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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治理现代化研究》
论法治的基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英文标题】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Rule of Law and the System Attribut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 蒋清华【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一致性
【英文关键词】 rule of law;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y’s leadership; coherence
【文章编码】 1671-198X(2018)02-0045-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45
【摘要】

厉行法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法治的基本要求可以也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融会贯通,其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本经济制度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贯彻了法治的平等保护原则。第二,以人民为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制度价值追求,贯彻了法治的人权保障精神。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法治的权力制约要求一道被纳入我国制度优越性的理论与实践框架。第四,宪法和党章确立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这一法治要件的关键。第五,作为党依法执政基本内涵之一的支持司法,就是保证司法权依法公正独立行使。我们既要通过落实人类文明所共同认可的法治基本要求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注重以社会主义所秉持的人民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本位、公平正义等价值和理念来提升法治中国的境界和水平。

【英文摘要】

The enforcement of rule of law plays an essential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rule of law should reflect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ism system in this day and age, at least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public sector of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set on a similar status with non-public economy, which is guaranteed by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Secondly, the systematic value lies in taking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country and promoting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which is to carry out the rule of law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hirdly, concentrating efforts to accomplish large undertakings and restricting power under the rule of law are included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as a superiority in China. Fourthly, the C. P. C.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law regulated by both the country’s and the Party’s constitutions, which exists as the key element to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Fifthly, supporting judicial systems in China consolidates as the founda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which means that the Party should be supportive of independent judicial power as the principle of enforcing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develop the socialism system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jointly approved by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rule of law, but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e the state and the level of Chinese rule of law by upholding such value and ideas as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promoting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standardizing society-centered model, equality and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7415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将法治视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要素之一,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1}这表明法治的基本要求可以也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融会贯通。

作为与人治相对的法治,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事先制定的规则的意志、权威与统治者的意志、权威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统治者应当服从于规则。但如何实现统治者的意志服从于法律而不是凌驾于法律、统治者的权威尊重法律权威而不是高于法律权威,则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办法,这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或者称之为法治的基本要件、基本指标。对此,从亚里士多德的“二要素说”到戴雪的“三原则论”,从《德里宣言》提出的法治四条基本要求,到富勒、拉兹、菲尼斯各自有所不同的八条要求,西方法学家对法治基本要求的认识如今已基本定型。在当代中国,人们也大都认同法制完备、人民主权、人权保障、权力制约、法律平等、法律优先、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程序正当、政党守法等法治基本要求。

制度属性是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既是制度中必然的、基本的、不可分离的特性,又是制度某些方面质的表现。制度属性中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区别,只有抓住制度的本质属性才能准确把握住该制度的内核。{2}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制度发展水平、制度价值目标等内容。{3}从现实社会的发展实践看,制度属性并不单单是对社会性质的抽象判断,它同样要关注到制度架构的历史进程、发展阶段、利益归属、价值导向、制度逻辑等方面。{4}还有学者提出,政治制度属性分为价值属性和工具属性。{5}参考上述观点,本文把经济基础、价值目标、工具优势、领导核心等作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几个重要方面,从而分析法治的一些基本要求与这几个方面的一致性。

一、法治的平等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本质要素。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又由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已载入宪法。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是要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二是要赋予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权利;三是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习近平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6}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旗帜鲜明地主张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平等地位,这与法治所要求的平等保护原则相契合。

平等是法治的古老规训,更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而对法治的首要障碍就是腐朽落后的等级观念,将导致人们被迫放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7}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就曾是一种等级结构,与法治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的。改革开放之后,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合法性,但还不是一开始就与公有制经济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似乎只是“下等人”。1988年第一次修宪,非公有制经济被赋予合法地位,但属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第三次修宪,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2004年第四次修宪,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实际上是进一步提高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至此,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政策才基本完成立法手续。

近年来,党中央对于让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法律保护尤其是立法平等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作出了更强有力的政策部署。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些改革部署实际上确立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四个平等原则”: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保护平等、监督管理平等,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完善。

总之,法治的平等要求与基本经济制度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平等法律地位,为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法律依据。这是立法平等,是更高层次的平等;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上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待遇之后,就要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要求,即守法平等。例如,要彻底摈弃以前那种为了招商引资提速GDP而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给予非法的优惠政策的做法。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特别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公有制经济主体发生纠纷时,不得歧视或者变相打压非公有制经济主体。

