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保安处分制度的中国命运
【副标题】 兼论劳动教养的出路
【英文标题】 System of Security Measures in China with Some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System of Labor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作者】 梁根林【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6【页码】 70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942    
  一、保安处分:政策基础及其当代命运
  现代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保安处分,是国家基于维护秩序、社会保安之需求,对于具有特殊人身危险性的人,替代或补充刑罚适用的,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进行的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的各种保安措施的总称。
  作为一种刑事政策思想,保安处分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克莱因(1747—1810)提出。他认为,维护公共安宁幸福是一切刑事立法的唯一正当的根据,因而就有必要在刑罚之外另行根据行为者的犯罪危险性予以保安处分,因为“刑罚具有按现实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确切内容,而保安处分则具有以行为者的犯罪危险性为基准而科处的不定期的内容。”[1]但保安处分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以龙勃罗梭、李斯特、菲利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理论推动的结果。特别是菲利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研究犯罪现象,得出了著名的犯罪原因决定论和犯罪饱和法则,认为“每一年度犯罪的多少显然都是由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按照犯罪饱和法则,与行为人的遗传倾向和偶然冲动相结合而决定的。”[2]根据这种行为决定论,菲利提出了与古典学派主张的道义责任论相对立的社会责任论,认为“刑罚不应当是对犯罪的报应,而应当是社会用以防卫罪犯威胁的手段,”[3]进而主张犯罪既然是由犯罪人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学原因、地理原因和社会原因决定的,单纯的出于道义的立场去惩罚他,既不合理,也没有效果,社会必须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以隔离、治疗、矫正等手段为内容的处遇措施。而且一个人即使在法律事实上尚未构成犯罪,但在其确有实施犯罪的危险即人身危险性时,社会就有责任采取必要的保卫措施,防止其犯罪,同时保卫社会。菲利认为,刑罚的效力很有限,刑罚只是社会用以自卫的次要手段,必须寻求刑罚的替代措施,并将其作为社会防卫机能的主要手段。[4]菲利在其起草的《意大利刑法预备草案》中甚至主张废除传统的刑罚概念,将刑罚与保安措施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裁体系,即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化的保安刑。因此,菲利被认为是保安处分的实证科学理论的奠基者。[5]在实证学派的大肆鼓吹和理论推动之下,保安处分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被各国刑法学者所接受,[6]并且在各国立法上纷纷得到确认。[7]
  保安处分由18世纪初克莱因首创时的昙花一现,到20世纪初汇聚成世界刑法改革的历史潮流,既有其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基础。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随之而发生的即是社会思潮由崇尚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个人本位主义向崇尚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连带主义、国家本位主义的历史性变迁。国家形态也由最少干预的自由主义形态向积极干预的帝国主义形态转变。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文化形态和国家政治形态的历史性的嬗变,为保安处分的粉墨登场奠定了社会基础。而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实证科学方法在犯罪与刑法科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刑法学者得以摆脱传统刑法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辩和追求形式合理化的羁绊,而用科学的眼光去注意和分析犯罪人的个性特征,科学地探索犯罪现象的成因,因而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科学地、人道地、合理地对待犯罪人的要求。可以说,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实证科学方法的发达和运用,正是保安处分制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科学基础。
  但是,保安处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发展和发达,还有着更为直接和必然的原因:
