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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商务研究》
软硬实力与中国推引局域性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
【副标题】 以“原则”为制高点的“自上而下”之路径
【英文标题】 Hard and Soft Power for China to Promote and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Regimes
【英文副标题】 The Way of “Up to Down” from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Principle”
【作者】 徐崇利【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国际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中国崛起;软硬实力;原则;国际经济立法
【英文关键词】 the rise of China; hard and soft power; princip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文章编码】 1006-1894(2018)02-0018-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8
【摘要】

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软硬实力已提升至可以“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和“公正合理有效原则”为制高点,从利益和观念之维度,“自上而下”,分别推引有关局域性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建;且可冀期日后中国软硬实力进一步提升,将循此路径,致力于推引全球范围内多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构建。此乃中国对后全球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过程输入的一股正能量。

【英文摘要】

With its rapid rise, China has gotten enough hard and soft power to promote and lead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free trade regimes and governance regimes by the way of “Up to Down” from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Balancing Free Trade Principle and the Equitable,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Principle respectively. It is expected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lead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economic regimes in the same way depending on the further increase of its hard and soft power.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positive energy which China puts into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t the post-age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2927    
  一、导言
  随着中国崛起,软硬实力增速最快的首推国际经济领域。现时,中国已具备相应的能力影响国际法律过程,此可谓自不待言。然则,本文拟探讨的不仅仅是中国一般性的影响,而是如何推引(推动和引领)相应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创制的问题。观之以学界有关中国崛起对于国际经济法影响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其关注的对象多为其中的具体制度;而中国要实际推引相应国际经济法律的创制,需以其构建的“原则”为制高点,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软硬实力的提升虽已上升到一定规模,但要在广泛的议题上推引多边国际经济立法过程,尚待时日。然则,在一些特定的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国已具备相应的软硬实力比较优势,可选择局域性范围,推引有关国际法律制度的整体创建,其典型立法是,中国正以“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推引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以及已经以“公正合理有效原则”成功引领亚投行、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创设。
  当然,伴随不断崛起带来软硬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以“原则”为制高点,“自上而下”推引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塑形的步伐,不会只囿于局域性范围,势必逐渐彰显于全球多边国际经济立法层面。
  二、基本原理
  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软硬实力分别影响的是国际法的两大维度——利益和观念。[1]从利益之维度来看,国际法律过程是各国之间分配利益(“逐利”)的过程,即国家作为利己的主体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遵循的是“结果性逻辑”(工具理性),以结果是否于己有利作为行为的导向。从观念之维度来看,国际法律过程是各国实现观念或价值(“说理”)的过程,遵循的是“适当性逻辑”(价值理性),即各国以结果适当与否作为自己是否行为的规范。
  应该说,任何国际法律制度都兼得利益和观念两大维度,利益和观念构成国际法之“硬币”的两面。申言之,与硬实力相联系的更多地是国际法的利益之维度,即硬实力直接影响各国间的利益分配;而与软实力相对应的则主要是国际法的观念之维度,即软实力直接影响国际法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软硬实力从观念和利益之维度作用于国际法律制度不同的构成要素,其形成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质与量的差异。
  对于国际制度的概念,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广泛认可的是美国学者克莱斯勒总结的定义,即“在一定国际关系领域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默示的或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按照该定义,国际制度内含3类准则:一是“原则”(principles),意指“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的信念”或“关于世界事务如何运作的理论说明”,构成最高等级的准则。二是“规范”(norms),意指“以权利、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规范”较之“原则”要更为具体。三是更加具体的“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前者为“对行为的专门令行禁止”,属于操作层面上的细则,而后者是指“作出和贯彻集体决定的主导做法”。[2]
