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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评论》
多元场域与一元惯习
【副标题】 刑事法官的角色诠释
【英文标题】 Pluralistic Fields and Monistic Habit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Judges in China
【作者】 谢澍
【作者单位】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刑事法官;司法改革;知识谱系;行为模式;场域;惯习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第17卷第2辑)
【总期号】 总第33辑【页码】 70
【摘要】 通过深入华东两省若干法院的田野调查,本文初步勾勒了当下刑事法官角色与脚本的错位逻辑。司法场域中,刑事法官缺乏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将自主性加以呈现,以至于在法律权威的分配结构中境遇尴尬;社会场域中,符号权力的移转造就社会惯习对法律惯习的反向支配,面对结构性敌对,刑事法官尚未承担起理性商谈纽带的角色;权力场域中,国家(宏观)权力的支配转化为规训(微观)权力的渗透,并不单纯的角色扮演让原本超验的职业尊荣黯然失色。刑事法官受到以上三重场域之影响,形塑成一种兼备权力、社会、法律多元化知识的一元化惯习,而其中的特殊惯习与一般惯习彼此竞争却又相互糅杂,而惯习之于实践操持的意义决定了实践乱象的生成。当下司法改革需要正确理解并充分利用场域与惯习的相互勾连,从宏观和微观出发,赋予刑事法官双重认同感,使其不再困惑,借此获取司法改革的内生动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559    
  对法官而言,所谓最好不过就是刚刚好。[1]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一、缘起:场域中的困惑
  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机遇,“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如是种种,似乎昭示着司法场域的“大院中人”们即将告别往日的阴郁,摆脱“公务员”身份的纠缠,朝着独立、自主的司法官角色迈进。未曾料想,改革的节骨眼上,不少“即将受益”的法官、检察官们却选择主动离开,其中既有涉猎未深的新人,亦有摸爬滚打多年的骨干。相比于检察官,法官在当下社会显然更受瞩目,公众似乎更愿意把一锤定音的法官作为司法真正的象征,对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双重(行政性与司法性)定位则缺乏足够的理论认识,因而,“法官出走”即成为如今司法人员向体制外迁徙的代名词。
  首当其冲的是民事法官,早在2013年,上海某区法院知识产权庭的法官“几乎走光”,他们有的下海从事律师职业,有的进入企业担任法务,至少在待遇上,出走让他们的收入成倍增长。[2]于是坊间有声音将“八项规定”称作法官出走的导火索,并不是说“八项规定”直接给法官抹去了几成灰色收入或压缩了多少寻租空间,重点在于,法官们认为自己在体制内原本就步履艰难,司法机关相对于行政机关负荷更重,却仅享受同样标准的待遇,为何还要与行政机关一道承受这般“特殊照顾”?[3]一位受访刑事法官说道:
  人往高处走,这是自然规律,同时也是中国法治的悲哀,并已引起上层的关注,提高法官的职业保障也成为目前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一。 法官有两种,一种是法官,一种是中国法官。(加粗为引者所加,下同) 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没有职业尊荣感,还要承担额外的维稳、服务社会的压力,年轻法官甚至还要将心思放在住房问题上,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也不难理解法官出走、转行。(IN1401A)
  然而,待遇问题只是表层现象,早在跨入“院门”之前,准法官们肯定就已经意识到待遇并不丰厚,之所以仍有大量法科生希望挤入法官队伍,或许更在乎的是这一职业的稳定性和社会认同感。但真正进入法院之后,却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安逸,高负荷的工作状态往往让法官们身心俱疲,更重要的是,在法学院中学到的知识,通常在这里并不那么管用,从“校门”进入“院门”,新任法官们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甚至由此感到“困惑”(IN1406B),倘若无法适应,只能选择离开:
  这是所谓的“三门法官”问题[4],成为一名合格的 公务员[5],除了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需要向实践学习、向老法官请教,因为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校学不到庭审驾驭能力、文书写作能力、证据审查能力以及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医学等综合知识。(IN1401A)
