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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刑事推定中的合理联系标准
【副标题】 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为视角【作者】 劳东燕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推定;合理联系标准;判例;正当程序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4
【页码】 112
【摘要】

在美国法中,合理联系标准是判断刑事推定在宪法上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它由联邦最高法院在1910年的Turnipseed案中确立。经过短暂的偏离,合理联系标准在20世纪40年代被确认为审查制定法推定有效性的首要标准。1979年的Allen案对合理联系标准的适用范围做出重大的限制,降低了该标准之于刑事推定的重要性。合理联系标准的兴起与衰落,折射的是正当程序在20世纪的美国所经历的意义流变。有必要正视合理联系标准与刑事诉讼对控方的证明要求之间是否协调的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785    
  导言
  在当前刑事法学界,推定问题正悄然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国内几乎所有关于推定的研究都会提到,推定的成立,要求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合理的联系。然而,这个合理联系的要求究竟源自何处,具体如何理解,以及它是否足以成为判断推定有效性的唯一标准等,均未见有学者做进一步的探究。众所周知,美国法中的推定及其理论构成当前国内刑事推定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源。{1}以笔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了解来判断,所谓的合理联系云云,应当是出自美国法,具体来说是联邦最高法院判例所确立的合理联系标准(rational connection test)。从20世纪初被确立为判断推定是否在宪法上有效的审查标准开始,合理联系标准对此后美国刑事推定的规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上,直至今日,它仍然是判断推定是否在宪法上有效的重要标准,尽管不再是唯一的标准。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对合理联系标准在美国法中如何确立与发展的问题所知甚少,而厘清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深化对推定的知识性了解,也有利于走出当前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2}本文将以美国法为视角,以相关的宪法判例为主线,全面梳理与审视合理联系标准的确立与发展过程。
  在美国法中,推定概念一般用presumption一词来表示。不过,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它都是一个充满争论与分歧的概念,不仅意义丰富而且其用法也相当多样。有学者曾坦言,对“推定”术语的使用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剥夺了该术语的许多有用性;在该术语的所有界定之间,很难发现任何共同的意义。{3}推定概念意义的丰富性与用法上的多样性,导致人们对它的使用比较混乱。这种混乱表现在,在与推定有关的许多基础问题上,人们都未能达成统一的意见:首先,在概念术语的使用上,到底是统一适用推定的概念还是在推定之外再使用设定( assumption)与推论(inference)等术语,或者干脆将包括推定、设定与推论,以及表见性主张(prima facie case)或表见性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在内的程序性工具统称为证据性工具(evidentiary device),{4}或者是推导性工具(deductive device),{5}至今未有定论。其次,在推定的效果方面,除核心争议(即推定究竟转移的是说服责任还是提出证据责任)之外,还存在诸多的未决问题,比如,反驳推定的证据是否要求是实质性的,推定的效果是结论性的、强制性的还是允许性的,以及推定本身能否被视为待证事实的证据等。再次,在推定的具体类型方面,是包括转移说服责任的推定与转移提出证据责任的推定这两种类型,还是只限于二者之一,或者同时包括允许性推论甚至是结论性推定,人们之间也存在分歧。
  所幸的是,美国研究者在推定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其在研究层面达成必要的共识:一是对核心问题的确定。围绕推定所产生的分歧,被认为不能理解为单纯的概念之争。无论对推定术语的使用、推定的效果以及推定的具体类型等秉持何种观点,最终的归宿点都放在如何规制刑事推定的问题上。事实经常是,人们希望采用某一或某些规则来解决刑事推定的规制问题,而正是这种立场反过来影响其在基础问题上的具体看法。二是研究范围的界定。诚然,人们可能在应然层面否认结论性推定或允许性推论属于推定的范畴,但从实然层面看,美国的研究者通常将包括结论性推定、转移说服责任的推定、转移提出证据责任的推定与允许性推论在内的主要类型都置于研究的视野之中。{6}除此之外,抗辩事由与表见性主张{7}(或表见性证据)也因涉及将证明责任(主要是提出证据的责任,在有些司法区则是说服责任)转移给被告人,而经常为研究刑事推定的学者所关注。
