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126
陪审员决策的特性与偏差研究
【英文标题】 Characteristics and Bias of Jurors' Decisions: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Experiments
【作者】 吴旭阳【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陪审特性;认知偏差;行为实验
【英文关键词】 Jury;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bias; Behavior experiment
【文献标识码】 DOI:10.3966/615471682017110030012【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2(下半年卷)【总期号】 总第三十辑
【页码】 222
【摘要】

陪审制度是现代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制度,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试点领域。本文以实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博弈策略和认知实验的结论,对陪审员关于案件事实的判断能力和公正性方面进行了实证及哲理的分析,从而得出普通人陪审员具有相当的判断能力和公正性的结论。同时,本文简要介绍了西方行为法学派已有关于陪审员的认知偏差模式及相关的研究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日后陪审制度的实证实验研究进行了展望,并尝试提出可供研究的重点方向,如法官指示、陪审团模式与大小、个体与团体、证据规则和表决规则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陪审改革试点工作及今后的陪审制度建设具有部分参考意义。

【英文摘要】

The jur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system in modern judicial trial, with the reform of judicial system in our country,which has stepped into the pilot stage. This study, adopting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as the main method, from the conclusions of game strategies and cognitive experiments, analyzes the jury's judgment and impartiality using an empirical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the case facts and believes that ordinary jurors have fairly good judgment and impartiality. Meanwhile, this study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cognitive bias model about jurors and related research models in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forecasts the jury empirical study in days to come,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such as judge instructions, the pattern and size of jurie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vidence rules and voting rules, etc. The study of these issu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of jury tri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ury system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6739    
  
  

一、问题的提出

事实认定是审判的第一阶段,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就没有正确的法律适用,也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在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者是法官和陪审团成员,在没有陪审团的法官审判中,法官则是唯一的事实认定者。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依据自己的学识、经验,遵循证据规则,对证据是否采信作出决定。案件的事实认定活动既有日常生活中认定事实的共性,也因为其是在证据规则指导下进行的认知活动,从而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陪审团作为事实认定者,在西方多数国家中已经有多年的实践;而典型如英国的陪审团至少有八百年的历程。英国陪审团的发展表明,其在事实判断上不仅不会影响司法公正,还获得了较好的公信力。普通人所作出的案件事实认定,在被盛赞的1215年《大宪章》第39条就已规定,“除非经过同等人民(peer)的合法裁决或按照国家的法律,自由民既不得被逮捕、监禁、剥夺财产、驱逐出境或以任何方式杀害,也不得被侵犯或拘捕”[1]。由此可见,民众对于普通的“同等人民”所进行的案件事实认定,不仅不加以排斥,还会引为宪政性权利。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美国1789年《权利法案》(宪法第一修正案至第十修正案)的第6条和第7条。这些修正案强调了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1954年《宪法》第7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也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而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1954年《法院组织法》第9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也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1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一审案件,除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的刑事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以外,应当由审判员一人、人民陪审员二人组成合议庭进行。”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2004年 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基本明确了陪审案件的范围;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人民陪审员的选拔方式;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与职责。

在我国,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参与到案件的庭审与合议,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样的权利(权力)。但是,我国的陪审员人选相对比较固定、在庭审和合议中比较消极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积极效果。其中原因,就是部分司法人员认为陪审员的法律水平较低,不能够起到正确判断事实或法律问题的作用,同时,他们也轻视陪审员的作用,这导致陪审员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流于形式。

但是,部分学者认为,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差异,会导致法律适用方面的差别;但是在事实认定方面,陪审员则可以发挥作用。因为,“法庭上的案件事实认定,实际上采用的仍然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惯用的经验方法”。[2]还有学者认为,专业法官囿于“以往的审判经验或法律知识”和“日常工作及生活的接触面过于狭窄”,因此“容易限制其对许多社会事实或现象的判断”。[3]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也指出,“陪审员要对法官表示相信,因为法官的法律知识远远高于陪审员”,“但是,刑事诉讼要完全以常识容易辨认的单纯事实为依据。在这点上,法官和陪审员是平等的”。[4]作为普通民众的陪审员则由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更强更广的社会经验;他们对于事实认定具有特别的观察力。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指出:相比法官而言,由于陪审员对案件审理有一定程度的新鲜感,使得他们能够更仔细地关注案件的细节证据。

