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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苏格拉底之审及柏拉图之反思
【英文标题】 Socrate’s Trial and Plato’s Reflection
【作者】 郭俊义【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中文关键词】 苏格拉底审判;雅典法律思维;修辞术;法律程序
【英文关键词】 socrate’ trial; Athenian law thinking; rhetoric; legal procedur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49卷【页码】 48
【摘要】 苏格拉底的死不是雅典人基于政治原因的结果,而是雅典人法律思维的必然结果。虽然雅典人极为敬重他们的法律,也为他们的法律自豪,但雅典的法律形式主要是程序法,实体法由于内容极为简略而其强制力弱化,这让雅典民众法庭陪审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加。由于在制度上没有设置对这种权力的限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这让柏拉图为之反思并由此开始了对雅典法律程序的改造。他否弃了雅典无论何人皆有可能当选为法官的可能性,也设置了一系列程序来限制权力的滥用,但他没有丢弃雅典原先法律对民众的尊重。
【英文摘要】 Socrate’s death isn’t the result of the Athenian polity, but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Athenian law thinking. Although Athens extremely respect their laws, and take pride in their law, but the legal form of Athens is mainly the procedural law, and because of the simple content of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weakening of the power to enforce it. It makes Athenian people court have broad discretion in trial, and the system is not set limits on the power, which led to the abuse of power. Plato began to the transform Athen’s legal procedures and gave up the possibility of whoever is possible to be elected as a judge, and also set up a series of programs to limit the abuse of power, but he didn’t discarded Athens orig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spec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121    
  要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苏格拉底的影响可谓巨大,尤其是雅典对他的审判一事,甚至可与耶稣的审判相颉颃。[1]但对为何要审判苏格拉底,后学的观念却是仁智之见,难见公断。皆因苏格拉底本人述而不作,有关他本人所作所为的资料都是他的学生、朋友及对手的著述。学生、朋友如色诺芬、柏拉图等认为他近似于圣人,而对手如阿里斯多芬等则把他看作雅典城邦的敌人。
  但大体来看,学者们对雅典之所以审判苏格拉底持有两种观点。一是雅典人把苏格拉底看作是政治颠覆分子,其原因是他的学生之一是雅典人极为痛恨的三十寡头中的克里提亚斯(Critias),所以雅典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审判他;二是认为苏格拉底思想中含有寡头政治的理念,并且在青年中传播这种理念,因此雅典人基于其非正统的思想而审判他。[2]这两种观点虽内容上有差异,但都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此事的。这种视角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了雅典城邦的法律并非铁板一块,它还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恶果是会夸大雅典政治在法律审判中的分量,认为政治主宰着雅典人的法律,这遮蔽了雅典人的法律观念。
  萨拜因对雅典法律作过这样评析:“雅典的法院是其整个民主制度的基础。”[3]也就是说,雅典法律决定其政体的走向,可见法律对于雅典城邦的影响之巨大。然而,萨拜因没有从雅典的制度层面问题到对雅典人自身的法律观念的探讨,这让他过度地关注雅典民主政体的法律,忽视了对雅典法律自身的认识。学者西利(Seal- ey)认为:“在雅典人的法律观念以及他们所采取维护法治的措施中发展出了一种与传统政治理论无关的思维方式。”[4]即雅典人对法律的认识有着不同于其政治观念的独有的思维方式。那这种法律思维方式表现如何?西方学人尤其是法律学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此并没有太多探讨,但自此之后,随着学者对希腊法兴趣的增加,有关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法律思维逐渐被揭示出来。[5]在此借用德谟克利特对陪审员的言辞来说明雅典人独有的法律思维:“法律因你而有力,你因法律而强大。”[6]也就是说,雅典公民尊重法律、相信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同时法律也给予了公民地位并保护其权利。然而这个倡导法治的城邦却把“在所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代人里面,他是最勇敢,同时也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7]苏格拉底被推上了审判台,并判处死刑。这不得不让我们追问,以崇尚理性著称的雅典人究竟是怎么想的,竟然把这样一个人给杀了。接下来,本文尝试着以贴近规范实证的方法剖析苏格拉底案件的法律问题,并探讨雅典哲人对此法律问题的反思及改造,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助益。
