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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带一路”战略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构建
【作者】 高轩【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一带一路”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侨代表性传承人;文化软实力
【文章编码】 1000-5072(2015)07-0048-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7
【页码】 48
【摘要】

无论在法律制度层面,抑或是理论层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限于国内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外语水平低、对国外情况不熟悉等缘故,难以顺利实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为此,有必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借助华侨外语熟练、熟悉国外情况等优势,将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外传承和传播,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侨胞的民族凝聚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974    
  “一带一路”分别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10月3日在印尼国会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该战略对于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交流具有积极作用。“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首倡的、高层推动的国家性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屹立于国际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国之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之重要标志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的数量、保护程度及在世界传播的范围是衡量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在国外有效地传承和传播我国非遗,从而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无疑将成为新时代重要的研究课题。有鉴于此,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的形势下,为了让我国非遗顺利“走出去”,促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有必要在国内和国外分别设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侨享有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益,也应承担中国公民所应承担的义务。华侨既是团结海内外华人同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媒介力量,又是具有外国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构建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让华侨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播和传承我国非遗,必将有效地实现我国非遗在国外的传承与传播。当然,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在所在国传承我国非遗,其传承行为、传承要求、传承方式等都不得违反所在国的法律。
  一、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现状与瓶颈
  (一)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现状
  传承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非遗能够传承发展下去[1],“没有传承就没有民俗”[2]。2008年6月14日起施行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已将“代表性传承人”指定为“承担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3]。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非遗法》也规定有“代表性传承人”这一概念。因此,“代表性传承人”这与作为普通身份的“传承人”有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非遗传承人包括普通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其中代表性传承人是文化行政部门指定的,享有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的非遗传承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人类活珍宝”是指那些保有使人民的文化生活和使其非遗延续下去的特定方面生产所必需的技艺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人们[4]。这里的“人类活珍宝”从概念上的表达,也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代表性传承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对代表性的、有杰出贡献的传承人的保护,又是重中之重;而对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体现为帮助他们恢复早已有之、行之有效、因某种原因失传了的或遭到破坏的传承机制[5]。有鉴于此,我国政府逐渐开始强调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2007年6月5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08年1月26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551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09年5月26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项目711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12年12月20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498名,加上前三批的人数,共计1986人。第四批评选的代表性传承人与之前相比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此外,老一辈传承人的相继离世也给非遗传承敲响了警钟,就在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示过程中,就有申报该批次的传承人去世。因此,有必要在严格把控评选标准的基础上,加快传承人评选步伐,把更多优秀非遗传承人纳入保护传承体系[6]。
  (二)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瓶颈
  目前,我国的代表性传承人均为国内居民,虽有利于我国非遗在国内得到保护、传承和传播,但却不利于非遗走向世界、影响全球,增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要应对全球化、国际化,只实现经济现代化不行,还要有文化的现代化,但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即使凭空创造出了某种有现代特点的文化,那也是一种失去了祖根的文化,失去了独特性的文化[7]。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多数国内代表性传承人年纪较大、行动不便、外语水平低、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等自身限制,难以肩负将我国非遗顺利“走出去”的使命。特别一些代表性传承人年纪过大,难以有效传授非遗技艺给年轻一辈。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28岁,60岁以上的占了绝大多数,平均年龄是64.7岁[8]。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学识渊博,也是代表性传承人向国际社会传播我国非遗所应拥有的条件。国家级“民间文学”传承人谭振山,能讲述各类民间故事1040个,然而,他始终未离开现居的太平庄几里方圆。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他对本土文化圈以外的文化几乎一无所知[9]。类似这样的国内代表性传承人不在少数,这都直接影响我国非遗能否充分在国外得到传承和传播。
  更令人惋惜的是,国内一些青少年从小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所传播的西方价值观、西方节日等,已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思想认知造成冲击,以致我国青少年对我国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一些文化形式、较为枯燥的民族传统工艺、戏剧吸引不了青少年的眼球,面临着失传危险。中华文化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只有中华文化才使乡情、亲情、友情在海外华人中间长存[10]。目前,海外新生代华侨始终与老华侨不尽相同,大部分新生代华侨在国外出世,长期深受国外文化影响,许多人既不懂说中文,也从未回过祖国,他们对祖国的感情较为淡薄,随着时间流逝,这极其容易削弱中华民族海内外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为此,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为传承我国非遗,焕发其魅力,发扬其精髓,激活其灵魂,有必要采取措施,促使我国非遗顺利“走出去”。我们应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立场上,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态度、宽广的视野,一方面,不仅要积极创新非遗的表现形式以吸引国内青少年参与到传承活动中;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非遗永久失传,有必要采取措施吸引国外华侨青少年参与到传承和传播我国非遗活动中。