  就上述3类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克莱斯勒的具体解读是,“原则”和“规范”体现国际制度的基本特征。这就意味着国际制度中通常有许多与“原则”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和“决策程序”,后者构成体现国际制度基本特征的具体设计。例如,1944年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实现汇兑自由化的“原则”。该制度的一个关键“规范”包含着这样的禁止性内容,即一国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采用单边的手段操纵本国汇率。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项“规范”主要是通过“钉住汇率”(“规则”)以及汇率发生变化时的磋商程序(“决策程序”)得以实现的。[3]
  相应地,克莱斯勒认为,“原则”和“规范”的变化是国际制度本身的变化,会导致国际制度性质的改变;而“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只是国际制度内部的变化,不会带来国际制度性质的改变。例如,贸易自由化和非歧视待遇分别构成GATT的“原则”和“规范”,二者如发生变化,GATT就不再为GATT; 而关税税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则分属于“规则”和“决策程序”,即使二者有变,GATT依然是GATT。[4]
  对于克莱斯勒总结的国际制度以上四大构成要素,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置疑,认为其中的“规范”与“原则”、“规则”之间有时界线模糊,难以区分。[5]笔者认为,与其说“规范”模棱两可,倒不如说它具有的是一种“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详言之,在国际制度的构建过程中,高度抽象的“原则”要框定非常具体的“规则”和“决策程序”,需要有原则性或具体性介乎二者之间的“规范”,发挥上达“原则”、下接“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桥梁”或“纽带”作用。例如,如何将国际社会中抽象的体现“实质正义”理念之原则批量转化为国际贸易领域对弱小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具体条款,需要在GATT/WTO中引入“特殊与差别待遇”之“规范”。鉴于此,对于决定国际制度基本特征的要素,下文将舍弃“规范”,只以其中的“原则”为分析依据。
  从对国际制度影响的角度来看,当一国的软硬实力还没有大到足以改变“原则”的程度,只能凭借自身有限的软硬实力,将己方的观念和利益更多地输入国际制度,改变其“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使之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转化;亦即“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无以改变国际制度的基本特征——“原则”中观念和利益分配的总体格局,只是改变其观念和利益分配的具体状况。
  一国要在整体上主导国际制度的构建和重塑,首先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软硬实力界定国际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原则”中观念和利益分配的总体格局,然后“自上而下”构建国际法律制度中相应的“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因国际制度包括国际法律制度,故上述原理当然也适用于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分析。据此,中国要从利益和观念之维度,推引有关国际经济法律的整体塑形,须得自身的软硬实力达至高阶,并以“原则”为制高点,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三、实践证成之一
  本部分旨在证成,中国以“原则”为制高点,“自上而下”推引区域性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创制。
  客观而论,以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现有的软硬实力,尚未达到在全球范围内引领多边贸易体制重构或创制的程度。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对于WTO,中国“坚定支持多哈回合的谈判”,主张“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发出强有力政治信号,给予贸易部长们更多政治指导和灵活性,力促各方达成早期收获,坚定全面完成多哈回合的决心,并确定具体路线图”。由此可见,中国对WTO多哈回合谈判尽己所能,也只是起到“支持”、“推动”、“力促”等作用,而不是担当“引领者”的角色。
  然则,对于国际贸易领域法律制度之“原则”,“中国答案”业已初步形成,其有别于WTO实行的“充分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尤其是不同于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那样采取的“激进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中国主张的是一种“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其要义是“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6]
  首先,对“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的解读应当是,在当下反全球化思潮逆势而起、贸易保护主义大肆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坚持贸易自由化的立场不动摇,构成中国主张的“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之本义。
  其次,对“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的解读还应包括“平衡”这一新元素。中国明确主张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再平衡”或“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7]详言之,“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8]中国提出的“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主张所蕴含之深意,当然适用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具体领域。应当确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福祉,其效应总体上是正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国际贸易法律体制的运行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实行“再平衡”。一是在国际层面实行“不同国家”之间的“再平衡”。针对以往存在的各国从贸易自由化中收益不均的现象,需要在“讲求效率、注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再分配,包括调整的方向应向贫弱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二是在国内层面实行“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之间的“再平衡”。以往,发达国家推行具有市场原教旨主义性质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国际经济自由化从国内社会目标中深度“脱嵌”之结果,包括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未被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公平地分享,由此客观上助长了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泛起。中国主张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给各国留出可“主动作为、适度管理”的空间,以便让贸易自由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均衡地“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在亚太地区,以中国现时已获得大幅提升的软硬实力,已可从观念和利益之维度,有效发挥平衡的贸易自由化之“中国原则”的担纲作用,推引区内有关FTA的谈判进程。