  第一,传统的报应主义刑法理论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这种责任主义、报应主义的刑法理论,将许多对社会具有相当危险性而没有刑罚适应性的人,置于刑法关注的领域之外,对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实质的损害。特别是,按照报应主义和道义责任的立场,对于具有特别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人如累犯、惯犯,只能科处与其道义责任相当的刑罚,即便适当加重其处罚,也难以有效预防再犯。而对于具有责任能力又因身体精神缺陷刑罚适应能力不足的犯罪人,传统刑罚也不足以有效预防其再犯。因而客观上有必要另辟蹊径,加以有效因应。保安处分就是有效处遇这些不具有刑罚适应性的犯罪人、预防其再犯、防卫社会的一种救济措施。
  第二,传统的报应主义和道义责任的刑法理论不足以有效地解决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19世纪产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产业组织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出现了严重的家庭组织解体、贫穷、失业和流浪现象,导致少年犯罪大量增加,特别是犯罪已成习性、以犯罪为常业或者因流浪、懒惰成性而犯罪的少年犯大量增加。沿用报应主义的刑法对少年论罪科刑,不仅不足以预防其再犯,反而制造出新的更为严重的犯罪。实践证明,传统报应主义和道义责任的刑罚无法解决少年犯罪问题,感化教育远比单纯的惩罚效果要好。因此,保安处分作为预防少年犯最重要的首选措施被提上了立法议程。
  第三,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促成保安处分制度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1905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决议痛陈了短期自由刑的种种弊端,如无施教的充分机会、对防止犯罪无力、犯罪人易感染新罪的恶习、使犯罪人丧失对拘禁的恐惧、减弱其自尊心、增加其复归社会的难度等。因此,短期自由刑被认为“既无益于改善,又无威吓效果,反而对受刑人之将来导致极大的危险。”[8]对于轻微犯罪,如果不能用缓刑替代短期自由刑,又不能置而不问,此时,保安处分就成为理想的选择。
  笔者认为,保安处分是人类对传统刑罚功能不足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刑法文化由单纯的报应刑主义向教育刑主义进化的要求。保安处分制度的出现是现代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标志,更是刑法超越形式理性追求实质理性的开端。因为,一方面,客观现实中存在着大量有人身危险性而无刑罚适应性或者刑罚适应能力不足的无责任能力人或限制责任能力人,刑罚对这些人往往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受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原则的限制,刑罚以行为人通过行为表征的罪责为基础,根据行为人的罪责程度确定的刑罚强度往往不能满足矫正罪犯和预防犯罪的需要。刑罚在社会保安和矫正罪犯、预防犯罪两方面经常呈现功能不足。而保安处分能够用以积极主动地预防不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以及未然之罪,较之刑罚仅能在犯罪发生后被动地惩罚犯罪,具有积极的促进机能。通过在刑罚之外适用保安处分或者干脆将刑罚和保安处分一元化,对于不具有刑罚适应性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积极的治疗、矫正手段或消极的隔离、收容处分予以处置,可以收到排除人身危险性、满足社会保安需求的效果,弥补刑罚无法抗制这些人的危害行为的功能局限,防止刑罚不适当地将触须伸展到这些行为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刑罚与保安处分的配置替换,对于具有特定人身危险性的罪犯进行必要和充分的处置,避免刑法为实现预防犯罪、防卫社会之任务而科处超越罪犯刑事责任的刑罚,节约刑罚的投入,甚至避免刑罚的适用,从而达成刑罚谦抑、刑罚圈收缩的效果。因此,德国刑法学家、犯罪社会学和实证刑法学派的大师弗兰茨·冯·李斯特教授正确地指出:“现代刑事政策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惟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地进行评估。出于这一原因,除刑罚制度外,还需建立一套保安处分制度。”[9]因此,保安处分制度诞生后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一度被法西斯恶为利用,仍然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中得到了确认,并且不断地发展、完善,成为与缓刑、假释并驾齐驱的标志20世纪刑法改革方向的三驾马车之一。[10]
  二、保安处分在中国:现状及其走向
  长期以来,我国正统法学理论对保安处分基本采取否定和排斥态度,现行法律也没有正式规定保安处分制度。但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也分散性地规定了多种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保安措施。这些措施就其性质和内容分析,可以分为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措施和非人身强制的保安措施三类。其中,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措施包括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除、强制医疗和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措施为收容教育,非人身强制的保安措施则有没收财物、吊销驾驶执照和禁止从业等。因此,可以断言我国现行社会控制体系中无保安处分之名却有保安处分之实,这是维护秩序、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现实需要使然。但是,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分散地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甚至行政规章中,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功能协调和配合,除没收财物外,主要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决定适用,存在明显的保安处分司法化和程序化的缺陷,更缺乏对这些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的有效机制。