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犯罪构成功能论
【英文标题】 On the Functions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作者】 冯亚东【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犯罪认知体系 犯罪构成 三大功能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judging system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three functions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54
【摘要】 成文刑法作为概念/符号系统,在观照具体事案时不可避免地有其自身局限。要适应生活现实,就需要解释刑法——犯罪构成乃刑法解释学在刑法文本基础上所建构之理论模型,即属于一种理论层面上自觉自为的犯罪认知体系。不同法系基于各自历史原因自会形成其操控刑法甄别犯罪之不同认知体系。犯罪构成作为理论模型具有三大认知功能——进行条件列示、作出语义阐释和提供路径导向,三大功能之协同运作才可致静态的刑法文本循理论范式诱导而准确切入事案。
【英文摘要】 As a system of concept and symbol,the written criminal law itself inevitably has localization when dealing with idiographic cases.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it to the reality, the criminal law needs explanation——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i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criminal hermeneutic on the basis of criminal regulations.In other words,it belongs to the criminal judging system which is formed self—consciously from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According to the respective histories,there are different criminal judging systems in different legal systems.As theoretical model,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a crime has three kinds of judging functions——showing conditions,explaining terms and supplying approaches to judging crimes.It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e criminal regulations and idiographic cases matching each other that the three functions mentioned above work together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660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就犯罪构成体系问题讨论热烈、观点颇多,但多数著述均缺乏对犯罪构成的本体意义及其功能的明确深入分析,不能自觉清晰区分犯罪构成同刑法文本及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致在“体系”问题上始终无法形成基本共识。面对大量涌入、五花八门的德日及英美犯罪论体系,更是应接不暇难以适从;对我国通说性的犯罪构成体系,是进一步完善还是推倒重来,争论不下。但不管怎样,对通说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之方方面面的意义进行深入揭示,无疑可收指示未然方向之功效。
  笔者与胡东飞先生于2004年发表了《犯罪构成模型论》一文,[1]就犯罪构成在本体意义上的属性——是法律的规定还是理论的说明、是生活事实的原型还是规范拟制的模型,作出了大致界定。接续该文“模型论”的基本思路(本文有一定修正),笔者拟进一步就犯罪构成这一“模型”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功能意义进行分析。
  一、前提性讨论:犯罪认知体系与犯罪构成理论模型
  刑法作为行为规范(为法共同体成员设立行为准则以进行合理预期)和裁判规范(防止司法擅断以维护基本公正),是以概念为载体的。立法者将刑法这一由若干概念组成的文本公之于众,总是期望社会共同体成员能识别和理解其所表达的符号意义进而一体遵行,同时要求司法者严格按照符号所限定的意域解读并以此为据裁判案件,不得恣意为之。由此可知:涵括刑法在内的一切成文法,实乃一套抽象概括的符号系统,具有表征生活事实、规制日常行为之模型意义。
  刑法文本只是一种概念性的规范模型系统,其存在的唯一真实意义就在于观照生活现实。然而,由于法律模型本身在形式上的简单、原则和笼统,生活中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各种事案是如何在这个模型系统中定位即对号入座,司法官员们是如何运用刑法去认知并识别出判决书中所宣称的“犯罪”,便始终会成为问题——特别是法律模型在切入疑难事案时,往往产生种种歧义甚至无从下手。在法治国语境下就犯罪的发生学意义而论,生活只是时时制造出不同样态的“危害行为”,而法律上之“犯罪”则属于特定认识主体按某种既定规则循某种固定套路对行为“认知”的产物,即通过一定方法、路径或思维习惯所确认的事态。“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的实际运作都是由一定个人通过一定方式具体完成的——刑法亦不例外。所谓犯罪认知体系,[2]便是指特定法域下运用刑法甄别具体事案从而厘定“犯罪”的思维模式及相应操作程式;异言之,就古今中外的刑法运用而言,均存在如何将刑法文本同案件事实相连接而识别“犯罪”的方法问题——此识别犯罪一定之方法或路径,便可称之为犯罪认知体系。
