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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典型案例分析
【副标题】 以J省D市司法实践为样本
【英文标题】 Exclusionary Rule in China: Cases,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作者】 郭旭【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例;经验;探讨
【英文关键词】 exclusionary rule; cases; experience; discussion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133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J省D市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结合案件情况和实践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探索了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路径:运用多种方式联合证明取证合法,以庭前会议作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制度支撑,并通过印证规则判断证据真伪及证明力大小。刑讯行为之界定需要结合“痛苦规则”进行个案分析,“刑讯”是因“逼供”是果,并非所有刑讯行为均会导致排除有罪供述的后果。

【英文摘要】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judicial organs in D city, J province, based on the cases and the judicial experience, have engaged in creating a new and concrete method to implement the exclusionary rule: hosting the pre - trial meeting as the supporting mechanism, using multiple other evidences to prove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evidence in doubt, and confirming the validity and probative force. Meanwhile, more attentions shall be paid to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firmation of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and whether using the torture would definitely suppress the confess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3116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为了深入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的具体情况,总结司法机关的有益经验,探索进一步完善该规则的路径和方法,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多次对J省司法机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调研成果与考察报告。[2]2014年6月,调研组再次前往J省D市就该市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具体经验以及存在的困惑等内容进行了专项调研。通过调研发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仍处于初步确立阶段,但地方司法机关在个案当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以下选取J省D市司法机关处理的两则典型案例为样本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J省D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情况及典型案例
  J省D市司法机关曾于2009年到2012年参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证试点”项目,[3]该市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刑事程序中,特别是侦查取证过程中较好地遵循了《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近年来涉嫌非法证据案件已经不多。据统计,D市检察院自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4]至2014年5月止,共处理刑事案件三千余件,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仅有4件,均启动了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其中2件单独开庭审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在这些案件中,最为典型的是陈某某滥用职权案和崔某滥用职权、受贿案,被告人分别以受到刑讯逼供、疲劳讯问以及证人证言取证不合法为由提出排除有罪供述或者证人证言的申请,反映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解读,能够深层次地发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过程中的特点,探索司法人员面对被告人排除证据之诉求如何进行有效处理与应对。
  (一)陈某某滥用职权案——处理刑讯逼供问题
  被告人陈某某曾任某侦查机关负责人,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检察院立案侦查,该案于2012年1月开庭审理。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侦查期间曾受检察人员的刑讯逼供,具体表现为在讯问过程中被椅子撞击大腿,在休息时又被活动床撞击致其大拇指受伤出血等,进而要求法院排除先前有罪供述。当时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尚在征求意见,但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已在司法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D市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
  在休庭期间,检察机关开展了证据合法性的调查核实工作,主要是通过调阅侦查期间的录音录像、查阅相关检查报告和文书材料等。在第二次开庭之前,D市法院通知公诉人和辩护人前往被告人陈某某被羁押的看守所,专门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交换意见。检察人员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按时间段制成光盘,只要被告人指出刑讯的大概时间,就予以当场播放。录音录像反映出来的情况是,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并不存在刑讯逼供行为,反倒是被告人不服从侦查人员的管理,并击打侦查人员。至于陈某某大拇指受伤,通过录音录像可以发现,他休息时将活动床往下掀,床上木刺弄伤大拇指,并趁机将血洒在墙上和床上。
  公诉人还出示了医院的健康报告、审查起诉阶段案件承办人对陈某某的讯问以及人民监督员在询问陈某某后所做的不存在非法取证的报告,显示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并未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展示了侦查案件工作记录表和休息排班表,证明讯问期间被告人平均每天有8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不存在其提出的疲劳审讯情况。
  D市检察机关通过详实举证,彻底反驳了被告人所提出的逼供问题,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关于被告人提出侦查期间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问题,本院依法进行了审查……认为,录音录像等证据能证实,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充分保证了被告人的休息时间,讯问期间无刑讯逼供和诱供的行为。被告人的供述系侦查机关依法取得,以上辩解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5]