在不受程序制约、未经司法审查的情况下,完全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对公民自由裁量适用保安措施特别是具有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性质的保安措施,如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难免使行政权力过于扩张,导致保安措施滥用、公民人权受到侵犯。因此,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在发挥其预防违法犯罪的重要功能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批评。因此,如何评价和处理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如何确立和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课题。
  笔者认为,保安处分是现代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产物。保安处分虽然曾经被法西斯恶为利用,但保安处分本身具有弥补刑罚功能不足、替代刑罚适用的积极机能,是预防犯罪、保安社会的客观需要。我们应当破除观念上的阻力和对保安处分的误解,正式确立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这里,首先就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我国现行的保安措施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具有保安社会、预防犯罪的某些功能,但它与现代保安处分制度具有不同的政策基础和价值取向,不是作为刑罚的辅助或者替代手段而加以适用的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的严格意义上的保安处分。因此,我们主张,要确立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就必须彻底改变我国现行保安措施行政化的现状,实现保安处分制度的全面刑法化,即在借鉴别国保安处分制度、改造我国现有的保安措施的基础上,建立我国刑事保安处分体系,将其作为与刑罚并列的犯罪或者触犯刑法的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之一,纳入刑法典。保安处分制度刑法化的理由、根据在于:
  1.保安处分刑法化是刑事制裁多元化、实现现代刑法教育改善和防卫社会机能的客观需要犯罪现象和犯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作为犯罪的正式反应方式的刑事制裁手段应当与犯罪现象和犯罪人情况的复杂性相适应,以满足在惩罚和威慑犯罪的同时教育改善罪犯、防卫社会的客观需要。这就要求实现刑事制裁的多元化。
  刑事制裁多元化不仅要求刑法典设计的刑罚种类多样化,而且要求把保安处分纳入刑法典,作为刑罚方法的必要补充。在现代教育刑思想和社会防卫思想的熏陶下,现代刑法日益重视发挥刑罚的矫正、感化、教育、改善和防卫社会的机能。但是,现代刑法典是以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为灵魂的体现国家刑罚权制约和自我制约双重机制的封闭性规则体系,刑罚必须以罪责为基础,“刑罚的轻重必须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罪责原则排斥超越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刑罚。如果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再犯可能性高为由,对犯罪人裁量和执行超越其罪责程度的刑罚,则违背了罪责原则的基本要求,而如果不这样做又不能满足教育改善罪犯和防卫社会的需要。因此,现代刑罚必然面临着多重刑法原则和刑法机能相互冲突的要求的艰难选择。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克服现代刑罚的功能缺陷,保安处分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现代保安处分制度不以惩罚、报复为宗旨,而以教育改善罪犯、使之重新复归社会从而防卫社会为目的,它综合运用法学的、社会学的、医学的、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强调根据犯罪的具体原因和罪犯的个人特点对症下药,适用完全个别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保安处分可以不受罪责原则的严格限制,而根据矫正改善和防卫社会的客观需要灵活地适用,它甚至也不受现代刑法确定刑原则的限制,而可以适用不定期原则,保安处分显然具有刑罚所不可能具有的积极的、灵活的促进的机能,是有效地矫治累犯、惯犯、常业犯、常习犯以及其他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的罪犯、预防其再犯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我们认为,保安处分刑法化既可以弥补刑罚功能不足,又可以替代刑罚适用,反映了现代刑法典刑事制裁多元化的客观需要,是实现现代刑法教育改善和防卫社会机能的必然要求。
  2.保安处分刑法化是正式确立和完善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需要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尽管种类不少,实践中适用数量也很多,但在总体上讲确实存在如苗有水博士所指出的法定化不足、司法化不足、程序化不足、系统性不足、改善性不足和制约性不足等内在的和致命的缺陷。[11]这些缺陷的存在致使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尽管在形式上和现代保安处分制度具有相似性,但在内在旨趣和价值取向上却大相径庭,同时也使现行保安措施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保安处分体系。因此,要建立现代保安处分制度,一方面要将现代刑事政策思想和刑事法理念特别是通过教育改善罪犯、使之重新复归社会而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目的的理念注入保安处分制度中,使之不仅具有保安处分之名,而且具有保安处分之实;另一方面,就要对分散地规定在行政法律、法规中的保安措施经过必要的筛选、分类、改造,将其中能够适用于犯罪行为或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的保安处分集中统一地规定于刑法典之中,使之系统化、法典化,成为辅助刑罚适用的实现刑事责任的重要方式,发挥其教育改善罪犯、防卫社会的固有机能。
