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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及其适用
【英文标题】 On the Limits of Facts without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
【作者】 占善刚刘显鹏【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免证事实 辩论主义 证明力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132
【摘要】

本文依证据法之基本理论,结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独特的视角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免证事实之规范作了全方位的检视。本文认为,在现行民事诉讼运作模式下,惟众所周知之事实与推定之事实始属免证事实。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这两项该免证事实之适用分别作了阐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500    
  
  在民事诉讼理论上,免证事实又称不要证事实,乃指无须经由当事人两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可直接由受诉法院裁判确认之事实。因现代民事诉讼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端以证据为基础,故免证事实乃为证据裁判主义之例外。又因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两造负举证之责,故免证事实同时构成举证责任之例外。由于免证事实攸关当事人举证责任之界阈,关乎当事人两造利益至巨,故各国立法例皆对免证事实予以明确界定,以杜受诉法院恣意滥用之弊。尽管我国现行民诉法并未明定哪些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则先后对免证事实作了相对明确之界定,从而部分为民事审判实践中受诉法院认定免证事实提供了依据。然则细细推究该两项司法解释关于免证事实之规范,不难窥见,其存在诸多与现行立法结构和相关诉讼理论相乖悖之罅漏。举其荦荦大者,尤以免证事实范围之不当与适用之失范为著。是故,从理论上厘定现行法框架下免证事实之应有范围并对其正确适用予以阐说洵属必要。本文之写作即是基于此一目的之考量。
  一、免证事实在现行司法解释上的体现
  虽然现行民诉法关于免证事实之规范付之阙如,然《适用意见》75条《证据规定》8条、第9条,则皆对免证事实之范围作了相对明确之界定。
  《适用意见》75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2)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3)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5)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证据规定》8条第1、2款规定:“(第1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第2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证据规定》9条规定:“(第1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第2款)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尽管《适用意见》75条关于免证事实之规范依“新法优于旧法”之法律适用原则,不再具有指导民事审判实践的效力,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学理研究上的价值。这是因为,将最高人民法院于不同年代(《适用意见》于1992年公布,《证据规定》于2001年公布)对同一制度所作的规范予以比较考察,不仅能窥见司法解释制定者关于此项制度适用之价值取向上的更易,从而为将来立法者之价值抉择提供参考,并且能够为将来的立法提供部分之实证资料,从而裨益于立法之完善。本此之旨,本文试对该两项规范比较如下:
  其一,《证据规定》8条第1、2款分别规范了明示的自认与默示的自认,[1]并明定两者皆为免证事实。与《适用意见》第1项相比,《证据规定》不仅增加了拟制的自认制度,从而将拟制自认之事实亦纳入免证事实之范围,并且注意到了《适用意见》第1项“一方当事人对诉讼请求的承认”在效力上与自认尚非同一,[2]并将其摈除在免证事实之外,足资认同。
  其二,《证据规定》9条一改《适用意见》75条将“众所周知的事实”与“自然规律及定理”并列规范之样式,于第(二)项、第(三)项对二者予以分列诚属妥适。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与“自然规律及定理”从内涵上讲并非同一层面之事物,将其并列从逻辑上讲殊非妥当。
  其三,相对于《适用意见》75条《证据规定》9条增列“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作为免证事实之一。窥其缘由,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适用意见》公布之时,仲裁尚不采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不服仍可向法院起诉,故将仲裁裁决之事实作为免证事实尚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其四,依《证据规定》9条第2款可知,受诉法院关于免证事实之适用并非绝对。表现为除“自然规律及定理”外,其他各项免证事实均允许对方当事人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
  尽管如此,《证据规定》《适用意见》在免证事实范围的界定上,从整体上看几乎同一,这充分表明法律适用者关于免证事实应有之义的认识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适用意见》所存在的舛误仍为《证据规定》所沿袭。我们认为,其根本缘由在于法律适用者对现行民事诉讼之运作模式及相关诉讼理论缺乏基本认识。在我们看来,以现行民事诉讼运作模式为断,自认之事实并不能称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衡诸相关诉讼理论,自然规律及定理,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仲裁裁决所确认的事实,有效公证文书所确认的事实亦不能当然地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在现行民诉法之框架下,惟众所周知的事实与推定的事实始能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二、自认的事实不能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
  自认的事实之所以不能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认乃辩论主义之产物,在采职权探知主义之我国决无适用之余地。现代各国民事诉讼,就当事人对诉讼资料(证据资料)之提供与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之关系而言,殆有两种运作模式:一日辩论主义,二日职权探知主义。辩论主义包括三层要义:其一,受诉法院不能斟酌当事人两造未主张之事实作为判决之基础资料;其二,对于当事人两造之间无争执之事实(自认、拟制自认),受诉法院无需调查证据,可直接采纳作为判决的基础资料;其三,受诉法院对于当事人两造争执之事实,应依当事人所声明之证据予以调查。[3]而职权探知主义在内涵上与辩论主义截然相左,表现为:其一,对于当事人两造未主张之事实,受诉法院亦可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其二,对于当事人两造之间无争执之事实,受诉法院仍需调查其真伪,而不能直接采纳作为判决之基础资料;其三,受诉法院对事实之调查不受当事人所声明之证据范围的限制。比较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内涵可得知,自认乃为充分尊重当事人两造之意思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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