  一、苏格拉底罪符其名?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记载了他的老师于公元前399年被起诉并判为死刑一事:
  他们对他的起诉书的大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的违反律法在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8]
  可见,起诉他的罪名有三:(1)不敬神;(2)引进新神;(3)亵渎青年。
  第一和第二个罪名事关宗教,希腊时代的宗教与我们现代对宗教的认识迥异,希腊人“根本不知道正统教义是什么东西。他们也没有神学家来为‘永恒’和‘无限’下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义”[9]。但这并不代表宗教对希腊人没有影响,相反“在希腊宗教对于国家是极为重要,与全体组织关系极有关系,无论在大体上还是细微处都是如此”。[10]可见宗教与雅典人的联系之紧密,这不可避免会对雅典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那雅典人又是如何看待不虔诚的行为对于城邦的危害呢?柏拉图在《欧绪弗洛篇》中借欧绪弗洛之口曾说出了这种行为的危害:
  这种行为(虔敬)不仅保存了私人家庭,也保存了国家的公共生活。可是,做不讨众神喜欢的事情就是不虔敬;而做这种事就会搞乱和毁坏所有事情。[11]
  精神认同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其展现的方式就是对本群体的人们共同认可的神灵顶礼膜拜,而如果有人否认本群体所认可的神灵,则会对群体造成莫大的伤害,因此要对之进行惩罚。欧绪弗洛的话揭示了在柏拉图时代雅典人仍然存有这种思维方式。但雅典人是否在法律上限制人们不信神的行为呢?帕克(Robert Parker)曾在《法律与宗教》一文中介绍过这样一个事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先知迪奥佩特斯(Diopeithes)曾提出过一个法案,对那些不承认神或那些教授玄虚之事的人,雅典人有责任起诉其不虔诚的行为。[12]但这一提案是否通过,我们现今没有确切的资料来验证。虽如此,此一事件却说明了战争及国内局势的动荡让雅典人开始反思自身的行为,柏拉图在《拉凯斯》篇中曾道出当时人们内心的焦灼之情:
  我们经常向孩子们讲述先辈们的高尚业绩,讲他们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如何处理城邦联盟和各城邦的事务,但我们却没有什么光辉业绩可以告诉他们。[13]
  由此可见,在苏格拉底审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战争的失利、寡头统治及雅典人自身荣誉感的丧失使他们感到自身的一些疏远神灵的行为遭到了报复,因此这会让人们在心理上重新恢复对神灵的虔诚。而且,虽然没有资料来证实雅典人有法律规定不虔诚行为的内容,但雅典法律中却有针对这种行为的起诉程序:“如果有人不虔诚,那就让希望起诉他的人来起诉。”[14]
  然而,不虔诚,这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掌握雅典人是如何看待不虔诚行为的。虽然法律上对此没有具体规定,但这不代表现实中的人们没有共识。对此,19世纪的学者古朗士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今天对宗教的理解是,一整套教义、与上帝相关的学说以及与人类自身及其周围世界有关的信仰符号。这同一个词,对于古人(即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言,却意味着仪式、节庆和种种外在的祭祀行为。教义不是他们所重视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义务,且对人有‘约束作用’。”[15]由此可知,雅典人表明自己对神灵的虔诚是通过仪式,即在节庆及祭祀活动中循规蹈矩。
  那苏格拉底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其弟子色诺芬介绍说:“他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16]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对神灵没有任何不敬的行为,但他经常说神明指教他,所以色诺芬认为对其引进新神的指控,“主要是由于这种情况推想出来的”[17]。“推想”两字说明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没有根据,但色诺芬没有说明雅典人为何要做这种“推想”。这使得后世学者由此展开了“推想”,巴克认为,这些控告无论是基于宗教的还是道德的理由,可能都是“基于政治的理由”[18]。Allen也认为:“苏格拉底的死,并非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他是何种人。他的审判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审判。”[19]