  3.保安处分刑法化是协调刑罚和保安处分关系的需要保安处分既然是弥补刑罚功能不足、甚至替代刑罚适用的实现刑事责任的重要方式,保安处分和刑罚就必然具有密切的联系。基于这种密切联系,各国立法例一般实行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化,把保安处分作为补充或者替代刑罚适用的刑事制裁方式刑法化,规定在刑法典中。二元化的具体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其一是并科主义,即刑罚与保安处分同时宣告,并科适用。其二是选科主义,即对同一犯罪事实,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在刑罚与保安处分之间选择一种。其三是代替主义,即对同一犯罪事实,本可并科适用刑罚与保安处分,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代替,宣告或执行其中一种,免除另一种的执行。[12]代替主义又可分为宣告中的代替主义和执行中的代替主义。宣告中的代替主义是刑法中规定为二元主义,而在宣告时则得以保安处分代替刑罚,或者以刑罚代替保安处分,尤以前者为多。而执行中的代替主义则是在宣告时得同时宣告刑罚与保安处分,执行其一后,若认为没有必要再执行另一个,则免除其执行。[13]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功能互补,同时也是为了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和刑罚强度,防止刑罚的过分扩张和泛化,以实现刑罚的最佳效益,我国刑法无疑也应当采用这种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制的立法模式。如果保安处分仍然象我国现行保安措施那样分散地、零星地、凌乱地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法规甚至行政规章中,协调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功能互补,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
  4.保安处分刑法化是推进刑事法治进程的需要国家刑罚权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最具有暴力性的国家权力。国家刑罚权能不能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约,则是一个国家在刑事法领域是否实现法治的根本标志,进而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因此,现代刑法都把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典的灵魂,在为国家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提供合法根据的同时,也限制和规范国家刑罚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扬弃刑法仅仅是“刀把子”的传统工具价值论,树立刑法同时也是“大宪章”的刑法机能观。把刑法的“刀把子”功能和“大宪章”功能有机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实现对国家刑罚权的规范和制约,实现刑事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我国现行保安措施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行政性,其价值取向是单向地预防犯罪和社会保安,其决定过程也缺乏必要的程序制约和司法救济,因而极易导致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严重后果。而如果实现保安处分的刑法化,将保安处分纳入罪刑法定原则支配下的现代刑法的严格规范和约束之下,由刑法的司法化的性质所决定,保安处分的适用就必然应当纳入严格的司法程序,接受司法审查,这对于改变目前主要由公安机关不受制约地独自决定保安处分、保障公民对于保安处分决定的救济权利、防范行政权力扩张和滥用、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行政专横的侵犯,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刑事法治进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保安处分制度的设置:原则、对象、条件和种类
  (一)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基本原则
  关于保安处分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哪几个方面,各国保安处分立法并无统一的规定。有的国家如意大利刑法典明确规定了处分法定原则。[14]有的国家如德国刑法典明确规定了相称性原则。[15]刑法学者对保安处分的基本原则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保安处分应当遵循伦理的容许性、合目的性和有效性三原则;[16]有的认为保安处分应当遵循相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17]有的认为,保安处分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处分法定原则、与犯罪危险性相适应原则和不定期原则;[18]有的认为保安处分应当体现处分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改善为主排害为辅原则。[19]笔者认为,在刑事法治的大背景下探讨建立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必须综合考虑保安处分的性质、机能、目的、保安处分与刑罚的互动互补关系以及保护社会、人权保障两大刑法功能对保安处分的制约和要求,惟此才能正确地确立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处分法定原则、处分必要原则、处分均衡原则和处分不定期原则。
