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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组织与权力的经济分析
【副标题】 通过对组织本质和类型演化的分析透视权力及变迁
【英文标题】 Organization and Power【作者】 王蓉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权力;组织;资源;规模;异质;配置
【英文关键词】 power; organization; resources; scale; difference; alloca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3)02—0175—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2
【页码】 175
【摘要】

本文分三大部分分解组织与权力的关系。第一部分从权力行使的基础——资源出发,论述了组织是一种权力,并且是一种最常态的权力;第二部分从人类利益的异质性及不同组织提供“物品”的不同属性出发,分析了组织及权力类型多元化的必然性;同时,立足于组织“物品”的不同属性所引发的不同经济效应,阐述了各种组织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从组织是一种资源的规模配置方式出发,分析了权力变迁及变迁的内在动因。

【英文摘要】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 and power. First, discusses that organization is a power and a usual power from the basis—resources to perform power. Second, analy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pluralistic type of organization and power from different character of the“goods”proved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 Meanwhi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 and power from the different economic effective brought by organization’s good.Finally, analyses change and motive of change from the way the organization can go on allocating resour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733    
  
  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实际上是组织的社会,人们正是通过组织这根纽带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因而人类社会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组织类型的变迁{1}。那么组织是什么,组织有哪几种基本类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变迁的原因和动因何在?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对组织的概念下一个定义。在此,我们在对高斯所作定义稍加修饰基础上,将其定义为:“组织是通过资源的规模配置,促进实现特定的共同利益的人为设置。”[1]从这一定义可以引申组织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组织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人为设置;其次,组织是为了实现成员的共同利益;最后组织是资源规模配置的方式。我们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就围绕组织的这三个特征展开。
  一、规模与权力形态
  组织是一种人为设置。人类为什么要设置组织?只有当一个组织提供的福利预期高于社会个体自给自足产生的福利时,组织才成为人类想采纳的一种形式。福利提高依赖于资源的利用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遵循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规模经济性。当交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从而使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因此,组织具有的规模性,促使人类开始认识个体局限的客观性,将组织作为实现人类利益的理性选择。
  人类要设置组织,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体资源能被动员起来;二是个体资源的集中能产生规模效应。
  对于第一个条件成为条件的理由在于资源的分散化。因为任何一个组织要创造福利,必须依靠一定的资源[2],而资源又常常分散于社会个人手中,因此,能否将个体动员起来向组织贡献资源就成为一个组织能否形成的关键。而个体在何种情况下,才容易被动员起来呢?由于一个个体决定加入一个组织,同时就意味着他必须向组织贡献一部分自我拥有的资源,作为理性的个人在没有任何成本或收益的预期影响下,一般是不会做出无偿贡献自己资源的非理性行为。因此,一个组织要发动个体就必须向潜在的个体施加一种预期成本或收益效果影响。比如个体可能预见到加入一个组织可以为自己带来大于贡献给组织资源的收益时,或者不加入一个组织可能给自己带来大于贡献组织资源的成本时,人们就会改变初衷,积极或被迫地参入一个组织[3]。因此,预期影响的实质是促使个体向组织预先让渡一定的资源。
  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是资源,控制资源就可以行使权力。因此,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个体资源的预先让渡理解为一种权力的预先让渡。当个体将一部分资源贡献给组织时,也随之将自己拥有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了组织。而这一部分丧失的权力,对于个体而言,转化为服从组织约束的义务,对于组织而言,转化为命令成员的权力。这种转化构筑了组织内部组织对个体的权力。
  对于第二个条件成为条件的理由在于资源的规模效应是预期影响实现的保证。个体之所以让渡一定的资源给组织,是因为他预期组织能形成资源利用的规模效应[4],从而能够给他带来大于资源让渡的收益或施加大于资源让渡的成本,而这种效应单凭个体的力量是难以形成的。一旦他认为组织不具有规模效应的能力时,就有强烈动机减少或取消这种资源让度[5]。同理,个体资源让渡的减少或取消也就意味着个体权力让渡的减少或取消,必然引发组织占有资源的减少和对个体控制能力的减弱,相应地,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就会逐步消解。因此,实现组织资源的规模效应是使个体权力预先让渡成为永久让度的保证。
  但规模效应的产生并不是集中效应,也就是说一个组织规模效应并不是靠将资源集中起来就可以达到的,它需要组织运用集体的规模资源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福利。但组织设法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福利的首要途径主要不是靠增加全社会的产量为其成员争取更大份额,而是靠在原有的社会总产量内为其成员争取更大份额[6],即使这种社会利益再分配所招致的损失超过该组织由此种分配所获得利益的许多倍,仍会发生上述情况。因此,在任何组织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组织不会关心此种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几乎无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财富,他们都是“分利”集团[7]。组织的这一规模效应决定了组织的本性就在于争夺已有的社会财富为其成员谋福利。但社会的财富是有限的,各类组织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就必然发生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任何一种组织都可能对其他组织福利的实现造成影响。对此,奥尔森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用分蛋糕来比喻组织之间社会收益的再分配还不够恰当,更近似的比喻是在瓷器店里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还会同时打破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2}这一比喻充分说明了组织与组织之间不仅存在相互的预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实现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因此,组织与组织之间预期影响的目的在于不计社会成本地争夺资源。
  权力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源规模的大小,控制更多的资源就可以拥有更大的权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资源争夺理解为权力的争夺。当社会资源随着组织间争夺而不断地从一个组织流向另一个组织时,各组织权力的边界及对其他组织制衡能力也在不断地改变,由此演绎出各种权力的跌宕起伏。这一跌宕起伏就描绘了组织内个人权力让渡的时间幅度和组织外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空间幅度。
  我们常将权力理解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通常将权力等同于国家(政府)组织的权力。但当我们从权力行使的基础—资源的角度来把握权力时,发现权力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控制能力,它更应该是一种影响能力。这正如丹尼斯·郎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3}在这一理解层面上,权力的形态呈现出个人权力和组织权力的区别。个人权力不能胜任的任务可以由组织权力来完成,成为两者权能划分的原则。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8],每个个体的行动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依赖其他个体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越来越重要。我们经常会惊讶地发现:从斯密时代以来,市场一直稳步衰落,而各种组织逐步成长为经济活动的首要协调者。我们生活的环境已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组织经济。{4}个人权力发挥权能的空间日益缩小,组织权力发挥权能的空间日益扩大。因此,在决定社会权力结构时,创造和保持集体资源比个人资源更为重要。汉娜·阿伦特在他对权力所作的定义中明确指出:“权力相当于人的能力,不仅是行动能力,而且是协调行动的能力。权力决不是个人财产,它属于一个集团,而且只有在该集团保持一致时才能继续存在。”{5}可见,权力的常态是组织权力而非个人权力。
  二、异质与权力多元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都是将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来把握,但组织不仅仅只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异质性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史上何以会出现多种组织形态的客观事实。组织的异质性根植于人的利益的多元化。因为共同利益作为组织形成的一个基础,需要合理的标准,它意味着,个人要在客观利益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去选择其他交往对象,而不是毫无意义地与恰巧在空间上分隔开的人们去进行联系{6}。而社会分工促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同质性因素组成的小型的简单体系向异质性因素组成的大型的复杂体系转变的长期进化过程。这种由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分化有助于为社会提供组织形成的不同利益基础,从而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单一性的整体社会结构的支配。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化,组织形成的各种利益基础也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合理[9]。在一个高度分化、向有目标或有理性的组织靠近的复杂社会里,人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设想一些利益标准,他们能够在这些利益标准的基础上为促进某种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7}
快醒醒开学了