  美国学者在刑事推定方面达成的研究共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国内刑事实践的发展,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与刑事推定相关的宪法判例,对于推定研究的走向更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是这些判例,使得研究者逐渐超越概念性的争论(比如什么是推定,推定与推论之间的区别等),而将关注焦点放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即刑事推定的合宪性问题。在刑事领域,推定之所以引发宪法性的关注,是因为放松控方证明责任的刑事推定与要求控方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从美国联邦宪法判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刑事推定与联邦宪法之间的关联,主要是通过正当程序条款(即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第十四修正案)而建立起来的。由此,与推定相关的宪法判例所要探讨的,一直是如何适用推定才符合正当程序的问题。正是随着对正当程序的关注度的升高,联邦最高法院才开始将刑事审判中的证明程序置于紧密的审查之下,从而导致对推定的扩张适用在宪法层面受到质疑。
  本文主要关注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推定领域所做的判例。之所以做这种断代意义上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合理联系标准,而这一阶段的判例,基本覆盖了合理联系标准从确立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其次,以In re Winship案判决(该案正式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宪法化){8}为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刑事推定的规制问题上,开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立场,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判例。对这些判例,实有必要另行撰文进行研究。基于此,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推定判例,本文只选择与合理联系标准适用相关的个别判例展开论述。
  笔者相信,对合理联系标准在美国发展历程的了解,将或多或少地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或者教训。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之所在。无论如何,只要人们不愿意在刑事诉讼中彻底放弃推定这种有助于控方克服间接证明中固有不确定性的证据性工具,则不管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还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将同样面临如何规制刑事推定的适用的问题。
  一、合理联系标准的确立:Turnip seed案及其适用
  在20世纪之前,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在其判例中提及如何规制推定的问题,也从未利用所谓的合理联系标准,即要求待证事实(也称为推定事实或推论事实)与已证事实(或称基础事实)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联系,来对推定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一直到20世纪之初,此种现象才有所改观。当时,不少州在本州的制定法中,对一些特殊的侵权行为或犯罪类型设定特殊的规则,利用包括表见性主张与推定等在内的证据性工具{9}来减轻原告方(或控方)的证明责任。对于州的这种做法,联邦最高法院很快做出回应:州有权制定相应的证据法规则,但它必须满足一定的宪法条件。在1910年的Turnipseed案{10}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该条件指的是宪法上的正当程序,后者要求已证事实与最终的推定事实之间应存在某种合理的联系。这是联系最高法院首次提及合理联系问题,Turnipseed案由此被认为是合理联系标准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案件。
  (一)Turnipseed案与Adams案
  Turnipseed案系一起侵权案件,涉及对1906年的密西西比州法典第1985条的合宪性争论。该条规定,在因人身或财产侵害而提出的不利于铁路公司的诉讼中,对由操作铁路公司机车或有轨车而造成侵害所进行的证明,应当成为铁路公司的人员(包括乘客与雇员)一方对此种侵害缺乏合理技能与注意的表见性证据。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论是在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中,规定对一事实的证明应当构成所涉主要事实的表见性证据的立法,只是制订了一个证据法规则,它属于政府的一般权力范围。具体就第1985条而言,其效果是规定,由火车的实际运行所导致的侵害的证据应当设立过失的推论,此种推论唯一的法律效果便是赋予铁路公司提出反驳证据的责任;当提出反驳证据的责任完成时,该推论便终结,过失的问题由陪审团根据既有证据来决定。在判决意见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宣布,立法推定不允许构成对法院正当程序或法的平等保护的否定,不允许以规制证据的提出作为幌子,将推定实际用作阻碍当事人针对推定事实提出抗辩事由的权利。此外,在如何满足正当程序要求的问题上,最高法院也给出了清楚的回答,认为“唯一必要的是,在已证事实与最终的推定事实之间应存在某种合理的联系,并且,从对一事实的证明中得出的推论不应是如此地不合理,以致成为完全恣意的强制命令”。最终,判决认定,既然密西西比州相关规定的运作只是为在缺乏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提供责任的推论,它就并没有因为创设责任的推定而否定法的平等保护或法的正当程序。{11}