  1.处分法定原则
  所谓处分法定原则,是指对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依照何种程序适用什么内容的保安处分,都必须在制定法中明文加以规定。处分法定原则是保安处分制度对作为现代刑法灵魂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延伸,具有限制国家运用保安处分的权力、防止保安处分的擅断和滥用、保障公民人权的限制机能。
  保安处分本来是所谓文化国即后法治国法律文化的产物,[20]相对于受罪刑法定原则制约的传统刑罚而言,具有扩张国家权力、对公民未来行为进行积极干预的促进机能。但是,如果保安处分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极易被人恶为利用而异化为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因此,如何在社会保安与人权保障之间取得平衡,就成为直接关系到保安处分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了就保安处分之利而除保安处分之弊,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国家适用保安处分的权力以保护被处分人的权利。亦即保安处分和刑罚一样必须实行法定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同样适用于保安处分。当保安处分与刑罚同时规定于一部刑法典时,保安处分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规制。保安处分的适用须以行为人已经实施犯罪行为或刑法机制下的不法行为这个动因事实为前提,保安处分也只能通过法院审判程序或者保安程序才能适用,[21]保安处分的决定同刑罚的宣告一样,禁止类推适用。但是,保安处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刑罚,不能把处分法定简单地等同于罪刑法定,处分法定原则具有不同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对性和新内涵。这种相对性具体表现在保安处分不固守罪刑法定原则派生出来的要求,不排斥法律适用上的溯及既往,也不排斥不定期处分。[22]而处分法定原则的新内涵则表现在保安处分虽然也以客观的违法行为这一动因事实为适用前提,但保安处分适用的主要根据则在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变动不居的。保安处分的适用因而就不可能象刑罚的适用那样,建立在缜密的犯罪构成理论基础之上。因此,保安处分的处分法定原则只能是一种相对的、修正的、灵活的法定原则。[23]
  2.处分必要原则
  所谓处分必要原则,是指保安处分只有为保安社会、预防犯罪所必需时才能适用,如果能够用其他方法排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就不应适用保安处分。保安处分制度建立在防卫社会的有效性和合目的性的构想基础之上,但这种有效性和合目的性必须受伦理的容许性和必要性的制约,否则保安处分就会发生正当性危机。台湾刑法学家林山田先生正确地指出:“国家运用司法处分的手段,将有害于社会或对社会具有危险性的特定人,包括恶性重大而难以矫治的习惯犯与常业犯、有碍于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和心神耗弱人以及患有危险传染病的人加以特别的矫治、疗护或监禁,可能对于社会的治安秩序具有很高的目的性和有效性,但从法治国的立场出发,只基于合目的性和有效性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剥夺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身体自由,或是剥夺超越其罪责程度的自由。”[24]刑法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规范,只有在伦理容许的范围内,才能追求保安处分的合目的性和有效性。片面地强调保安处分的合目的性和有效性,而忽视保安处分的道德制约和伦理容许,无疑蕴藏着国家权力不受制约、公民人权被践踏的现实危险。
  3.处分均衡原则
  所谓处分均衡原则,又称处分适当原则或按比例处分原则,是指保安处分所运用的手段的性质、种类和轻重,必须与被处分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被处分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相适应,与社会保安的实际需要成相当比例。依据处分均衡原则,法院在适用保安处分时,除应注意保安处分的合目的性与社会保安的需要外,还须注意处分的内容必须与被处分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而防止法官以社会保安为借口而滥用保安处分,任意侵犯人权,同时促请法官在适用保安处分时应当认真权衡被处分人的前科种类及其严重程度以及被处分人未来可能的人身危险性,以使保安处分所施加于被处分人的负担不会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需要。
  4.处分不定期原则
  所谓处分不定期原则,是指刑法立法和司法宣告时对保安处分的期限不作绝对规定,对被处分人适用的保安处分期限,根据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实际需要而具体确定。处分不定期原则取决于保安处分的适用前提——人身危险性以及保安处分的目的——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基于这一前提和目的,保安处分期限就不可能预先在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394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