  本文认为这种基于政治原因的观点值得商榷。其原因有二:一从原告来看,指控苏格拉底的三个人中只有一个属于民主党人阿尼图斯,其余两人一个是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美雷特斯,一个是修辞学家吕孔。[20]但在《申辩篇》[21]中与苏格拉底辩论的主要是美雷特斯,民主党人阿尼图斯仅在辩护词中提到一次,[22]然后再也不曾出现,吕孔则一直不曾露面。如果雅典人是基于政治原因来审判苏格拉底,那最应该与之争论的是阿尼图斯,而且苏格拉底与阿尼图斯还有过过节,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谈到过阿尼图斯对苏格拉底的恼怒[23]但他在申辩中却隐而不显。即使阿尼图斯不参与辩论,那也可能是善辩的吕孔参与论辩,这三人中最没有可能的也许就是美雷特斯了,因为他没有任何政治理念,也不具备辩护能力,但却是这样一个人参加了辩论,可见政治原因并不是审判的主因。二从法院来看,审判苏格拉底的是由501人所组成的陪审法庭,如果他们具有强烈的民主观念,而且认为苏格拉底具有寡头理念,那么判决就可能是一边倒,但对苏格拉底是否有罪的判决却是微弱的多数取胜。[24]再者,依据学者Todd对雅典政治党派的认识,也不可能如此。他说:“政治团体确实(在雅典)存在,但这些是领袖之间而非大众成员之间的结盟。而且这种结盟本身是不固定的,因为它要依靠核心人物的个人荣誉维护其稳定性。”[25]也就是说,政治观念更可能是领导人物之间结盟的前提,而对于民众而言,即使有政治观念也难以参与到党派中去,因此他们不会依党派的身份在法庭上行事。而雅典民众法庭的陪审员一般都是雅典民众担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基于政治原因来审判苏格拉底的观点无理无据,它更多是现代学者对雅典人的一种政治偏见。
  那么,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学者麦克道尔(MacDowell)解释不虔诚的罪名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他猜测雅典的不虔诚法与hybris(狂妄自大)法相似,两者在法律上都没有具体内容,是否定此罪主要依靠陪审员的个人判断。[26]笔者认为,这种相似性可以继续推下去,hybris法主要不是针对具体的伤害行为,而是城邦中的权贵因罔顾法律的恣意行为而损害他人荣誉的行为。[27]宗教是雅典人荣誉感的来源,因为希腊宗教是人们行为礼仪的精髓,而礼仪是人们保持与不可知力量联系的正确方式。[28]不虔诚行为是与这种传统思维相对抗的行为,苏格拉底就排斥雅典人所尊崇的神灵,他在《欧绪弗洛篇》中说:“当我听到任何人谈到这些有关神的故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发现我很难接受他们。”[29]这种观念足以损害雅典人对神灵所存有的荣誉感。
  不仅如此,亵渎青年的指控更加深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这种认识。这项罪名主要针对青年人的教育。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曾就美德是否可教育的问题与阿尼图斯有过一番辩论,让阿尼图斯很恼火并警告道:“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太容易得罪人了。如果你能听取我的建议,那么你还是小心点为好。我要大胆说一句,在所有城邦里要伤害一个人比对他行善要容易得多,此地也一样,我希望你能知道你自己。” [30]那苏格拉底得罪了谁呢?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道出了个中原委,即享有声誉的人。他说我觉得,享有最高声誉的人几乎全部都有严重缺陷。”[31]而且他们的缺陷被年轻人知道了,因为有很多年轻人跟着苏格拉底学习交叉盘问法,他们又运用这种方法盘问别人,于是便发现了一些自认为聪明却什么也不知道的人。
  苏格拉底曾把自己比喻为一只牛虻,但真实的牛虻只是对身体造成伤害,而这只牛虻伤害的却是雅典人的荣誉,这是雅典人起诉他的真实原因。苏格拉底在审判中并没有与阿尼图斯辩解,也说明他深知政治理念不是问题所在,而与愣头青美雷特斯辩论的目的就是他企图让陪审员能洞察到起诉他的本质是什么,但他失败了。
  依据我们的法律观念,没有明确的罪名怎能起诉呢?其实,这种认识立基于罗马法的思维方式,即只有知道自己有何法律权利才能走向法庭维护权利,但“希腊人从没有设计出任何与我们现今法律权利观念相似的东西”[32]。依据麦克道尔解读,雅典法律的基本特点是:“在雅典,通常一条法律就是命令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或者它是一个附有条件的条款(‘如果某人……’),规定哪些行为会招致惩罚;或者它是一次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它的规定极为简明扼要,没有条款解说和情节规定。”[33]由此来看,雅典实体法并不是判决苏格拉底死刑的关键。起诉人阿尼图斯在《申辩篇》针对苏格拉底一案提出的解决办法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么就不让苏格拉底上法庭,要么就要让法庭判处他死刑。[34]可见,他对于苏格拉底是否有其罪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法庭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最终苏格拉底被带上了法庭并被判为死刑。因为阿尼图斯深谙雅典人的思维方式,知道有损人的荣誉感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二、苏格拉底罪当其罚?
  由上文分析可知,苏格拉底因其损害了雅典人的荣誉感而招致憎恶,但这一定会让雅典人起诉他并判处死刑吗?这就需要我们探讨雅典法律的程序问题。
  通常,我们认为纠纷双方只有在一方感到自己的法定权利受到侵犯了,才能到法院起诉对方以获得救济。这里的思维路径是法律上的实体权利在先,程序权利在后。但雅典法律与此迥异,有学者认为:“在雅典,程序法在时间顺序和逻辑上具有优先性。例如,雅典法律没有明确区分所有权和占有的概念,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确认绝对所有权的程序;相反,他们仅仅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来确认你比对手更有资格拥有这个东西。总之,程序优先,实体权利当且仅当有程序创造此权利时才存在。”[35]可见,程序问题是理解雅典法律的关键。那苏格拉底案的法律程序如何呢?
  按照雅典的法律程序,苏格拉底一案的基本程序如下:首先由一位抽签选举的主管宗教案件的官员初步调查,自愿起诉人(ho boulomenos)把案件呈交给巴昔琉斯[36];然后巴昔琉斯传唤苏格拉底到他位于雅典广场(agora)的办公室进行预审;在对苏格拉底和美雷特斯进行交叉询问后,巴昔琉斯把这一案件的相关证据提交给雅典的民众法庭;依据法律由501个抽签选举的陪审员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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