  Turnipseed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明确承认推定的适用应当受到宪法上的正当程序的限制。在此后的相关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一再援引该案判决的意见。Turnipseed案严格说来涉及的并非推定问题,而是表见性主张问题。只不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将表见性证据问题解读为推定问题。这样的解读无疑非常明智。毕竟,无论是表见性主张还是推定,本质上涉及的都是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立法者借助于推定或表见性主张的条款,将原本应当由一方当事人(通常是原告或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人们对何谓合理联系可能存在争议,但从未质疑过这样的设定,即合理联系标准是联邦最高法院针对推定的适用所提出的合宪性标准。在此后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实质导向的做法,即将推定视为影响证明责任分配的证据性工具之一,而将之与对表见性主张、抗辩事由等的规制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要全面了解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推定的态度,就必须同时参考其他涉及表见性主张或抗辩事由等的判例,不然,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1910年的Turnipseed案判决当然并非横空出世。实际上,早在1904年的Adam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便透露过类似的意思。Adams案涉及纽约州刑法第344b条规定的合宪性问题。根据第344b条,由非公共官员的个人对用于赌博的纸片或文件的持有,可推定其对持有相关物品具有明知。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第344b条并没有违反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所规定的法的正当程序,因为纸面的赌博物品不可能为无辜的当事人所持有(特别是大量地持有),在欠缺解释的情况下,对此类物品的持有可以得出不利于持有者的某种推论。判决的论证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无辜的个人将不难解释对这些物品的持有;其次,持有只是表见性证据,当事人被允许提出证据来表明与持有此类物品相关的真相;再次,规定哪种证据将在其治理之下的法院中被接受,属于州的确定的权力范围。据此,判决的结论是,只要制定法要求控方对让被告人自己做出解释的做法的合理性进行足够的证明,并且被告人实际上享有自己解释的机会,则推定被认为是合宪的。{12}
  不难发现,Adams案判决并未明确提及合理联系的问题,因而,它充其量被认为是合理联系标准的萌芽。该标准的正式形成,需归功于1910年的Turnipseed案。不过,即使是在Turnipseed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也并未对何谓合理联系做出解释,而完全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在随后的几十年之内,这个遗憾都没有被解决,甚至没有被注意到,一直到1969年的Leary案。
  (二)Bailey案、Yee Hem案与Henderson案
  在随后的判例中,尽管合理联系的内涵并未获得明确的界定,但这并不影响联邦最高法院对合理联系标准的基本态度。在1911年的Bailey案、1925年的Yee Hem案与1929年的Henderson案等判决中,该标准得以重申或受到正式应用。经过这一系列判例的加固,合理联系标准的地位逐渐稳定下来,它开始成为审查推定在宪法上的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在1911年的Bailey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重申它在Adams案与Turnipseed案中的基本立场,即承认州的立法机构享有规定应接受之证据及其效果的一般权力,但只有在推论不是恣意的,两种事实之间存在合理的联系,并且被告人没有被剥夺提交与此问题相关的所有事实的适当机会时,对某一事实的证明应当成为待证事实的表见性证据的制定法才不违背法的正当程序要求。法院认为,判断立法事务是否属于州的权力范围,关键在于是否所规定的证据规则干预了法律面前所保障的平等,或违反法的正当程序观念中所蕴含的那些基本权利与正义原则。它明确指出,与不能制订直接违反宪法性禁令的法条一样,也不允许间接地通过创设制定法推定而违反宪法性禁令;创设推定的权力不是逃避宪法制约的手段,州不允许以此种方式来干涉联邦宪法从其权力范围内撤回的事务,也不允许以其无权禁止的行为对被告人进行定罪。{13}
  在Bailey案中,尽管最高法院认同Turnipseed案的判决,但在认定相关制定法规定违宪时,它并未直接援引作为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的正当程序条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要求两种事实之间存在合理联系,该案判决还进一步要求被告人必须没有被剥夺提交与此问题相关的事实的适当机会。言外之意似乎是,合理联系标准并不足以完全承担合宪性审查的任务,它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真是如此的话,则Bailey案判决与Turnipseed案判决之间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着微妙的区别。对Bailey案判决的这种解读,在之后的判例(1929年的Henderson案{14})中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印证。