另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厉行法治的经济条件在于实行市场经济。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深入研究,[1]如今已成共识,[2]在此就不赘述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平等性延伸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保证形式平等,更是一种追求更高水平的平等(我们常称为“实质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资本主义法律的形式平等:“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法官只能一丝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无所顾忌地运用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而不是判决的内容。内容已被法律预先规定了。”{8}(P287)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将“共同富裕”作为落脚点,[3]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精神实质。[9“]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是法治的生命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指标。实质平等也好、公平正义也罢,从法治理论来看,其实质是立法(制度)平等,是对法律适用平等这一形式法治的超越。因此,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公平、正义列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要素,并具体部署了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等重要任务。由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和制度安排,不仅与法治的平等要求相契合,而且还有助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提升,与法治现代化的目标一致。

二、法治的人权保障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属性

习近平指出:“保护人民权益,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10}(P125)如果说法治有古代与近现代之分的话,那么其根本分野即在于所实行的法治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价值命题。如果厉行法治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持统治秩序,那就是古代的法治、没落的法治或没有生命力的法治,只有当法治的价值目标在于限制公权,以最大限度、更高水平地保障民权、人权的时候,才是现代的法治、进步的法治和具有牢固正当性故而必将经久不衰的法治。人权彰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在公权无限制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法学家们致力于从各个分支领域将人权通贯到整个法学和法律体系之中,以此修正传统的权力本位观念和逻辑,撬动法学知识的更新、法律制度的创新和法治实践的进步,人权保障已成为法学共同体的主流价值观念。{11}张文显教授指出,确认和保障权利是法治的真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治理的精髓所在,也是国家现代性的根本体现。{12} “法治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核心的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体系的基石。{13}所以,法治最核心的价值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在现代法和法治的价值体系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纳粹德国的教训告诉世人:如果离开了人权的价值指引,严格依法办事就可能沦为“恶法之治”。所以,如前所述的现当代中外学者都将人权保障作为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制度的价值属性是指制度的理想和信念是什么,它对社会发展的道德预期是什么,以及它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排序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一个特定社会制度的价值属性不可避免会具有个性,但也必然具有共性。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理性、正义、博爱等价值观的批判、分析和继承之上,并通过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得到发展,体现出中国的实际和特色。而最大限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每个个体的权益,是社会主义制度正义价值的基本要求。{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形态,其最高理想自然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末尾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现阶段,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生活更为宽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法学角度来观察,这些目标所蕴含的就是平等、自由、民主、安全、发展等现代政治文明所要求的人权体系的核心价值诉求。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属性如果用一个简洁的术语来讲,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就是“以人为本”,法学术语即为“人权保障”。

“人权”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反动专政的破烂武器”,但是政治改革和学术研究禁区的时代早已过去。1991年11月1日,我国政府发布了历史上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称“人权”是个“伟大的名词”,标志着新中国人权禁区的彻底打破。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仅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保障人权的制度。这些年来,法治的人权保障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一致性的现实例子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提速增质。例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根本保证的宪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已写上“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促进人权事业发展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又如,作为人权保障“试金石”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而且增加了禁止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上诉不加刑,以及完善了防止刑讯逼供、加强辩护、强化律师权利等。再如,保障“民告官”权利的行政诉讼法首次修正,扩大了受案范围,延长了起诉期限,规定了登记立案、可跨区域管辖、附带审查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举措直接涉及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知情权、表达权、参政权、监督权、获得司法救济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妇幼老残等特殊群体权利保护等人权事业,几乎涵盖了世界公认的所有人权领域,超出了现行宪法明文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内容,而且绝大部分提法和要求都是首次出现在党的中央全会文件之中。[4]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则提出加强公民权利立法、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以及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系列举措。在此基础之上,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人权法治保障”,要求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更加明确了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体制来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法规定,对于加快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人权保障要求已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之中,一项项人权保障的具体制度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要素。

三、法治的权力制约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属性

制度的工具属性是指制度作为一个规则体系,一方面,它具有价值属性;另一方面,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具有工具属性,通俗地讲就是制度的绩效问题。制度具有高绩效、好用、管用,那么这套制度就具有优势。按照权威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14}(P38)新近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强大动员力量),自我完善成大事(具有自我变革、自我发展能力),目光远大做大事(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活力充盈干大事(具有生机活力的高效能),融合发展创大事(具有综合创新能力)。{15}在这些优越性当中,保持活力、发展经济、维护公正等都与法治具有天然融合性,争议较大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法治的权力制约基本要求是否具有一致性。

权力制约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法治的中心任务在于保证权力为人民谋福祉、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而制约权力的基本手段是权力分工,以权力制约权力。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16}(P97-98)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7}(P154)由于权力制约基于分权原则,我国曾长期误解分权就是“三权分立”。尽管分权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但它却具有普遍性。因为即便仅从技术上考虑,分权也是权力行使的必要条件,没有分权,权力就无法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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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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