  犯罪认知体系就其本体意义而论,至少有两种基本存在形式:一为司法领域中隐形存在的司法人员长期约定俗成流水化的操作程式,二为刑法学理论上显形存在的学者们自觉自为的体系构造。[3]古代农耕社会由于生活单一重复、法律粗疏简陋,故官员们究竟是如何运用刑法去识别“犯罪”的具体方法问题,似乎并不引起太多关注——大多数案件都能得到一种与生活情理大体相一致的处理。[4]虽然那个时代在观念上实务中也必然运行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犯罪认知体系”,但终归不能成为“显问题”进而需要劳神费力上升为“学问”而被研究。[5]
  近代以降,西方社会高扬人本主义和罪刑法定的旗帜,对动辄剥夺行为人自由甚至生命的刑法来说,官员们如何以法律名义调动国家强权判定“犯罪”并处以刑罚,应当如何以客观、准确、理性、人道和可重复验证的方式去识别犯罪,就渐次成为“问题”。1764年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发表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标志着以国家颁布的“刑法”为学科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接续贝氏所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人道主义等刑法基本理念,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几代刑法学者的努力,以构成要件为核心作主干的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以及涵盖更多内容(犯罪诸特殊形态)的犯罪论体系基本定型;后来的西方刑法学者们(主要指欧陆及日本)基本上沿袭着这一大格局而各自再具体搭建自己不同的阶层及形态体系。[6]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法学者们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源自前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深植人心,成为一种判断识别犯罪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承袭的意识形态背景逐渐淡隐,旧体系经不断完善在中国国情下终成为司法界共识性的操作工具。存中国刑法学的语境下,沿袭前苏联刑法学的基本格局而并无“犯罪成立条件体系”的提法,而是直接称为“犯罪构成”或“犯罪构成体系”;其基本含义为“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的诸必要条件的总和”。仅此而论,犯罪构成显属一种法律规定——只有刑法明文规定的才是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谓“罪刑法定”即为此理。但令人十分尴尬的是:刑法之“明文规定”却往往并不明确,散见于刑法总分则中成立犯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究竟有哪些,其各自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条文本身并不能自然显现——简约的刑法文本总是随生活变异而需要对之不断解释、再解释。而更重要的是:成立犯罪的诸基本条件应当如何排列,应如何依据同案件的具体事实、行为内外的各种情节进行符合性的比较——这显然已非实体刑法本身所能规定和解决的问题。于此,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刑法解释学已非古代社会逐条逐句注释法律的《唐律疏议》一类——不仅仅是注释刑法,更重要的是需要重构刑法。现代意义的刑法解释学最重要部分是犯罪论体系,而犯罪论的核心主干又为犯罪成立条件体系(在中国刑法语境下即为犯罪构成体系);但不管是整体性的犯罪论体系还是居于核心的犯罪构成体系,均面目全非于刑法文本自身。学者们将刑法中散见于各处关于犯罪成立的条件性规定进行自我理解式的梳理阐释,再按照一定之事理逻辑规则排列组合,最终冠名为“犯罪构成”——聚合犯罪构成的诸要素则被称之为“要件”(必要条件)。这就是犯罪构成及其要件的由来。
  综上,真实意义的犯罪构成其实只是一种学者们自编自述的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是——种以“刑法”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刑法者每将犯罪之各种要素,依一定理论予以序列,因而成为刑法上犯罪论之结构。”[7]此乃刑法学理论对刑法适用及实现之贡献。面对大体相同的犯罪现象(刑法中常发性占绝大多数的犯罪为杀人、伤害、抢劫、盗窃一类)和内容相似的刑法条文,各国学者们基于各自国家的文化观念、哲学思潮、法制传统及现实要求,在理论上建构起不同的犯罪认知体系即刑法学体系(犯罪论、刑罚论及罪刑各论);而一国领域之内面对相同的犯罪和同一刑法文本,不同学者亦会有自己不同的认知路径及相应解说体系。刑法理论体系(规范注释论)之真实运作意义乃在于指导司法甄别犯罪,使得静态的刑法文本成为动态的“活法”——将罪刑法定之宏观要求落实于具体事案。
  既然成文刑法乃一抽象的概念模型体系,故欲将此模型系统同生活中成立犯罪之事实原型进行可操作的符合性判断,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们关于法律模型的各种解释理论;既然整个成文刑法自身都是概念模型,则关于此概念模型的种种解释或学说,也将是且仅是一种理论模型。犯罪构成理论之实质功用便在于:复杂的事实原型经由此精巧的理论模型而寻找宏观的法律模型,再以法律模型为标签而粘贴于事实原型,从而使成文刑法回应生活事案并尽显所能。异言之,犯罪构成实乃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往返过渡的理论桥梁。
