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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与紧急治疗、专断治疗的刑法评价
【英文标题】 The Justified Grounds of Medical Practice and Criminal Evaluation of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Arbitrary Treatment
【作者】 钱叶六【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医疗行为;患者意思;危险接受;紧急治疗;专断治疗;伤害罪
【英文关键词】 Medical Practice; Intention of Patients; Acceptance of Risk; Emergency Treatments; Arbitrary Treatments; Crime of Intentional Injury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22
【摘要】 医疗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应综合运用业务权说、患者同意说、优越利益原理和危险接受理论予以阐释和说明,其中患者的同意是医疗行为正当化的核心根据。拒绝治疗是患者同意的应有之义,且患者同意的射程特别及于具有导致生命危险的重伤害。为了患者更为优越的生命、健康利益而实施的紧急治疗,须符合基于推定的患者意思。患者近亲属的同意并非实施紧急治疗的绝对必要条件,在其拒绝治疗的意见或者决定不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时,医院有权利且有义务采取紧急救治措施。违逆患者意愿,拒绝提供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应结合医生的主观责任情况,追究其医疗事故罪或遗弃罪之刑责。实施积极的专断治疗,因之造成患者生理机能损害的,应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对于手术过程中的扩大、变更手术,只要不严重损害患者生理机能的,应认为符合患者的推定意思,具有正当性。反之,除可以适用紧急治疗的情形以外,构成违法的专断治疗。
【英文摘要】 The justified grounds of medical practices should be elucidated integrally with the theory of service authority, agreement of patients, principle of superior interest, and acceptance of risk. Among these theories, agreement of patients is the core basis of justified grounds of medical practice. Refusal treatment is the due meanings of agreement of patients, and the agreement of patients especially should be fell into the scope of serious injury which could endanger their life. With the aim of superior life and health interests of patients,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treatment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presumptive intentions of the patients. The agreement of patients’ close relatives are not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 of emergency treatments. When the close relatives’ refusal to treatment does not meet the best interests of patients, hospitals are entitled and compulsory to operate the emergency treatments. If a doctor violates the will of patients and refuses to provide treatments, which results in a severe consequence, the doctor should be prosecuted with the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or aband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subjective responsi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sitive arbitrary treatments, which causes damage to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patients,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injury. As long as the patients’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re not seriously damaged, the expansion of injury during the surgery and the change of the oper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consistent with the patients' presumptive intention. Thus, this kind of medical practices are legitimate. Otherwise, unless the emergency treatments can be applied, the practices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arbitrary treatmen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064    
  一、问题的提出
