法实践。同时,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常常因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广受诟病,而我国关于“公序良俗”的司法实践,也可作为衡量《法律适用法》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参考依据。
  第三,关于强制性法律的适用。《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民法总则》153条则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我国实践中,对强制性规则有“效力性规范”或“管理性规范”(也被称为“取缔性规范”)之分,违反二者的法律后果是有别的。亦即:违反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范的,法律行为无效;违反强制性规定中的管理性规范的,法律行为并非无效。因此,结合《民法总则》的规定及我国既有实践,我们可以认为,对于相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而言,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属效力性规范的,无论当事人是否有法律选择,都应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而强制性规则中的管理性规范,则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在当事人已经有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仍可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此外,《法律适用法》在第7条中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相关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这也要求民法应从实体法方面予以回应。为此,《民法总则》第九章专门就诉讼时效做出规定。相较于《民法通则》而言,《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问题做了如下变革:一是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二是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三是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的价值,既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也在于有效整合司法资源。伴随涉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愈加复杂,这就更需要我们在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充分保障的同时,也要在司法成本上有所应对。《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国内和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在我国法律作为相关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时,该规定既有助于明确相关涉外案件的诉讼时效,也有助于当事人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解决相关纠纷。
  3.对“民事主体”规定的回应
  《法律适用法》第11条、12条规定了自然人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民法总则》则在第二章第一节首先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作出了专门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原则性规定。明确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且具有平等性;[13]其二,具体规定。《民法总则》分别就出生时间、死亡时间[14]、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及其限制予以明确说明;[15]与《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规定相比较,《民法总则》规定主要有以下变化:首次就胎儿利益保护(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做了明文规定,[16]将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无行为能力人的划分年龄由10降至8岁,[17]明确可以申请恢复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有关组织。[18]对胎儿利益保护的明确,既弥补了我国现行国内立法的缺漏,也为《法律适用法》的适用提供了实体法依据;而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的变更,是时代特征在民法上的反映,有利于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有助于涉外民事案件中相关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认定,从而也有助于增强实体法适用上的公平性。此外,《民法总则》25条关于住所的规定,[19]对《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中相对混乱的属人法连结点作了统一{3},这既有助于《法律适用法》实施之便利,也是对《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化和规范化的认可。
  其次,针对《法律适用法》第13条有关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之规定,《民法总则》就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主体、事由、失踪人的财产管理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对被宣告死亡人的婚姻、财产、继承等事项也予以规定。[20]《民法总则》不仅新增宣告死亡人婚姻关系、子女收养的规定,和对宣告失踪人财产代管人的规定,[21]还完善了因意外事件失踪而申请宣告死亡的时间限制规定。[22]在实践中,及时确定失踪人的状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4}(P.295)。在人口流动频繁、交通及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法总则》对宣告失踪和死亡之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对于经常居所地处于我国境内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民法总则》之上述规定,不仅是我国法院识别案件的依据,更是《法律适用法》得以落实的保障。
  再次,针对《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1款中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总则》第三章规定了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民事责任的承担、法人的住所、法人的终止、清算、破产宣告、分支机构的设立,以及法人的民事责任等事项。相较于之前的规定,现有立法不仅整合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丰富了与法人相关事项的内涵,还新增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概念(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与特别法人等),具体包括营利法人的定义、设立、权力机构、监督机构、营利法人的权利义务,[23]非营利法人的设立、组成、章程、管理机构、终止,[24]特别法人的定义、权利能力、终止、特别法人资格的取得、职能的履行,[25]非法人组织的组成、登记、解散,以及清算等。[26]此外,《民法总则》第二章第四节还对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及其债务予以特别规定,这是我国经济特殊性在法律制度上的客观反映。[27]针对《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法人属人法的经常居所地原则之规定,[28]《民法总则》63条对法人的住所予以明确。应该说,《民法总则》的现有规定,一方面可以作为《法律适用法》第14条中相关事项识别的实体法依据,便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相关的法律关系之认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明确法人属人法支配的事项范围。