  我们可以将这些作为组织形成的利益标准归纳为三大类: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是为了满足人类对安全、公正的追求;经济利益是为了满足人类对财富的追求;社会利益是为了满足人类对人的尊严的追求。为实现这三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人类社会就形成三类主要组织: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又包括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国家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其成员提供安全、公正、秩序等垄断性公共物品及关系到人的尊严的非垄断性公共物品;营利性组织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市场为其成员提供代表财富的私人物品;非营利性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向其成员提供关系到人的尊严的非垄断性公共物品[10]。
  各组织所提供的物品的不同属性决定了各组织权力形态的不同特征。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共享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创造的利益可以被非组织的所有社会人员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自愿选择的规则,某些人就有积极性充当免费得到公共物品的“搭便车者”[11]。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不能采取自愿的原则,必须借助一定的强制手段,才能保证组织提供公共物品所需的资源。因此,国家暴力资源之所以能更有效的使用在于其能达到规模经济和防止“搭便车”问题{8}。这种建立在强制性权威基础上的国家组织表现出的权力形态,我们称之为国家权力。
  公共物品的垄断性与非垄断性,促使了国家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分化。所谓垄断性公共物品是指一个组织比一个以上的组织更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的公共物品。比如安全、公正、秩序等公共物品,只能由一个组织来生产,否则,我们就难以判断我们是否还安全或公正是否还能存在。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恰好相反,它是指一个以上的组织比一个组织更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的公共物品。比如环境、社会保障、教育等,虽然需要国家权力来筹集生产所需的资源,但一旦国家充当了该类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就使该类公共物品具有了私人物品的属性,其生产必然内生出私人物品生产的一般要求:竞争。通过竞争,提高生产效率。这种竞争的需求必然导致国家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的分化[12]。因此,非垄断性公共物品需要国家组织提供供给所需的资金,同时又需要非营利性组织来提高生产效率。这种建立在互补性权威基础上的非营利性组织表现出的权力形态,我们称之为社会权力[13]。
  私人物品的排他性、非共享性和可分割性,决定了提供私人物品的营利性组织,所创造的利益可以限制在其成员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组织提供的利润或收益是个人力量无法达到时,个人就有动力加入营利性组织。比如垄断利润的形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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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81.

{2}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1.

{3}丹尼斯·郎.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

{4}赫伯特·西蒙.今日世界中的公共管理:组织与市场(J).新华文摘,2002,(1):163.

{5}Hannah Arendt:“On Violenc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70,P.44.

{6}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52.

{7}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53.

{8}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0—24.

爱法律,有未来

{9}李路路,王奋宇.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67.

{10}王铭铭.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4—25.

{11}王铭铭.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2—33.

{12}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3.

{1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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