  从量上看,刑事法官出走的现象同样存在,却并没有民事法官那般严重;但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刑事法官出走的缘由更为复杂,这与刑事法官的特殊角色有关。刑事法官不需要执着于调解,更不必自掏腰包补足当事人双方争议差价,但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正如受访法官坦言:“刑事法官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相比于民事、行政法官,更要明察秋毫、细致入微地对证据进行审查及应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庭审中也最能体现权威性。”(IN1404A)针对民事法官角色定位与知识谱系的田野调查显示,民事法官大多是从“社会—司法”二元结构的思维进路出发,诠释中立裁判者与纠纷解决者的双重角色[6];而刑事法官相比于民事法官,除了司法场域和社会场域,更容易受到权力场域的影响,出于犯罪控制和维稳的目的,诸多公案均由政法委领导、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协调,其中势必存在权力干预;而在法院系统内部,科层制架构也给上级领导“批条子”“打招呼”提供了便利。刑事法官是否可能单纯地基于“社会—司法”二元结构来审视案件?面对三个不同的场域,刑事法官是否有能力和勇气自如地切换角色?上述问题都决定着其知识谱系与行为模式的刻画以及惯习(habitus)的形塑——尤其是在难办的公案中,刑事法官试图消解来自三个不同场域的问题,即有可能面临场域与惯习的错位甚至割裂的危险。
  表1 受访刑事法官基本情况(根据受访顺序排列)

┌───┬───┬───────┬───┬───────┬──────┬──────┐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学历 │审判职位   │行政职务  │供职法院  │
├───┼───┼───────┼───┼───────┼──────┼──────┤
│01  │男  │40—45    │博士 │审判员    │庭长    │中级    │
├───┼───┼───────┼───┼───────┼──────┼──────┤
│02  │男  │36—40    │博士 │审判员    │副庭长   │基层    │
├───┼───┼───────┼───┼───────┼──────┼──────┤
│03  │男  │50—55    │本科 │审判员    │无     │基层    │
├───┼───┼───────┼───┼───────┼──────┼──────┤
│04  │男  │30—35    │硕士 │助理审判员  │无     │基层    │
├───┼───┼───────┼───┼───────┼──────┼──────┤
│05  │男  │36—40    │本科 │助理审判员  │无     │基层    │
├───┼───┼───────┼───┼───────┼──────┼──────┤
│06  │男  │30—35    │硕士 │助理审判员  │无     │基层    │
├───┼───┼───────┼───┼───────┼──────┼──────┤
│07  │男  │40—45    │本科 │审判员    │无     │中级    │
├───┼───┼───────┼───┼───────┼──────┼──────┤
│08  │女  │40—45    │本科 │审判员    │无     │中级    │
├───┼───┼───────┼───┼───────┼──────┼──────┤
│09  │男  │36—40    │博士 │审判员    │副庭长   │高级    │
├───┼───┼───────┼───┼───────┼──────┼──────┤
│10  │女  │30—35    │博士 │助理审判员  │无     │高级    │
└───┴───┴───────┴───┴───────┴──────┴──────┘

  以此为逻辑起点,本文的研究旨趣在于:首先,理论上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作为分析工具,从司法场域、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中描绘和解释刑事法官的惯习。同时,利用勾勒出的刑事法官境遇之图景,反向研判“场域—惯习”论在中国土壤上的解释力与自洽性。其次,方法论上尝试在部门法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从经验维度认识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尽管本文不会集中涉及某一具体部门法条文,但刑事法官是运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当下境遇也直接反映着刑事司法的运行环境,而这正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所亟须走向的“田野”。[7]在展开正文之前,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涉及检察官的相关问题,对于法官,也仅聚焦刑事法官,冀望由此切入,以小见大,勾勒当下中国刑事法官所受制的场域与惯习,以及二者相互关联对于实践的支配作用[8],为“刑事法官为何困惑”“刑事法官缘何出走”给出一个法律社会学视角的初步解读,并由此对新一轮司法改革作出预测。