  医疗行为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具有治疗患者疾患、促其身体健康,为患者带来福祉的积极效果;但另一方面,医疗行为尤其是外科手术或其他一些具有侵入性的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往往是以器械的侵袭性、药剂的干预性等方式实施,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患者身体上的残缺、生理机能的损害,甚至有时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残疾等后遗症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1]尽管如此,不论是在刑法理论界抑或实务界,都一般性地将医疗行为看作正当业务行为的一种,承认其违法性阻却(正当性)。但是,医疗行为的违法阻却或者正当化根据何在?此乃医事刑法领域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正当(紧急)医疗与非法医疗的界限。对此,我国学界虽做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究,但总体看来仍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第一,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有欠周延,如目前多数学者支持的“患者同意说”,就不能对在预见了风险情况下的治疗失败之正当性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二,在一些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休,共识有待达成,如医疗行为是否具有伤害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紧急治疗的实施是否一定需要考虑患者近亲属的意思或者决定?为了患者健康的专断治疗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等等。第三,对于“被害人同意效力的射程不及于对身体的重伤害,但患者的同意又何以及于此”以及“如何评价手术中超越患者同意的扩大(或变更)手术”等问题,我国学界迄今鲜有人关注和研究。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立足“医疗领域中最高的法理,不是治疗,而是患者的意思”和“患者的最佳利益是患者基于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和支配的身体健康利益”之基本立场, 并基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的思考路径,在论证医疗行为具有伤害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学理上一般简称为“伤害性”)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正当化根据或者违法阻却的法理基础。之后进一步地对患者无法同意时紧急治疗的适用条件及边界违逆患者同意时的专断治疗、手术中超出患者同意范围的扩大(或变更)手术的刑法评价等问题展开体系性的研讨,以期推动、深化我国医事刑法理论的研究,并能助益于刑事司法实务。
  二、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一)医疗行为的“伤害性”
  在德国,直至19世纪末,人们从来都认为,旨在恢复患者身体健康、保全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不能谓之为伤害,相反,其具有不容争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但1894年德意志帝国莱茵法院就“骨癌截肢案”所做的判决率先颠覆了社会上这一普遍性认知和观念,该案判旨指出,治疗行为具有伤害性,即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要阻却违法性必须征得患者的同意。[2]自此之后,虽仍可见到一些主张医疗行为非伤害性的见解,[3]但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性地认为,医疗行为具有伤害性,要阻却违法,只能透过“得患者的同意”“可得推测之承诺”“紧急避难”这三种事由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1}(P.146)。在日本,多数学者主张,治疗行为具有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在这一学术共识之下,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立场就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展开了激烈的争辩。[4]
  批判意见则认为,为使医疗行为正当化,该行为必须具有医学的适应性(该行为对于维持、增进病人的生命、健康来说,是必要的)、医术的正当性(该行为是按照医学上一般所承认的医疗规则进行)。医疗行为只要满足这些要件,就不具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类型上的危险性,不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2}(P.241-242)。即便违法,也只是具有民事违法性,而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不可能构成伤害罪{3}(P.367)。“专断医疗侵害的只是患者的自我决定权”,至于“是否需要动用刑法来保护这一权利,决定了能否将专断医疗进行犯罪化”{4}(P.208)。
  笔者认为,在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上,以器械、药剂的干预性、侵袭性方式实施的,造成患者生理机能损害甚至身体残缺的医疗行为具有伤害罪构成要件符合性,至于是否例外地阻却违法或者具有正当性,则是违法阶层所要考虑的问题。理由如下:
  第一,诚然,从一般人的朴素观念来看,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医疗行为和伤害相互联系在一起。因为,医生实施的医疗行为,具有维护患者的身体健康利益或保全其生命的价值,亦即,是要“救人”而非要“害人”,这怎么能说是伤害呢!然而,刑法上的“伤害”,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理解的伤害。析言之,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之犯罪成立条件来观之,作为伤害罪构成要件中的“伤害”,仅仅是指对“损害他人生理机能”这一事实的客观判断和描述,而作为日常生活用语之“伤害”,显然不仅仅止于“描述事实”,而是包括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所以,在刑法上,即使是基于“医疗的目的”抑或“救人”而进行手术,也要将因手术对患者造成的身体上的损害认定为“伤害”。至于是为了救人或者说保护患者更为优越的生命、健康利益,则是与构成要件符合性明确之后的违法性(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判断有关,而这显然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就如同在A持凶器攻击B,B奋力反击,结果致A重伤的场合一样,尽管B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实施的必要反击,但也不能否定该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因为,从客观事实的描述来看,我们显然不能否认B的行为已经损害了A的身体健康。只是鉴于B反击A并致其重伤,是为了通过侵害“不正”(非法)的侵害者的法益而保护“正”(合法)的被侵害者(自己)的法益。在考虑到“正对不正”这一前提之下,可以说与前者的利益相比,后者的利益是优先得到保护的。因此,实现了优越利益这一点便成为阻却违法性(具体是指正当防卫)的根据。
  第二,如所周知,维护患者的“最佳利益”是医学的基本伦理,在非伤害说看来,只要治疗行为是出于维护患者的身体健康福祉之目的,便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因而也就不能谓之为伤害。很显然,这一观念在医患关系是一种基于单方面信任的“父权式”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和医疗行为的重心仅仅在于“治疗”的以往时代,自然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如今,随着患者自主意识的日益觉醒和“以患者为中心”之理性医患关系的逐渐确立,作为医学伦理核心之“患者的最佳利益”的内涵已不再是医生基于业务权单方面决定的身体健康福祉,而是患者基于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和支配的身体健康利益。所以,即便是基于维护患者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之治疗目的而实施的医疗行为,但如果违逆了患者的意思或者意愿,也应认为是对患者可以自主决定和支配的身体健康利益的伤害。
  第三,主张医疗行为非伤害说的另一个理由在于,患者的自己决定权并非是对“生命、身体的处分权”这种具有实质内容的自由权,而是“自我决定”“自我实现”或“人的尊严”这种抽象的人格权,并由此得出结论:治疗行为不具有伤害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未经患者同意或者违反患者意愿的医疗行为虽然违法,但侵害的只是患者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权利或者人格尊严,只能认定其民事违法;如要论罪处刑的话,也只能在立法上专门设立专断治疗罪。但是,这种“将患者的生命、身体和患者对自己的身体的意思割裂开来,把对患者生命、身体利益的保护和自我决定权的保护对立起来”的观点难能说妥当。“侵害生命、身体的处分权这种‘自由权’的行为,应理解为是对生命、身体的侵害;侵犯处分财产之自由权的行为应考虑成立财产犯罪。”{5}(P.131)正因为如此,在得被害人承诺之伤害的场合,法益主体放弃的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自我实现的权利”或“人格尊严”,而是由法益主体自己决定或者支配的“身体健康权”。同样的逻辑,在医事法领域,“受刑法保护的患者的自己决定权,是患者通过决定是否接受治疗行为而支配有关自己的生命、身体利益之权利,而非抽象性的、包括性的自由权。”{5}(P.131)如此看来,非基于患者的意思造成患者生理机能损害的医疗行为,本质上是对患者身体健康利益的侵害,应肯定具有伤害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和违法性。
  (二)正当化根据
  一般认为,医疗行为与竞技体育行为、记者的采访报道、律师的辩护活动同属业务行为的范畴,具有违法阻却性(正当性)。但是,正当业务行为,并非因为是“业务”就不成立犯罪,而是因为“正当”才阻却违法{6}(P.236)。
  1.从“业务权说”到“患者同意说”
  从学说发展史观之,包括医疗行为在内的业务行为的正当化根据最初藉由“业务权说”来解释,如业务权说的首倡者、德国学者胡戈·迈尔(Hugo Meyer)指出,“如果某种行为是为了国家、个体国民的利益或者为法律所承认的作用而实施,对该行为的实施者不予处罚”,“例如医生就是如此,履行为法律所承认的公共职务的人,只要是遵照职务,以治愈、减轻痛苦为目的而实施的处置,就属于此范围内。”{7}(P.223)支持该理论的宾丁也认为,“医生乃是受到国家许可而执行医疗业务之人,医疗行为正当化的理由,并非来自于病人的同意。医师的医疗行为,只要是从医学知识上足以达成医疗目的,且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使用禁止者,就是受到允许的。医疗行为虽然有可能对于病人身体组织造成侵害,但只要是需要的,都可以进行。”{1}(P.143)
  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一些日本学者(如花井卓藏、冈田庄作、市村光惠等)也主张,医疗行为属于日本刑法第35条规定的“正当业务”的范畴,为国家所承认或者基于法令或习惯实施的权利行为,虽然伤害了患者的身体,但考虑到医师是为了治疗而为伤害,是基于行使职业权而为伤害,不构成犯罪,其的正当化并不需要患者的同意为要件。无论医师实施的治疗行为具体为何,只要还属于“医业行为”的范围,也不构成违法{7}(P.240-241)。