  Bailey案判决更像是对Turnipseed案判决意见的一次重申,而不是真正的运用。正式采纳Turnipseed案公式并加以运用的刑事案件,是1925年的Yee Hem案。该案涉及对1909年2月9日通过的禁止鸦片进口的联邦制定法第2条与第3条的合宪性问题。{15}在一审审判中,法官根据相关规定这样指示陪审团:持有应该被认为是定罪的充分证据,除非被告人就持有向陪审团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被告人对此提出挑战,理由是“令人满意的解释”的制定法条款使允许性推定违宪地成为沉默权的负担。通过直接援引Turnipseed案判决中的论述,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鸦片的持有者明知鸦片系非法进口的制定法并没有否定正当程序,也没有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因而,此类证据规则不被认为违宪。在具体的推理中,法院指出,在禁止进口四年以后在国内发现的鸦片系非法进口的推论,并非不合逻辑的推论;在欠缺解释的情况下持有鸦片构成认定有罪的推定,也不是“如此地不合理,以致成为完全恣意的强制命令”。因为鸦片本身是一种不正当的物品,合法地持有此类物品高度地不可能,所以让持有者承担提出反驳非法进口的自然推论的事实的责任,并非不合理的要求。{16}
  Yee Hem案判决对合理联系标准的运用,让人们多少明了所谓的合理联系大体指的是什么。该案判决表明,合理联系的要求实际上相当低,只要推论的得出不是完全恣意,原则上就可以认为符合合理联系的标准。因而,该案中涉及的两个刑事制定法推定,都很容易地通过了合理联系标准的审查。就此案而言,值得关注的一点还在于,联邦最高法院毫不犹豫地将源自民事侵权案件的合理联系标准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推定之中。这表明,彼时的联邦最高法院并未注意民事推定与刑事推定之间的区别,或者至少认为此种区别不具有重要意义。相应地,它自然更不会考虑是否有必要对刑事推定适用特殊的合宪性标准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要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正式关注。
  1929年的Henderson案{17}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Turnipseed案中的基本立场。此案涉及的问题是,是否《乔治亚州民法典》第2780条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规定:“铁路公司应当对由运行机车、有轨车或其他机器而对人员、牲畜或其他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也应当对由其所雇用的或服务于铁路公司的人员所施加的损害负责,除非该公司表明,其代理人已经履行了通常的合理注意与勤勉义务,否则,所有案件中都将得出不利于公司的推定。”在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对Turnipseed案中的判决意见表示认同,认为“创设恣意的或否定反驳的公平机会的推定的制定法,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与此同时,它将本案区别于Turnipseed案,认为密西西比州的制定法创设的只是临时的、一旦引人反驳证据便消失的事实性推论,而本案中乔治亚洲的制定法创设的推论则被赋予与相反证据相抗衡的效果,并且除非这样的证据被陪审团认定具有优势,否则推论将处于优先地位。据此,法院得出结论称,《乔治亚州民法典》第2780条所规定的推定是不合理的、恣意的,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18}
  Henderson案中,相关的制定法未能通过合理联系标准的审查,因而被认定为无效。从表面看来,该案中的制定法与Turnipseed案中涉及的制定法条文内容基本相同。之所以被认定为无效,是因为判决意见认定乔治亚州的制定法赋予推论(或推定事实)过强的效果。由此看来,联邦最高法院的确认为,审查推定是否有效,在满足合理联系标准之外,还可能依赖其他因素,比如,推定事实本身效果的强弱(或者反驳的难易程度),推定的不利方是否由此而被剥夺了进行反驳的公平机会等。如果推定事实被赋予过强的效果而较难被反驳,则仅凭此点推定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总体上,就这一阶段的判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属Turnipseed案判决。首先,它所创设的合理联系标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判断推定是否合宪的最为重要的审查标准。时至今日,在刑事领域,该标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民事领域,它更是始终保持作为主导性审查标准的地位。其次,它将正当程序条款与对推定的有效性审查问题联系起来。自然,受彼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正当程序的观念的限制,判决对推定与正当程序之间的关系并未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合理联系标准从来没有真正独立地承担起审查推定有效性的任务,也即,它从来都不是决定推定是否有效的唯一考量因素。在审查推定是否有效时,除考虑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之外,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要求对推定效果的强弱、反驳的公平机会等进行关注。
  二、合理联系标准的偏离:Ferry案与Morrison案
  Yee Hem案以后到40年代,在有关制定法推定的合宪性问题上,除合理联系标准之外,联邦最高法院又提出了两个检验标准,即“较大权力包含较小权力”(the greater includes the lesser)标准与相对便利标准(也称为证据获得机会的权衡性考虑标准)。前一标准在1928年的Ferry案{19}判决中提出,后一标准则在1934年的Morrison案{20}判决中提出。