本文关于刑事法官的描述大部分来自我们在华东地区A、B两省若干法院的田野调查:2012年7月至8月,我们在A省P法院进行的调研仅针对具体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中的问题,但刑事法官的尴尬境遇却激发了我们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不务正业”;2014年1月至5月,我们就此继续访问了A省其他法院的一些刑事法官,并对B省若干法院进行调研,其间采取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试图还原刑事法官最真实的生存样态。我们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十位一线刑事法官作为主要的深度访谈对象,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年龄跨度为30岁至55岁,学历涵盖本、硕、博,供职法院包括基层、中级和高级法院,均是有资格承担审判业务的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其中还有三位法官分别担任刑庭庭长、副庭长。访谈的类型既有结构型访谈,也有无结构型访谈,但谈及“法官出走”时,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曾有过“出走”的念头,或者以类似“当年如果没有进法院,现在像我那些同学……”(IN1402A;IN1406B;IN1407B)的话语表达些许无奈。此外,田野调查的地点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因而本文之研究并不必然反映中西部地区刑事法官的生存样态;同时,本文描绘的刑事法官之部分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在民事、行政法官身上有所显现。
  二、作为法律人的刑事法官:司法场域的尴尬境遇
  布迪厄将“司法场域”定义为:“一个围绕直接利害相关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由法律规制的法律职业者通过代理行为进行的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9]在其理论中区分了两种行动者,一种有资格参与游戏,另一种尽管发现自己也在其中,但事实上由于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进入这个社会空间所必需的心理空间(尤其是语言态势)转换而被排除在外。[10]但中国法官——特别是刑事法官——或许只是司法场域的“第三种行动者”,具备参与游戏的知识谱系和语言态势,却没有可支配的权力资源:简单的案件中,刑事法官是满负荷的“自动售货机”,A省区级法院刑庭的承办法官,每年人均办案量最多可达30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适用简易程序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社会影响不大(IN1402A),办理这些案件时,法官可以凭借已然内化的法律惯习彰显自身中立姿态,事实上,法官也确实是格式化操作,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消除所谓中立化的空间距离;难办的案件中,刑事法官却又沦为象征性的责任承担者,司法权力的行政化运作在疑难案件中尤甚,层层上报、重重指示,加之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三阶段都采用“证据确实、充分”这一相同的证明标准[11],意味着将事实认定与证据评价的权力让渡于侦查机关,助长“侦查中心主义”,法官没有定罪的实质权力,却要承担案结事了的责任——在冤假错案判决书上落款的法官往往只是权力操纵的木偶罢了。这正是“要命的地方”,在真正需要法律决断的案件中,法官却没有可以援引的权力资源。
  表2 受访某基层法院刑庭办案情况统计表(单位:件)[12]

┌────┬──────┬───────┬─────────┬─────────┐
│年份  │简易程序  │当事人和解  │提交审委会讨论  │办案总数(约)  │
├────┼──────┼───────┼─────────┼─────────┤
│2011  │4125    │453      │11        │5500       │
├────┼──────┼───────┼─────────┼─────────┤
│2012  │4241    │406      │8         │5300       │
├────┼──────┼───────┼─────────┼─────────┤
│2013  │4424    │452      │9         │5600       │