  应当说,业务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明确了医疗行为实施的专业资格标准和伦理标准。亦即,医疗行为只能由获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来实施,并且该医疗行为须具备医术的正当性和医学适应性。但是,业务权说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第一,业务权说只是空洞地反复强调:因为是业务所以是正当的,因为医疗行为属于“正当业务”所以治疗行为具有合法性,这不仅没有为治疗行为的正当化提供一个实质性的根据,而且在逻辑上有循环论证之嫌。第二,业务权说过于强调医师的“特权”和“治疗”本身,而忽视了患者对自己身体健康利益的决定权和支配权,这样的见解,以今日尊重患者自己决定权的观点来检视,显然已有所不足。析言之,从重视患者的自己决定权这一点来看,对于违背患者意愿的医疗行为,即便在医学面相上具有适正性,客观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但仍属于违法的专断医疗。这终究是因为,医疗行为所要保全的利益和侵害的利益都是患者自己的利益,二者之间孰更为优越,应以患者的自己决定为基础,看该具体情况下被救助的利益是否比侵害的利益更值得保护。换言之,对于患者而言,什么是“最佳利益”,不能只是通过客观的利益衡量来决定,而是必须考虑和尊重其自己的意思。所以结论是,患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构成正当医疗行为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元素,是医疗行为正当化的核心根据。诚所谓,“医疗中的最高法理,不是‘治疗’,而是‘患者的意思’”(Volutas non salus Aegroti suprema lex){8}(P.172)。
  在国际上,“知情同意”原则是在二战后纽伦堡法庭针对德国纳粹医生进行的非人道人体试验之审判后所制定的《纽伦堡法则》中首次被提出,后经由1964年世界医学会第18届大会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及1981年世界医学会第34届大会通过的《里斯本患者权利宣言》的发展,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患者的自己决定权被正式确认,并且将其上升为最高的医学伦理准则。尤其是《里斯本患者权利宣言》中明确,患者享有获得优质医护的权利、自由选择治病方式的权利、自主决定的权利、了解病情信息的权利、疾病治疗过程保密的权利、获得健康教育的权利、保持个人医疗尊严的权利、获得宗教协助的权利等{9}(P.110-111)。此后,1991年美国率先实施《患者自我决定法》(Patient Self-Dertermination Act),明确患者享有对医疗行为的知情同意权与拒绝权。至此,知情同意原则得到立法的正式确认,在美国的影响下,荷兰、芬兰、丹麦等欧洲诸国也相继立法。
  我国1994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首次涉及患者知情同意的规定,尽管该规定尚未明确医生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权,但该条例就医疗行为应当取得患者同意及其家属或者关系人的同意之规定,开启了我国关于“知情同意”原则立法的先河。此后,我国一系列医疗法律、法规及特定医疗行业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中均对患者或者就诊者的“知情同意权”作出了规定。[5]特别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就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及其侵害该权利的法律后果做了体系性的规定。该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第2款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此,作为西方医学伦理最高准则的知情同意原则,已经在中国的法律中扎根,为中国的医疗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可预见重大医疗风险现实化之正当化——以优越利益原理和危险接受理论作为补充
  即便是具有医术正当性和医学适应性的医疗行为,亦难免存在发生超越患者同意的范围并为患者事先预见到的严重后果(如留下严重后遗症或者患者严重残疾、死亡)之风险。[6]但理论界和实务界从来都认为,即便上述医疗风险不幸成为现实,亦不具有违法性。其法理根据究竟何在,学界鲜有论及,需要探讨。
  向来的“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基于同意意味着放弃法益这一前提,同意就必须及于结果(即必须是对结果的同意)”{10}(P.113)。但是,“同意担风险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对发生的侵害结果几乎谁也不同意”{11}(P.710)。“倒不如说,是希望不要发生结果”{12}(P.65)。类似手术治疗的情形,亦是如此。“对于实施手术这种第一次的‘侵袭’,虽然可以认定存在有效的同意,但对于其后的后遗症或者死亡结果,显然不能说是为患者所希望或同意的,而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对危险的接受。”{10}(P.113)有鉴于此,对于医疗风险现实化之正当化根据,单纯地通过基于自己的决定放弃法益、同意结果发生之“被害人同意理论”来加以阐释同样是难以行得通的。就此,惟一可能合理的解释同样是,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得承诺之伤害,基于医疗行为具有类型性地增进患者身体健康、保全患者生命这种优越利益(优越利益原理),在对医疗行为中的患者意思的存在和有效性进行认定时,应适用比被害人同意更为宽缓的标准{5}(P.178)。换言之,尽管患者这种对“医疗行为所伴随的危险之接受”不是对后果的现实同意,但考虑到其所承受的危险行为本身的社会有用性,应认为,只要其接受和同意了该危险行为,就意味着其对该危险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表示了同意(相当于“准同意”的状态),从而例外地承认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7]对此,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在内含一定危险的“有意”活动中,即使冒着法益受到侵害的危险,也要实现有益目的这种法益主体的意思,在适用正当业务行为进行利益衡量之际,它属于既能够提高目的活动的价值,又能降低被牺牲的法益的要保护性的事项{10}(P.113-114)。
  3.小结
  基于上述分析,具有伤害性的医疗行为要阻却违法性或者获得正当化,首先要求该医疗行为必须由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实施,且具备医术上的正当性和医学适应性,此乃正当医疗行为在医学面相上的前提或者基础。欠缺上述要件,医疗行为的正当化也就无从谈起。但是,“患者的意思是最高的法理”,医学面向上具有适正性的医疗行为惟有取得患者的同意方能阻却违法性。未能取得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即便具有医术上的正当性和医学适应性,也是违法的专断医疗。因此,患者的同意成为阻却违法性的核心事由,是医疗行为正当化的实质根据。然而,患者同意的效果不能及于可预见性的医疗风险之现实化后果,其的正当化根据需要运用“优越的利益原理”和“危险的接受理论”来加以阐释和说明。