  可以认为:近代以来的刑法史很大程度上是从帝王及司法者的专断,转变为一种能够充分广泛地吸收现代人文知识且多方参与的过程。这种刑法“科学化”的进程,虽在根本上受制于民主政制的形成与发展——每个公民是否拥有参与国家事务和评判法律的权利,但在很大程度上却直接得力于刑法学的建立与繁荣——通过专业者的智力创造将粗糙的法律与民间的常情、常理、常识一并转化为可供司法操作的规范性知识。刑法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刑法的传统运作方式——无论是对“规范”的解读还是对“事实”的分析,法学理论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媒质作用。刑法学也重新塑造了“刑法”自身的形象——将零散粗疏的法律规定转译为统一细密的教科书式叙述,这种转译大大扩展了刑法涵盖生活事实的能力和范围;它使我们既可以对法律的宏观结构获得高屋建瓴的更为完整的形象,也能够细致观察在条文字面不易看到或不能看到的丝缕细节。
  二、犯罪构成之三大认知功能
  由上可见,犯罪构成在本体意义上属于一种理论模型,而作为一种应用性理论,其意义便在于将刑法条文同具体案件准确方便地加以对接。刑法回应生活事案——特别是疑难问题,实则主要是通过刑法学所建构之犯罪构成理论模型予以完成。今日中国之刑事司法实务活动——法庭上、文书里,充满着“犯罪构成”、“构成要件”、“客体”、“主体”一类纯属理论界长期约定使用的语言(刑法文本中并无这些字眼),侦、控、辩、审各方均以此为基本分析工具和有效沟通手段,进而发现规范与事实中彼此通约或相互抵触的要素。具体言之,犯罪构成作为理论模型,在运作机理上内含条件列示、语义阐释和路径导向三大功能。
  (一)条件列示功能
  在罪刑法定的理念下,“犯罪”是由刑法规定出来的,生活中的实然危害行为只有在符合刑法事先预设条件的前提下,才可能经由正当程序而被识别为犯罪——在正当程序的各个环节中不断检视行为是否符合预设条件。于此,将刑法所明文规定或隐含不显的所有实体性成罪条件加以明确提示,以在诉讼过程中无遗漏地逐一评判分析,便成为近代刑法学首要的工作。
  中外犯罪成立条件体系的理论架构无论存在何种差异,其基本条件经过数百年的提炼,在当代不同的理论体系中都是大致相通、必不可少和无法取代的。[8]诸如英美刑法理论中强调的“犯罪行为原则”、“犯罪意图原则”、“(犯罪行为与犯罪意图)同时发生原则”,[9]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均有类似的表述。在中国刑法语境下,犯罪构成是指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要件)的总和;而由于作为“总和”的模型在理论上难以把握且司法运作中无法操作,故在“总和”的宏观框架下又具体分解为四大要件——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要件”一词的逻辑含义即为必要条件——有该条件不一定有“总和”,但缺少该条件则必无“总和”。在理论上将一个涵慑完整条件意义的成罪模型分拆四块,以能够较为简单方便地逐块阐释每一要件各自的具体规定性——诸如客体要件中刑法保护何种具体法益;客观方面要件中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是否强调危害结果也属要件;主体要件中不同责任段的年龄各是多少,是否有特殊身份限制;主观方面要件中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有无“目的”的限制性要求。在“整体分解为部分”的四要件并列的逻辑构造基础上,将刑法文本中散见于总分则各处的条件性规定按其各自性质分别归人四要件,再从学理上根据法的基本理念和基础理论对粗疏的法定条件加以补足,并进一步对字面并不彰显却又为条文所必然隐含的条件予以揭示(如客体要件)。行为成立犯罪所必不可少的各类各项条件,在体系性、提示性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四要件预设的前置要求下,被逐一具体、完整、相对一致地表达。四要件的体系一旦被理论界实务界接受并约定俗成,便生成一种非常强大的话语权力,使人不得不屈从于这种话语体系而进行言说,否则便无法相互沟通与对话。
  由上而见,犯罪构成理论之首要意义,就在于对定罪所必须考虑的所有基本要素进行明确提示,使关注重点由刑法的宏观整体转向理论所分解的逻辑性“碎片”,以保证司法过程检索的无遗漏并能够较方便地重复验证。对定罪量刑基本要素的提抉揆度、界定解说,便搭建了理解刑法的统一平台,余下的便是对要件的层属归类和顺序排列问题;而各项要件如何归类以及怎样具体表述,实则只属一种如何方便理解和运用的技术性问题。于此,便可以对我国刑法学界曾经出现的犯罪构成的“二要件说”、“三要件说”、“五要件说”等多种关于要件的归类以及数量的学说进行评价。虽然这些学说并无大错,但却未能抓住要害——要件设置太宏观或太琐细均不方便理解运用(如果在通说的四要件之上再寻求上位概念,则可分别归于客观和主观两大 要件;而如果将通说要件再细分便可形成更多要件);并且,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则完全无必要在要件分割问题上自创“新体系”。
  (二)语义阐释功能
  诚如上述,虽然刑法学理论通过犯罪构成体系完成了对法定成罪条件的列示,但仍只具有宏观的导向和提示意义。由于“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10]所以法定条件即法律条文的语义总是需要“读者”加以理解和阐释的——组成刑法文本的字、词、句、段各自的基本意域及其在特定语境中相互间的语法关系,在罪刑法定的刚性要求下必须尽可能精密确定;而在刑法适用中不变的文本面对千变万化的事态,时时还只得随“需要”而不断填充和赋予其新意义。[11]此对组成犯罪基本条件的语义的阐释过程,在中国今日“借鉴型”的法治框架下,就主要是在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进行和完成的。刑法学理论将散见于刑法文本各处关于行为成立犯罪的条件性规定加以整理归纳,分别按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的思路逐一归位;然后在此模式下再对诸法定概念的内涵外延具体展开分析——诸如“故意”、“过失”、“结果”、“国家工作人员”、“公务”等法定概念,便是经由此阐释方式而进一步明晰其细微语义及下位子类的。
  就事物间的逻辑联系观之,对刑法文本语义的阐释同犯罪构成体系本来并不直接关联;没有构成体系也并不影响对文本语义采简便的“跟随式”注解,诸如古代社会逐条逐句“疏议”式的叙说(时下也不乏以该类体例解释刑法的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8166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