└────┴──────┴───────┴─────────┴─────────┘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基层法院管辖并满足一定条件的,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13]但从表2中的数据来看,2012年之后简易程序的适用量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大幅增长,只是从办案总数的75%左右上升至80%左右,可见《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法官对所谓“简单”案件的认定仍是较为保守的;而真正“难办”的案件也颇为罕见,2011至2013年间,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平均仅有10个左右,当然,审委会讨论案件减少,主要是因为该院设立了由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刑事审判委员会,每年讨论20个左右疑难案件,结论上报“大审委会”,只有刑事审委会决定不了的案件,才提交“大审委会”重新讨论(IN1402A)。[14]实际上,对于案件的分类并非绝对,“简单”的案件有时候也“难办”,本文所区分的“难办”与“简单”,主要根据案件是否受到法外权力的干涉;并非所有简单的案件都可以格式化处理,调研中我们发现,法官往往挑选其中相对复杂的,对棘手的法律问题仔细研判,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审理期限,为案件审理争取更充足的时间。法官不应只是简单的法律执行者,所诠释的角色任务也不只是逻辑涵摄、法律推理,相反,法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无疑成为衡量其在法律权威这一特定资本的分配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最佳尺度。[15]显然,在过往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无论面对简单还是难办的案件,从表面上看都缺乏相应的自主性,如果抠字眼儿地讲,“挑选案件”的行为也算是多少体现了“自主性”,但若是把这种“自主性”放置于法律权威的分配结构中加以评价,中国法官的尴尬境遇只会进一步凸显。吊诡的是,中国法官——特别是刑事法官——却表现得并不待见所谓“自主性”,反而乐于在科层制司法的运作下遮风躲雨,毕竟在一个甚至需要法官走村访舍、说服当事人不再上访的角色定位中,贸然彰显自主性无异于招致更多责任。
  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演进,刑事法官不再只是居中高坐的中立裁判者,甚至需要主动放弃中立化的空间距离,接近当事人,接近利益冲突的震中,而这原本是刑事法官与民事法官最大的不同之处,以至于有受访者笑言道:“我们现在办案居然要从民庭借计算器了。”(IN1203A)例如,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仅明确自诉案件法院可以调解、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6],对于公诉案件并没有和解的规定;是故,刑事法官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对被告人科以刑罚,实现犯罪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然而,以犯罪控制为导向却忽视了对被害人损失的弥补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修复,无利于矛盾化解,更是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背道而驰。于是,“刑事和解”的试点开始兴起,并由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加以规范[17],部分地区刑事和解案件甚至宣称实现了“四无”[18]。一方面,刑事和解的兴起给法官带来了新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刑事法官似乎逐渐开始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资源。与民事调解相比,刑事和解中法官的自主性仍是十分有限的,从我们收集到的数据(表2)来看,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还是之后,当事人和解的案件均只占年办案总数的8%左右,但即便这类案件并不占多数,却足以颠覆刑事法官内化的法律惯习,其行为方式开始受到社会场域及惯习的冲击。其实,与其说是法律惯习发生了转变,毋宁说是法律思维中的“社会因子”被激活了。法官的工具箱里本就少不了社会常识,所谓“常识”是法官个人生活经验的勾勒,除了“法官”之外,他们还可能扮演多重社会角色,诸如父/母、儿/女、党员、学生、兼职教授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知识谱系和行为模式,法官在司法场域很难完全抛开其他社会角色,专注于法律知识本身。[19]
  (图略)
  图1 法律(特殊)惯习与社会(一般)惯习之生态竞争[20]
  作为具有特殊性的职业,法官所呈现出的法律惯习本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 特殊惯习 (specific habitus),法律惯习由更具一般性的社会惯习衍生而来,但却不同于 一般惯习 (primary habitus),具有相对独立性。[21]惯习介于知识谱系与行为模式之间,借助惯习,知识谱系得以在行为模式上形成刻画作用,而行为模式的改变可能反映出知识谱系的更新,因此,从一般惯习到特殊惯习,需要检视整个演化过程,而不仅仅是评价法官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知识谱系和行为模式。