  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滥用职权罪成立,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二)崔某滥用职权、受贿案——处理疲劳讯问和证人证言取证不合法问题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被告人崔某系J省D市商务局下属生猪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因涉嫌违规操作导致D市生猪企业虚报冒领90多万病、死猪补贴,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构成滥用职权罪。[6]在侦查过程中,检察人员还发现被告人崔某曾收受贿款18000元涉嫌受贿罪,将两罪并案处理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在庭审中以侦查讯问休息时间过短、导致身体不适被迫作出供述,并以证言取证不合法等理由,要求排除其有罪供述和相关的证人证言。
  检察机关为了证明取证活动的合法性,调阅了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讯问笔录和休息时间表。录像表明侦查阶段崔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受到了4次讯问,每次讯问均保证了8小时的休息时间。[7]在侦查终结前,检察人员还与被告人进行过一次综合性的谈话,崔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录像也显示其表情非常放松,并不是由于身体不好而被迫做出虚假供述。通过当庭播放录音录像,被告人认可了供述的合法性,其辩护律师也没有提出异议。
  另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还指出,侦查人员认定病、死猪数量所依据的证人证言取证不合法,申请32名证人全部出庭。考虑到出庭人数众多,D市人民法院决定召开庭前会议,分批通知证人参加,专门就证人证言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调查。庭前会议在法庭公开进行,其他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可以旁听。每次庭前会议法院均会制作《庭前会议记录》,让证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公诉人、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签字确认。再次开庭后,主审法官会询问控辩双方对庭前会议所确定的内容是否存有异议,如有异议则对异议部分再行质证。
  针对证言合法性的质疑,检察机关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予以反驳:第一,由于询问证人时没有同步录音录像,公诉人只能当庭出示证人证言笔录,证明侦查人员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合法取证。第二,通过证据之间的互相印证消除证人翻证的影响。对于病、死猪的数量,尽管有5位证人在庭前会议中翻证,但他们的前述证言和会计、检疫人员之证言在数量上相一致,而会计、检疫人员却没有提出非法取证的问题。D市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并非非法取得,认可了这些证据的效力。
  二、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分析及理论探讨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也能够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但证据调查程序应当如何进行仍旧规定得不甚明细。J省D市司法机关在取证合法性的证明活动中,根据当地实践、司法经验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框架内丰富了证明手段、细化了相关的操作程序,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值得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运用多种方式证明取证合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70条规定了八种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措施的效果均不甚理想。“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得知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最直接的方法,但犯罪嫌疑人的回答真伪不明,还需要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不排除犯罪嫌疑人为了排除有罪供述而做出虚假陈述的可能;“询问在场人员和其他见证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场人员通常是办案人员、联防保安或者特情人员,[8]这些人都不具有中立性,证言证据力相对薄弱,且侦查讯问场所与外界隔离,也很难有不相关的第三人在场;“入所体表检查”可以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受伤情况,缺陷在于不能得出这些伤痕是由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所致,还是自伤自残抑或是犯人之间打架斗殴所致;“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能够全面反映讯问过程,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会录音录像,[9]而且有些录像的质量实在糟糕,讯问之外的状况在录音录像当中也无法反映。对此,D市检察机关采取了多种方式联合证明的途径。除了当庭播放录音录像以外,还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分别出示了医院的体检报告、休息时间表和人民监督员的报告作为取证合法的证据材料,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无死角”的全程录音录像解决讯问时刑讯逼供与疲劳讯问的问题。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不仅要求全程记录讯问时的情况,还包括被讯问人休息时的情况。因此,被告人陈某某提出由于受到刑讯逼供而导致大拇指受伤,录音录像能够证明其伤情系休息时自行拖拉活动床而被木刺刺伤所形成;被告人崔某认为自己有罪供述系身体不好受到疲劳讯问所致,而录像中恰好反映出其在交代情况时表情放松、神态自若。录音录像可以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还可记录讯问活动全貌,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证据。“犯罪嫌疑人基于录音录像资料不敢随意翻供,侦查人员可以提供录音录像证明讯问的合法性,从而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提高了诉讼效率。”[10]
  二是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职权行使活动的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2条指出:“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依照本规定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实施监督。”并明确要求人民监督员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进行监督。D市检察院要求自侦案件审查起诉之时,人民监督员必须参与到诉讼程序中,询问犯罪嫌疑人、了解侦查活动中是否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并制作询问笔录让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此种做法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人民监督员不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与审查起诉承办人相比具有较强中立性,经被告人签字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询问笔录证明力较高;其二,如果在询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人民监督员能够及时与审查起诉人员沟通,就侦查活动取证合法性再次进行调查核实,避免非法证据出现在法庭审理阶段,对审判人员的自由心证造成干扰。“排除证据需要法官从他们的头脑中删除特定的事实,但是法官事先已经接触了某种事实,事后又需要遵照法律完全排除这一事实,实际上是面临心理难题的。”[11]
  (二)通过庭前会议处理取证合法性争议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182条第2款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尽管“两高”司法解释对该制度进行了细化,但庭前会议的效力、庭前会议的召开地点、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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