  正在面临谈判收官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目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FTA。因RCEP谈判成员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和开放水平等方面差异巨大,故中国主张各方应展现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度,兼顾各方诉求,照顾到大多数成员的舒适度,务实推进谈判,以期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水平和体现各方特性、实现互利共赢的FTA。
  中国对RCEP基本特征的这一期待总体上显现的正是中国主张的“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其中对“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水平FTA”之注重,构成该原则推进贸易自由化之本义;而强调该FTA应“务实谈判”,“展现更大的包容性和灵活度,照顾到大多数成员的舒适度”,以体现“差异巨大”的“各方特性”,“兼顾各方诉求”,做到“互利共赢”,则考虑了该FTA应具有的“平衡”元素。虽然RCEP由东盟主导,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美国终结TPP之后,中国对RCEP的谈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引作用。
  中国强调“灵活务实、照顾各方舒适度”,其包含的“平衡”元素,不仅仅限于RCEP,而且惠及于亚太地区FTA的整体构建。[9]RCEP虽然是亚太地区进一步迈向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其覆盖面毕竟仍属有限,只包括东盟10国,外加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6国。为此,中国积极推引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构建,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推动实现FTAAP北京路线图》,各方并就此达成了共识,同意启动并全面系统地推进FTAAP进程。
  在FTAAP的构想中,同样体现了中国主张的“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集中反映在2016年11月20日发表的《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之附件一《APEC利马宣言(FTAAP集体战略研究政策建议)》中。该宣言在“目标和原则”之部分重申了《北京路线图》提出的“最终的FTAAP应不仅仅是实现狭义的自由化,而应当是高质量、全面的,并包含及解决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与其相对应的是“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中进一步推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之本义;而该宣言在“完成并完善可能的实现路径”之部分提出,APEC成员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就当前相关可能路径对推动实现FTAAP的贡献进行评估,“在评估基础上,APEC成员经济体可集体探讨APEC如何以包容、平衡、普惠的方式应对挑战,并考虑APEC为实现FTAAP所采取的下一步工作。”其中对“包容、平衡、普惠的方式”的强调,对应的则是“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中的“平衡”之元素。
  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美国已明显地对商谈大型综合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失去兴趣,只是表明将继续与其他国家谈判双边FTA。在亚太地区,美国对推动FTAAP构建之政治意愿的下降,可为今后中国以“平衡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推引FTAAP的谈判提供更大的空间。
  四、实例证成之二
  本部分旨在证成,中国以“原则”为制高点,“自上而下”推引少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建。
  诚然,中国无意推翻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现行有关国际经济治理体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采取的决策治理机制等,[10]但中国软硬实力增大所致,在少边范围内[11]已足以推引有关“原则”的确立,进而形成相应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国际经济治理体制厘定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合理有效”。[12]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软硬实力优势相当凸显。顺势而为,中国发起并成功引领创建了亚投行。亚投行的决策治理机制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所主张的“公正合理有效原则”。
  一方面,亚投行首先以各成员国的GDP大小为基准设定出资比例,然后按照出资比例在各成员国间分配股份票。这样的股份票分配设计体现了大国在决策过程中“多出资、多获权、多担责”之要义,以防止因投票权过度分散可能给决策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亚投行将决策及管理机构的议决规则设定为,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其中,简单多数指投票权的半数以上;特别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超级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2/3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3/4的多数通过。亚投行董事会的决策则采取简单多数和3/4特别多数两种投票权体制。这样的议决规则设置也有利于保证亚投行有效率地运作。总之,以上有关亚投行对成员国股份票分配和决策及管理机构议决规则的设计部分,是谓对“公正合理有效原则”中“有效”元素的反映。
  另一方面,亚投行没有完全承袭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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