  二、认定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法理基础及制度依据
  文化软实力作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之重要指标,是世界各国必争之力。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思想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当前,乘着“一带一路”战略之春风,为加强我国非遗的国外传承和传播,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有必要通过设立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华侨作为传播媒介,代表我国向世界各国传承和传播我国非遗,促使我国古老的文明之光绽放光彩,把友谊之花撒遍全球,让世界充满着文化之爱。
  华侨拥有国外居留权,往返国内外较为方便,让华侨作为国外传承和传播我国非遗的媒介,有利于我国非遗在国外得到充分传承和传播。而国内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国外传播非遗时,诸如签证、语言沟通、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障碍,难以肩负将我国非遗“走出去”的重任。
  华侨的移民史,也是华侨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所散发出的一部光辉史。象征着中华先进文化的冠带衣服,曾经对东南亚许多民族的服饰产生过广泛影响。公元19世纪末陈省堂到越南南部,亲眼见到当地人“腰束色带,带之双头垂至膝,皆用广东荷包”。在东南亚马来群岛和半岛地区各国,中国的传统医药也与中国移民的到来而一起传播到那里。时至今日,在马来西亚各地还分布着多所中医学院,继续培养中医药人才[11]。太极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项目之一,从古至今,它以其独特的东方美学外表形象和哲理内涵让世人钟情。“太极拳”2006年即入选第一批国际级非遗名录,当时只包含杨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12]。而在2014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及扩展项目名录的太极拳有4项,分别为“李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王其和太极拳”,以及“和氏太极拳”。在日本,杨名时先生组建了日本“杨名时八段锦·太极拳友好会”及“杨名时太极拳联盟”,并亲任会长及总教练。会员现在约有70万人,会员中男女老少都有,上至90岁老人,下至少年儿童;既有平民百姓,也有社会名流,支部遍布日本全国[13]。华语戏曲在东南亚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戏曲的中华化与本土化的历史,又是中华戏曲世界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通过华语戏曲的上演,华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到了增强[14]。前述我国非遗在国外能够得到充分地传承和发扬,并落叶归根,无不归功于几代华侨华人的不懈努力,这充分展现出华侨华人的传承和传播力量。习近平主席强调,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15]。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也表示,华侨华人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独特力量,能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支持、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在住在国开展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商业、经济方面,也包括人文交流。“一带一路”建设不拘泥于经济领域,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华侨华人都能发挥独特作用[16]。
  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能切实地保护国外华侨合法权益,激起华侨的爱国热情,唤醒华侨对祖国的美好情怀,提高华侨参与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的积极性,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一)认定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法理基础
  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建立,从法理上而言,不乏众多学说的支撑。首先,人权学说。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17]。人权观念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时的斯多噶主义代表者西塞罗认为,理性是遍及所有人类的特性,人们可能据以共同生活的原则,该原则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并平等地为所有的人所拥有……[18]古典自然法学派创始人、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提出“人的普遍性权利”。英国哲学家洛克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学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享受其他人权的前提。文化权是与经济、社会权利并列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一个民族保持、改革和发展与其他民族具有区别性的文化的权利[19]。各民族享有的文化权属于人权中的发展权,而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员,华侨应享有居住在中国大陆内部的居民所享有的人权,概言之,华侨仍可以享有非遗的传承、传播等文化权利。其次,劳动价值学说。洛克认为,每个人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渗透进了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与他自己的东西,因而使他成为他的财产[20]。劳动创造了财富,人们对这种财富享有排他的所有权。劳动分为简单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每个人对其智力劳动创造的劳动成果自然享有所有权,这种权利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21]。国外的华侨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创造和传承中华民族非遗,这种在国外生根的非遗可能与国内的非遗或许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乃至最为根本的形式仍是一致的,只是生根于国外的文化遗产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以适应入乡随俗的惯例。最后,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是对正义尤其是对公平分配的正确理解。从公平分配的角度看,华侨同样地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华侨作为一个群体没有或者极少得到因非遗而产生的利益,这必然违反利益平衡原则。因此,华侨对我国的非遗的传承、传播,甚至是创造活动均一直参与其中,理应允许其继续在国外传承我国的非遗。
  (二)认定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制度依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纳入依法治国框架。海外侨胞仍属于我国公民,传承和传播我国非遗应属于华侨的一项正当权益,国家应当通过法律等形式予以保护。限于国内代表性传承人的自身条件,无法充分将非遗带到世界华侨同胞所居住的每一个角落。为此,有必要在国外设立一个或者多个华侨代表性传承人,以充分保障海外侨胞传承和传播我国非遗的权益。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首先,华侨作为长期居住在外国的我国公民,身为炎黄子孙,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改变不了黄皮肤、黑眼睛的特征。其次,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其中,也就包括文化方面的繁荣。非遗作为国内各民族的瑰宝,也是华侨华人同胞的瑰宝。非遗得到充分的保护、传承和传播,离不开国内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国外华侨的支持和配合。再次,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意味着非遗不可能由单独一个代表性传承人所享有的,所能全面代表的。老一辈的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外语水平低、身体状况差等缺陷,难以在国际社会充分展示和传播我国非遗。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国外所拥有的人脉资源、财产资源等资源,是国内一般的代表性传承人,甚至是政府所不能拥有的。国家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不仅是国内要开展,国外也要开展,华侨同胞们才会感受到祖国的温暖。最后,华侨虽长期居住在国外,但仍是中国公民。华侨在国外对非遗进行文化创造、科学研究、传承、传播等活动,只要不侵犯到法律的有关规定,均是华侨的正当权益。我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保护,而不是忽视、杜绝。