陪审员作为普通人,其在陪审活动中,自然有公正性和认知判断基本客观正确的一面,但陪审员作为一个人,其具有人性的各个方面,往往也拥有人性的各种定型或成见的认知偏差。此类认知偏差(定型),在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影响。从内在而言,不同陪审员由于自身的定型成见和道德观点,对同一事实所作出的判断会有所偏差。从外在而言,不同的案件事实(证据)以及不同法律程序规则,对于陪审员的认知偏差的激活程度也不同。因此,对于陪审员的认知能力进行相关的研究,对其判断决策的公正性、客观性及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相关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现在进行的陪审制改革试点以及今后的陪审制的制度设计提供一些基础知识,并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和司法公信力。

二、普通人决策的公正性和认知能力研究

陪审员作为裁判者或者事实认定者,其应该具有基本的公正性和认知判断客观性,否则司法裁判及事实认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就会有问题,进而影响司法的公信力。那么,陪审员作为普通人,其决策的公正性和判断力如何呢?相关的博弈和认知实验能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一)普通人公正性的认知实验研究:第三方公平裁判的理论

陪审员作为与两造无涉的第三方,是否能够进行公正的判断?这是陪审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的心中存在着一个“公正的法官”。陪审员与法官一样,都是作为第三方的事实认定者或者裁判者(参审制)。我国2015年《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增加选任的广泛性和随机性,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机制,提高选任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度”。这种随机性所抽选而出的陪审员更接近于所谓的“客观的第三人”。

陪审员作为第三方的事实认定者,其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公正?这可以参考相关理论或实验。为了验证普通人在陌生人情境下行为的公平性,西方实验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公平博弈实验。这些实验中,主要的就是“独裁者实验”(Dictator Game)和“最后通牒实验”(Ultimatum Game)。这些实验主要就是“两方博弈”实验,但是在作为第三方的情况下如何呢?第三方的行为是否具有公平性?现有的行为策略实验能够证明第三方裁判在陌生人合作中可以具有公平性,并极大地提升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在一个典型的第三方裁判实验中[5],被试者是匿名的,而且随机充任了A、B、C的角色;这能够确保该合作实验的陌生人特征。在该实验中,A能够获得在A、B两人之间支配100个的货币的权力,他可以决定分配0、10、20、30、40、50个货币给B。第三方裁判C可以分配到50个货币,他有权惩罚A;但是他的惩罚是有成本的,他每花费1个货币成本可以导致A受到3个货币的损失。B只能作为消极的参与者,但是他可以写出一个金额数目给第三方裁判C,即B希望C能够以该金额惩罚A(A受到的损失为该金额的三倍)。实验结束后,每10个货币可以折换3个瑞士法郎的真实金钱。爬数据可耻

图1:图中横轴代表A分配给B的金额,竖轴代表惩罚比例。“实心三角线”代表第三方的惩罚比例,“空心三角线”代表B希望C惩罚的比例。

(图略)

图1

根据理性自私人的假设,第三方裁判如果其裁判行为是有成本的,则其不会进行裁判。然而,实验结果表明,第三方裁判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能够作出相对公平的裁判。[6]

图1表明,在A分配给B少于“对半分”时,多数第三方会惩罚A。在A给予B的金额少于30的时候,约60%的C会惩罚A。一旦A的分配量超过40个货币,则C和B的惩罚意愿就大大降低。这表明其裁判或惩罚能够尊重大体上的公平。

图2表明,随着A分配给B的金额不断增加,C惩罚A的意愿在下降。当A分配的金额为0的时候,C愿意花费将近15个货币进行惩罚。一旦分配金额达到50个,则C的惩罚意愿就下降为0。A分配给B的金额每降低10个货币,则C的惩罚金额就提升2.8个货币,即让A受到的损失增加8.4个货币。而同样情况下,A分配的金额每降低10个货币,B则希望C惩罚A的金额增加9.9个货币。这也都能够表明第三方裁判的惩罚能够尊重大体上的公平。上述实验可以证明第三方裁判在陌生人合作中具有大体上的公平性,其惩罚能够提升双方的公平与合作。[7]

图2:图中横轴代表A分配给B的货币数,竖轴代表惩罚的货币数。“实心三角线”代表C实际上惩罚A的货币付出,“空心三角线”代表B希望C惩罚A的货币付出。

(图略)

图2

上述的第三方裁判实验能够证明,作为第三方的裁判者,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定型),但是其基本上可以做到大体的公平公正。因此,作为随机挑选的陪审员,其基本的公正性是大概率没有问题的。而如果是采用陪审团制度,采用多名陪审员共同在事实认定和裁判上进行评判、表决的模式,其公正性基本上能够经受得了质疑。

(二)普通人的知识和判断能力

普通人不仅能够具有基本的公平性,而且其在事实认定和判断方面也能够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一定的防止欺诈的能力。