如图1所示,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但缺乏社会经验的“三门法官”和未受系统法学教育但社会经验丰富的“复转军人”为比照对象,在其进入法院前后呈现出法律(特殊)惯习与社会(一般)惯习的生态竞争趋势:“三门法官”自研习法律之日起,其法律惯习在生态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并在其完成学业、通过考试进入法院时达到峰值,而当他们进入法院真正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之时,法律惯习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因为“三门法官”意识到,定分止争还需要更多社会惯习的支援;以“复转军人”为代表,未系统研习法律的法官直到转业(或其他渠道)进入法院之时,其社会惯习在生态竞争中都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其裁判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借助法律惯习加以彰显,因而必须“边做边学”,使得法律惯习与社会惯习达到基本平衡的状态。由此观之,进入法院之初,是否系统研习法律决定了不同“出身”的法官运用法律惯习支配司法实践的倾向有所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类法官的惯习诠释逐步接近,法律惯习与社会惯习在生态竞争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不同“出身”的法官之间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法律惯习与社会惯习在日常交往中产生碰撞,从各自对立到相互接纳;其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决定了法官不能单一地倚仗法律惯习或社会惯习,为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不同“出身”的法官均有必要充实自身知识谱系。实际上,法官在裁判中百分之百地受法律惯习支配既不可遇也不可求,更无助于提升裁判质量,法律发展的更高境界即是一种针对具体情形的决疑术(casuistry)[22],知识谱系的多元化对于裁判原本就是有利的;同样,对于办案过程中不同知识所占比重如何,我们在访谈时听到了不同声音:
  法律知识所占比重较小,40%。因为我所在的刑一庭主要承办暴力犯罪等自然犯罪,最重要的是对证据的审查而非法律适用,需要经验、常识来判断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是否具有合理性。(IN1401A)
  法律知识一般远胜于生活常识的比重,但是有些案件生活常识对定罪量刑也起到重要作用。(IN1404A)
  二位法官(01、04)均不否认经验、常识在司法中的运用,但对于比重大小却有不同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在于,首先,拥有行政职务的法官一般会更加重视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其次,资深法官也比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更有勇气展示案件处理的“自主性”。正如法官01所言,司法证明中的证据审查、评价本应是刑事法官自主性的一个集中体现。威格摩尔(John H. Wigmore)在其著述中将证据法学研究区分为司法证明和证据可采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注重证据推理过程,也即动态的证明理论;正是其“司法证明科学”思想,促成了“新证据学”(New Evidence Scholars)[23]的诞生,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深入探索。[24]司法证明相对抽象,不同于证据规则的条条框框,同时对于数学、心理学、哲学等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显然也超越了纯粹的法律惯习。其实,得益于司法证明的客观规律,中国的刑事法官在证据评价中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但却只有部分法官在访谈时能大方地将其表现出来,其他时候,自主性只能隐藏在形式化的证明标准和以印证为中心的证明模式之下。
  法外知识、社会常识的司法运用名不正、言不顺, 中国的刑事法官并非不愿享有自主性,只是没有勇气将自主性展现出来 ,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司法场域的局部病变,更在于社会和权力场域的过分干预。常识介入司法,本是为了法官更有针对性地运用知识,以免造成裁判的僵化和民众的不理解。借用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类分,法官的知识谱系中绝不能仅有纯粹理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法官驾驭案件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实践理性与技艺中,就此而言,常识扮演着实践理性的角色,并且“只要人类在延续,这类知识的领域就永远不会荒芜”[25]。社会转型之际,冲突势难避免,司法理应有相适的态度和担当,但对社会的回应不意味着妥协,更不能为了标榜政绩、树立形象而追求不科学的考核指标,理性的司法过程需要常识与知识的碰撞、协商以及达成共识,借此体现作为实践理性或技艺的法律惯习——正如波斯纳对“实践理性”的比喻那样,它是一个杂货箱,里面有掌故、内省、想象、常识、设身处地、动机考察、言说者的权威、隐喻、类推、习惯和直觉等。[26]