  三、我国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具体构建
  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我并不提倡经常修改法律和宪法,但是,法律必须和人类的心智一道携手并进。随着时移境迁,只要人的心智变得更为发达,更为开朗,只要有了新的发现、揭示了新的真理,行为方式和舆论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发展。”[22]随着《非遗法》的出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高度,非遗的经济价值日益突显,作为非遗“活态传承”不可或缺的载体——传承人,因此也倍受关注,然而非遗的传承人保护制度却没有明确规定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导致非遗在国外传承后继乏人。因此,应加快完善我国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保持与时代同步向前发展。
  (一)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系统性构建
  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与解除、华侨代表性传承人权利义务、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救济途径、主管机关的权限责任等都是构建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重要内容,且这些内容应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个系统性制度。为了系统地构建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必须明确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构建的目的及应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这是系统构建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关键及前提。
  1.明确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构建的目的
  制度构建的过程是对制度构建的目的的主观形态的否定和对客观形态的肯定,作为制度构建结果的规范文件则是制度构建目的的现实化。只有准确、客观地表达了制度构建目的的制度规范,才是良好的制度。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其权利客体,即非遗,兼具公益性与私益性而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方面而言,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制度构建的目的在于切实保障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鼓励和支持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促进非遗在国外的活态传承;从宏观上来看,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私人利益的保护与鼓励,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进公共福祉。正如姜民安教授所说“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无疑应当兼顾公共权力的‘有限’和‘有效’,从而完整地刻画出现代行政法的双重面貌。”[23]因此,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密切合作的背景下,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构建,一方面,应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故应通过法律规范明确主管机关的权限与行为准则,实现“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保障权力实现的“有限”与“有效”;另一方面,应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故应明确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范围,平衡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群体的私益与公共利益,保障非遗在国外和谐传承与发展。
  2.规范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构建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生命,体现了法律规则所内蕴的价值,是其正当化的根据[24]。明确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应遵循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在制度构建过程中,指引制度构建者依据法律原则制定具体的制度规范,提高制度规范的内在体系;另一方面,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帮助弥补制度规范的漏洞,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作为行政法律制度的一种,应遵循一般的行政法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等。同时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其权利客体私益性与公益性的结合,应遵循的特殊行政法原则包括公益原则、行政效能原则。此处仅就特殊行政法原则予以阐明:
  其一,公益原则。公益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必须以达成公益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为目的。其适用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即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需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当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退让时,则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并为正当私人利益的牺牲提供合理的补偿。非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凝聚民族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因此,通过行政力量大力保护非遗可以有效增进公共福祉。然而,非遗实质是有特定群体或个人所有的,具有明显的私益性,因此,为增进社会公共福祉,非遗华侨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公开其特殊技艺并积极开展传播、传承活动,这是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退让,但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符合比例原则,公共权力应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予以行政资助及制度保护。
  其二,行政效能原则。行政效能原则即要求行政机关应当以尽可能少的时间、人员、财务等方面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可能、最高质量的行政绩效。行政效能原则的逻辑起点是“有限政府”宪政理论,即政府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财政能力及责任能力有限。行政效能原则的具体要求包括:(1)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文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2)制定合理的程序规范,增加行政执法行为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高行政效率;(3)合理配置资源,利用有限的资源及财力获取最大的绩效成果;(4)规范文化主管部门的责任承担,有效防止行政腐败。
  (二)规范华侨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
  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看似私人利益的保护与认可,但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为增进公共福祉而服务的。因此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规范必须紧密围绕保护非遗活态传承的公共利益出发。华侨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构建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华侨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的效果:一方面,认定标准严格性或宽泛性决定着政府财政支出的多寡;另一方面,认定程序是行政效能原则的内在要求。因此,完善华侨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必须统一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及建立便捷公开公正的认定程序。1.统一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华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有学者提出以下应考虑的因素:(1)对非遗的掌握程度;(2)在原住居民中的认可程度;(3)传承谱系的清晰程度;(4)对传承事业的积极程度[25]。经过以上因素的考量,必将会对我国非遗华侨传承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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