(一)普通人的推理认知能力

案件事实源于日常生活事实,普通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基于普通的认知能力。从知识上看,普通人具有一般的认知能力或知识能力;因此,作为普通人而非专业法律人士的陪审员就具有对一般案件事实作出合理判断的能力。

当代的知识论建立在康德的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基础上。在康德看来,人类所谓的“感性”和“知性”具有先天性,即存在某些“先天综合知识”。尤其是知性,其能够起到重要的“统觉”作用。在康德的知性理论中归纳了十二种知性的范畴[8],人类具有这些普遍的认识能力。在知识的事实认定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因为我们人类有这些先验的知识,所以我们能够对相关事务作出合理的判断。这些先天或者先验的知识,从一定意义上看,体现在人类的绝大多数的正常个体的思维中,即只要一个人是正常人,其就会有这些正常的先天的知识;其并不为少数的智者或专业人士所拥有。正常人都会有这些推理能力,“先天原理之所以叫作先天原理,不仅是因为它们包含其他判断的原理于自身,而且也因为它们本身不再以更高且更普遍的知识作为根据”。[9]因此,不止法官、法学专家以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事实判断能力,普通人也能够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

另外,由于形式逻辑的本质在于先验逻辑,即只有在先验逻辑中,而先验逻辑不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其是普通人通常都具有的先验能力。“虽然普通逻辑不能为判断力提供任何规范,先验逻辑的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乃至于它看上去像是把在纯粹知性的运用中加以确定的规则来校正和确保判断力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10]这些知识论基本观点,能够为以证明普通人能够对源于社会生活事实的案件事实作出合理的判断。陪审员作为普通人能够具有基本的事实判断能力。

(二)普通人的防止欺诈能力

在人类或高级动物的群体互动、博弈等活动的过程中,演化出了欺诈的能力(策略)。因此,在关于案件的事实认定的知识方面,人类还需要有一定的识别欺诈的认知能力。因为作为案件的纠纷双方,都有可能进行一定的欺诈,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在这方面,专业的司法官员是否会具有更强的识别欺诈或谎言的能力呢?普通民众在这方面的识别能力如何?而普通人民出任的陪审员作为事实认定者,其是否有能力识别两造的欺诈,也是陪审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陪审员的事实认定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陪审员具有对欺诈或谎言的识别能力。

现有的研究表明,通过行为表现等各种非语言表现判断说谎,大部分人判断说谎的准确率只有45%~60%;而如果像掷骰子等随意判断的正确率都会有50%。而在一项涉及美国的联邦执法人员、联邦测谎操作人员和警察的识别谎言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识别谎言的准确率在45%~60%之间,平均准确率只为54%。通过培训的准确率也仅仅能够提高到57%。[11]此外,从针对人类的防止欺诈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欺诈的社会情境的识别率为65%~80%,而对于其抽象推理的逻辑形式则下降为5%~30%。这反映了人类对于形象的社会交往情景的欺诈比较敏感,判断的正确率比较高;而对于类似问题的抽象形式的思维能力则比较低,这也反映了人类其实首先是一种社会交往动物。

而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关于哈佛大学本科生与亚马孙原始部落的比较实验研究,初步证明了“防止欺诈”可能是所有人类所具有的普遍能力[12]。该研究的一个对象是亚马孙流域的Shiwiar部落,其以渔猎为生,基本与世隔绝,说原始语言(仅会一点点西班牙语);另一组对象则是天之骄子、人之龙凤的哈佛大学本科生。研究表明,在对社会性契约的欺诈进行判断时,原始部落人的正确率是86%;而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正确率为75%~92%;二者的水平几乎一样。而在两种类型的题目中,部落人的得分甚至高于哈佛大学本科生。由于该部落和哈佛本科生均为生理上作为晚期智人的现代人,前者更可能代表的是作为现代人的较低水平或者早期水平(甚至可能是初始不久的水平),后者基本上可以作为晚期智人现代人中智商和文明水平最顶尖级别的典型代表。二者测试成绩相近的结果表明,在作为人种意义上的现代人中,可能普遍具有社会交往的“察觉欺诈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与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关。由此可见,普通民众所担任的陪审员,其能够具有正常的识别欺诈或防止欺诈的能力。

由上述的实验和哲理分析可知,普通人作为陪审员,在公平性和判断力上,均能够具有一定的公平、客观的认知能力。其虽作为非专业人士,但是在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方面有相当的能力。因此,人民陪审员,即使是随机抽选的陪审员,也能够具有基本的事实认定能力。

  ······哎哟不错哦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7673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