  三、作为社会人的刑事法官:社会场域的商谈纽带
  社会生活进程是由大量个体的社会行动组成的,但与交往相涉的人类思维和行动并非其自由意志的外在流露,而是被生活于其间的社会通过预设的、传承的、稳定的普遍行为模式所刻画着。[27]当法官在饭局上对政治、教育、军事等问题高谈阔论时,法官身份所赋予的符号利益(symbolic benefits)被暂时掩盖在谈资之中,往日高高在上的法官,此刻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社会场域的一般惯习在法官身上从未消去。但更多时候,法官并不同于普通公众,特殊的职业背景使得公众在为法官“预设”行为模式时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法官职业是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另一方面,法官群体又是公众眼中权力寻租的重灾区。即便这样,矛盾也并非无法消解,就好像有的法科生在校期间发誓不进体制内,要做一名“维权”律师,而四年后真正站在十字路口时却“奋不顾身”地竞争法官职位(IN1205A);日常生活中,公众同样更乐于让一名法官为纠纷“评理”,甚至将此视作司法裁判的一次预演。[28]
  如同本文开篇论述的那般,新任法官在就职之初即会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而产生困惑,甚至因此选择出走;而公众介入司法场域时,同样会看见一幅与想象中全然不同的景象:传统公案戏剧的单一叙事——一项犯罪、一个解决和惩罚犯罪的法庭以及一名主持正义的裁判者[29]——失去了市场;西方法治影视传来的剧场化法庭——陪审团、交叉询问——也不见了踪影。司法的独特性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介入决定了它始终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而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地方,以民主为导向的司法广场化始终具备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与民众“追求正义”的心态尤为贴切。[30]于是在公案中,公众不再乐于接受法律的符号权力支配,而是借助舆论,促使当事人因素最大化,将社会场域的力量向司法场域渗透;社会惯习所挑战的,不仅是法官的法律惯习本身,更是整个权力关系网络——司法场域。符号权力的运作依赖于实践的认可,取决于主客体之间的吻合性,而非二元对立的强制性,但若是符号权力所依赖的符号利益逐渐淡化,即可能产生新的符号争夺,其后果即是符号权力的移转造就社会惯习对法律惯习的反向支配。原本进入司法场域意味着默认了这一场域的基本规则,而法律的符号权力也只有通过被支配的受众之合谋才能在其获得认可的范围内行使——尽管承受支配效果的对象大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合谋[31];但社会与司法的紧张关系使社会不仅没有接受司法场域的游戏规则,反而将社会场域的一般惯习强加至司法决策,久而久之,也就造就了司法场域的潜规则——舆论获取符号利益进而支配司法。“无端指责、断章取义并求诸于舆论、向党政领导写信申诉”(IN1401A),这正是刑事法官最不能承受的: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是目前中国法院普遍存在的问题,法院不权威,信访不信法现象尤为普遍!假如一个案件,因为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围攻法院,为了和谐、稳定,法院迫于压力而改判,你是否还会在以后的判决中不考虑当事人因素?(IN1403A)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法律适用本身可以给出的。甚至有受访法官表示,他在从业十余年间练就的最大“本领”,即是在当事人的“围攻”下从容说理——无论是百人围堵,还是在法院门前摆上灵堂(IN1407B)。面对公众病态般的关注,刑事法官显得形单影只,法律惯习难以获得来自社会场域的承认,也无法得到司法场域内部的支持,甚至不得不承受来自权力场域的指令,这就是为什么图1中“三门法官”在进入法院后其法律(特殊)惯习在与社会(一般)惯习的生态竞争中反而呈现劣势。在布迪厄眼中,普通大众和法律专家建立劳动分工这一理性化进程的最佳状况,就是基于法律的裁决与基于公平直觉的判断之间的距离不断加大。现实却是, 分离愈大,共识愈少 。司法裁判本是观点之间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只能通过“权威”的判决加以解决,这个“权威”的权力又是社会赋予的。问题由此而来,社会显然难以接受司法官依照外行无法掌握的深奥逻辑自说自话,在封闭的空间内制造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场域本身即是权力对抗的存在,有领导和被领导者,一味地强化对抗,就可能转化为符号争夺,以致法律惯习失去原有的符号权力。在司法场域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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