  最后,针对《法律适用法》关于人格权、代理等事项之规定的回应。对人格权是否予以全面保护,是衡量一国民法先进与否的标准{5}(P.29)。《民法总则》在明确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规定的前提下,就人格权的内容、主体等加以明确规定。[29]这也是《民法总则》的重要特征之一。《民法总则》109条和110条分别就人格权的一般保护、人格权的享有主体及具体权利形式加以明确。这些规定,既使得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能够得以落实,也为《法律适用法》第15条、第46条下人格权具体内容和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实体法依据。对于代理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6条规定了包括委托代理在内的代理的法律适用规则,但对于该选法规则所指引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则并未明确{6}(P.126)。《民法总则》第七章分别就代理的一般规定、[30]委托代理、[31]代理终止[32],以及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33]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代理人代理行为、[34]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的代理权[35]等,分别作了明确规定。因此,《民法总则》对代理关系的内涵、代理人的权限及责任、代理的终止等问题的规定,既可为《法律适用法》解决涉外代理纠纷提供实体法依据,也可明确相关法律适用规则指引准据法的适用范围。
  (二)对《法律适用法》关于相关领域具体规定的回应
  对于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相关规定的回应,分别如下:
  1.对“婚姻家庭”、“继承”规定的回应
  《法律适用法》第三章关于婚姻家庭事项法律适用的规定,涉及结婚条件与手续、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协议离婚、诉讼离婚、扶养,以及监护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民法总则》第五章(第112条)首次对于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依法予以保护的问题做出完整规定,这就为《法律适用法》中结婚、离婚、夫妻人身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提供了可能的实体法依据。同时,《民法总则》第二章就监护主体、监护人的确定、监护人的责任、监护人的指定及原则、监护人的撤销、监护义务、监护人的顺序、[36]对监护申请的审批、[37]监护人确定的争议处理[38]等事项,予以明确规定。[39]监护制度的完善,是《民法总则》在自然人制度规定上的重要进步,[40]便于《法律适用法》第30条关于监护法律适用规则的实施。此外,针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现象,《民法总则》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41]既融合了民族美德,也富有时代气息。这些规定在为《法律适用法》第29条关于涉外收养法律适用规则的实施提供实体法依据的同时,也为国际私法上的人本主义要求提供了基本保障。
  《法律适用法》第四章规定了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具体包括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嘱效力、遗产管理,以及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对此,《民法总则》第五章第124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继承权和被继承权。继承的承认与保护不仅是对家庭伦理观念的落实,也是对私人合法财产的确认与保护。因此,在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涉外继承案件增多的背景下,《民法总则》为公正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涉外继承纠纷,提供了实体法方面的保障。
  2.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规定的回应
  《法律适用法》第五章规定了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其中包括不动产物权、动产物权、运输中的动产物权、有价证券,以及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对此,《民法总则》第五章第114条首先就物权的定义、类型和物权的享有主体及其法定性作了规定,第115条和第116条规定了物权的具体内容及物权法定,第117条对物权保护的例外即征收和征用作了规定。涉外物权纠纷的解决,与一国主权利益和个人权益密切相关。《法律适用法》中有关动产、不动产、权利质权之保护,都能在《民法总则》中找到相应法律依据。《法律适用法》规定的物权法律适用规则,反映出我国对动产和不动产的选法规则采区分制的态度,[42]而《民法总则》对不同类型物权的保护,则体现出对《法律适用法》上述做法的回应与肯定。
  《法律适用法》第六章就债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一般合同、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引起的债权纠纷,以及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网络引起的人格权侵权、不当得利,以及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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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邢钢:“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2}温世扬:“民法总则应如何规定法律行为”,载《法学家》2016年第5期。
  {3}杜新丽:“从住所、国籍到经常居所地——我国属人法立法变革研究”,载《政法论坛》2011第3期。
  {4}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5}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万鄂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7}刘仁山:《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9}王利明:“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10}王利明:“论法典中心主义与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2期。
  {11}杨立新:“我国民事权利客体立法的检讨与展望”,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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