  三、患者同意的内涵与射程
  (一)拒绝治疗是患者同意的应有之义
  患者的“知情同意”是法益主体享有的自己决定权在医事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自己决定权,是指个人作为自律人格的主体享有对自己的私人事情进行自主决定的权利和自由,无关于他人的事情自己有决定权{13}(P.3)。因为,对于理性的自由人而言,其对自己的情况最为了解,是最佳的判断者(the best judje),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其所作的自我决定,即便在他人看来是一个不理性的决定,也是自我自由的实现方式。尊重一个人的自己决定事实上就是给一个人以自由。所以,被害人自主就是被害人的利益,而且是重大的利益{14}(P.208-209)。从患者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决定者,因而应最大限度地尊重患者的自己决定权的角度来看,患者的同意权,不只是指患者享有接受治疗的权利,同时还当然地包括拒绝或者放弃治疗的权利{15}(P.152)。“即使患者对治疗的拒绝在医学上看很不合理,但既然是患者对自己的身体利益做出的有效选择,医生就必须加以尊重,”{5}(P.184)而不得对其实施强制(专断)治疗,至多可以劝说其接受治疗{5}(P.152)。由此看来,“患者的现实拒绝意思是治疗行为合法性的绝对界限或者‘藩篱’。患者的自己决定权的法律意义首先体现在患者的治疗拒绝权”{5}(P.184)。
  从学理上看,学界广泛承认的基于处于生命末期患者之同意的消极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不具有违法性这一点,可以说是对患者享有拒绝(放弃)治疗权的最佳诠释。如所周知,处于生命末期、濒临死亡的患者,其基于自己个人的意志而放弃救治,显著不同于积极的生命法益处分。对此,一般认为,医生并不具有违背患者意愿,采取对健康恢复毫无作用而只不过是延长患者痛苦措施的义务{16}(P.536-537),或者说,末期患者放弃无效治疗,是其行使拒绝治疗权的体现,同时免除了医生在法令及契约上的作为义务{17}(P.178)。所以,当医生根据末期患者的意思而中断治疗如撤除维持生命的装置,患者因此死亡的,不能认定医生的行为违法{15}(P.152)。
  需要说明的是,患者基于自己的理性意志选择拒绝治疗,无疑是一种“自陷危险”“自我危殆化”的选择。考虑到这是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实现,又不涉及他人法益,因而法律无需介入,当然也没有理由将该自陷风险的结果归责于他人。尽管如此,但这并非是主张和宣扬法益主体可以任意处分自己的生命;而在事实上,这也非单纯的处分生命即自杀,而只不过是患者拒绝治疗而已,由于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他人法益,法律不予理睬而已{18}(P.183)。
  (二)患者同意的效力特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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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 王皇玉:《刑法上的生命、死亡与医疗》,承法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版。
  {2}[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刘明祥:“伤害罪若干问题比较研究”,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杨丹:《医疗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日]町野朔:《患者的自己决定权与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
  {6}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7}曹菲:“治疗行为正当化根据研究——德日的经验与我国的借鉴”,载《刑事法评论》第2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冯军:“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事处罚及其界限”,载刘明祥、李立众主编:《过失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冯军:“病患的知情同意与违法——兼与梁根林教授商榷”,载《法学》2015年第8期。
  {10}[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1}[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2}[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3}[日]山田卓生:《私事与自己决定》,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
  {14}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黎宏:《刑法学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16}[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中)》,有斐阁1986年版。
  {17}王志嘉:《医师、病人谁说的算?——病人自主之刑法基础理论》,元照出版公司2014年版。
  {18}刘明祥、曹菲、侯艳芳:《医学进步带来的刑法问题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9}杨丹:“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20}满洪杰:“作为知情同意原则之例外的紧急专断治疗——‘孕妇死亡’事件舆论降温后的思考”,载《法学》2008年第5期。
  {21}[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3}林钰雄:《新刑法总则》(第4版),元照出版公司2014年版。
  {24}林东茂:“医疗上病患同意或承诺的刑法问题”,《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
  {25}曹菲:“医事刑法基本问题研究”,载刘建利主编:《医事刑法重点问题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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