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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法理学四十年
【作者】 於兴中
【作者单位】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Anthony W.and Lulu C. Wang杭州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5256    
  一
  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甚至可能连一瞬间都算不上。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四十年却意味着一日千里,翻天覆地,硕果累累。法学的进展历来保守,但1978年之后法理学界也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改革初期关于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法的继承性等大讨论顺理成章地鼓舞学者们对“法”这一文化社会现象进行深度反思。在一种求真、求实、开放、好学的氛围中,法律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著书立说,为繁荣和发展中国法理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法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本位论,到走向权利的时代、为了人的尊严;从送法下乡,到超越比利牛斯山,从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到法律文化和法律解释,从法律学说到法律哲学,从法律修辞、法律文化到汉语法学论纲,翻开四十年的华章,开卷有益,掩卷亦有益。
  四十年前法学学术杂志不过几本,编辑屈指可数。今天,有的法学学术大刊已经出版了200多期,精英杂志层出不穷,法理学专业期刊也都成绩斐然。各种有关法理学问题的会议、学术讲座、论坛,以及由学生主导的研习会如雨后春笋。法理学书籍的译介,尽管有些翻译质量并不是非常理想,但也空前繁荣。法律、法学出版界近年来出版的译著,已经数不胜数;而且语种的选择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除英日德法等主要语种来源,甚至还有阿拉伯语文献。
  就研究人员而言,现在全世界研究法理的人加起来都没有中国的队伍这样壮大。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正在崛起。这些学者大都接受过良好的学术研究的训练,尊重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具有敏感的学术触角,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语言能力。他们知识结构合理,经验相当丰富,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新兴的研究方法,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而且自觉性和热情非常高。
  四十年前法理学研究的范围和问题都极为有限。今天,中国法理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基本上已和世界同步。法理学的名称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或者“国家与法的理论”发展为“法学基础理论”,而定于“法理学”,进而有了《法理学初阶》《法理学进阶》的区分。这一变化反映了法理学界自身在学科地位、研究视域、理论探索等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更为重要的是,法理学,这门在很多国家仅仅是高年级选修课的理论课,在中国却具有统御法律诸学科的地位。法理学中的各个流派、各种重要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都有了新的呈现。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及历史法学这四大流派,在当今中国已经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异军突起的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社会等,也在中国落地生根。法学研究中的一些精细的地方,都有学者问津,比如可辩驳推理、论题学、法律地理学,以及算法规制等等。不仅法理学者,还有和法理学关联密切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部门法学,诸如法律人类学、法律心理学、法律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们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四十年来的法理学发展全面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脱胎换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法理学对法的本质和法的作用给出了全新的界定,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经济改革和建设的规范框架,从机械的单向度非此即彼的定义转向更接近真实的多向度的包容性的定义,从法的阶级性转向法的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和科学性兼容的丰富性。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摒弃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教条主义,接纳了分析、综合、解释、解析等普遍使用的法律方法。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公正、平等、权利、法治这些价值不仅是法学教材里的核心概念,而且已经深入人心,深刻地镌在法制史上。从目的论来看,法理学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服务于政策和形势,而且已成为独立的探究法自身问题的学科。
  二
  对于任何现状的看法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我的观察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过去四十年、七十年甚至一百年来,中国法学界好几代人的艰辛努力使中国的法学研究从无到有,迂回曲折,最终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法学界已经成为世界法坛的中流砥柱,但我们的法学研究积淀已经相当丰富。法理学是我们借鉴自西方的一门学问。由于语言的限制,我们至今还没有同其他各国的学者进行深度交流的能力。但我们对这一门学问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对欧美法学的依附和移植,使我们对法理学这样一门学问自身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有了比较翔实的了解。关于法理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权利哲学的研究、法律解释学、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方法的研究,这些都为法理学研究的自主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保证了我们的法理学研究有自己的内容和疆域,使其不再沦为政治学的附庸或法律政策的诠释学。
  其次,四十年来法理学者的努力不仅仅停留在从西方引进理论资源的层面上。从事西方法理学研究的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学者所关心的是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中国的法律实践,用中国的法律实践充实理论研究。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中,产生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法律实践。这些实践的成果被证明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无数聪明人和实践者的智慧结晶,值得研究推广。这显然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的一个重要渊源。“法理”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从人权体系、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等系统的角度看待中国法理学的任务和特色,都是在总结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法治建设的经验,而且试图把这些经验系统化。这样一种做法,在现在的背景之下,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再次,重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生命力和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者们对传统的法理学学问也给予了足够的敬重,摒弃了维辛斯基的阶级斗争工具论,强化了法在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律是自由的体系化的思想、关于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新认识也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体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原典,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成果及受马克思主义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左派学者的研究成果。
  复次,重新解读中国法律传统,在儒、道、法各家文化遗产中寻找法理学的资源,以期发展中国的法理学。儒、道、法三家法律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有关于三家法律思想的单项或者汇总研究,有关于某个思想家法律思想的诠释或浅注,也有关于某项传统法律制度的阐释与评介等。重新解读传统就意味着要对现有的解释的全面了解。一部集中国各种法律思想和流派的解释和疏注将是重新解读传统的出发点。对各种解释的比较分析则会是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在世界法理学的背景下探究和发现什么是中国特色乃是重新解读传统的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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