  1928年的Ferry案是一起民事案件。该案中,堪萨斯州制定法第9章第163、 164条受到合宪性方面的挑战。该法第163条规定,对任何董事来说,在本来应当明知银行破产后仍同意由其银行接受储户存款的行为是非法的。该条使得审查银行之事务成为董事的责任,在可能知晓银行的状况却没有如要求知晓时,他被认定对银行的破产情况具有明知,需要对所收到的储户存款承担个人责任。而根据第164条,在针对董事的存款类案件中,接受储户存款时银行机构破产的事实应成为明知与同意此类存款归于所指控的董事的表见性证据。上诉方提出,通过从不知中创设明知的结论性推定,并通过暗示董事对同意接受其事实上一无所知的存款系出于明知,第163条违反了法的正当程序;第164条则将并无合理证明倾向的事实当做其他事实的表见性证据。在上诉方看来,制定法所创设的责任建立在董事对储户存款的同意之上,而这种同意不可能为无法从经验中获得正当根据的人为推定所证明。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接受上诉方的意见。霍姆斯代表多数所写的判决意见认为,制定法本来就可以让董事个人对储户负责,如果制定法就是这个意思,并且如果它已声称这样做,则任何接受董事职位的人将承担这种风险。换言之,如果没有提到同意、推定或表见性证据,制定法本来已规定,银行破产后银行的每个董事应当对银行所接受的每笔存款承担个人责任。与此相比,允许在被告人已进行诚实审查并认为银行有清偿能力的个案中提出抗辩事由,法律并没有使被告人的状况变得更为糟糕。因而,多数意见的结论是,对银行官员在明知银行破产的情况下为所接受的储户存款而创设责任的州法律,并没有违背宪法。{21}
  1934年的Morrison案{22}中,上诉人Morrison.与Doi被指控共谋让无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日本人Doi占有并享受州内的农地。根据当时加州的《外国人土地法》,如果无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通过共谋而占据加州的土地,将受到刑事处罚。{23}在审判中,控方证明Dio已经根据其与Morrison之间的协议获得土地并予以使用,但并没有努力去证明Dio不是美国公民或无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为根据《外国人土地法》第9a条,{24}有关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或有资格获到美国公民身份的证明责任,应由被告人承担。在由卡多佐大法官代表多数所写的判决意见中,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在理性与公平的限制范围内,刑事指控中的证明责任可以从州方转移到被告人身上。换言之,立法机构可以规定推定或改变证明责任,但同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的内容是,州已做充分证明而使要求被告人以免责事由或解释来反驳已经证明的内容是公正的,或者至少基于便利性或获知机会的权衡,转移责任将被认为对指控者有所助益的同时并没有使被告人遭遇困境或者对其进行压制。据此,如果推定满足合理联系标准,或者如果在获得证据的机会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使要求被告人以免责事由或解释来反驳已证明内容是公正的,推定就是合宪的。在联邦最高法院看来,加州《外国人土地法》第9a条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做法,无法避免使被告人遭受困难与不正义,也即从控方角度的对使利性的促进为对被告人的不正义的盖然性所压过。因而,该条因否认对.被告人的法的正当程序而无效。{25}
  Ferry案与Morrison案所提出的标准显然不同于先前在Turnipseed案中所确立的合理联系标准。Ferry案提出的标准通常被称为“较大权力包含较小权力”规则,其言下之意是,立法者本来就可以废除某一要素,当然更有权通过推定推出该要素。由此可见,从霍姆斯的角度看来,推定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立法者对于证明程序的权力范围。Ferry案中涉及的是民事推定,这一标准是否也适用于刑事推定,联邦最高法院对此并没有任何评述。不过,考虑到彼时刑事推定的特殊性并未受到关注,因而,合理的推论似乎是,该标准自然也可适用于刑事领域。据此,如果州能够合乎宪法地制定刑事制定法,而该制定法又不要求对通过诉诸制定法上的推定而建立的事实进行证明,则推定不管合理与否都将被允许。毫无疑问,在推定的合宪性审查问题上,Ferry案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推定被解读为一项实体法规则,已证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变得无关紧要。
  在Morris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推定采取了第三种正当程序的标准,即相对便利标准。该标准试图确定的是,将证明责任施加于推定的不利方可由它给予有利方的帮助而正当化。该案中,法院所着重关注的不是如何对制定法进行限制,而是在何种情形下国家能够公平地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的问题。法院的意见明显受到证据法大家威格摩尔(Wigmore)观点的影响,后者将推定看作分配证明责任而非完成证明责任的工具,认为推定能够正当地被创设,即使它没有表达推定事实与已证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Morrison案的判决表明,联邦最高法院拒绝Ferry案所潜含的程序并不重要的意见,相反,它将推定的合宪性与审判的发现事实的功能相联系:如果无辜的被告人可能无法反驳推定,则推定将不合宪,但对有罪者的定罪也不能弄得太过困难。{26}
  Ferry案与Morrison案判决的先后出台,揭示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对合理联系标准有所偏离的事实。这种偏离显然与彼时特定的时代语境紧密相关。20年代时,有组织犯罪的兴起与对社会保护的强调,使得对立法者帮助控方减轻负担的努力进行限制的做法受到批评。而到30年代,由于国家深处大萧条之中,全权主义政权在欧洲兴起,美国的法律评论文章开始表达对立法者在刑事案件中帮助控方的热切之情的担心,认为不应该让推定承担跟有组织犯罪与肆无忌惮的辩护策略作斗争的全部分量。Morrison案对无辜被告人的关注,反映的便是当时社会气候方面与刑事司法体系如何被认知方面的变化。{27}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联邦最高法院在1932年的Powell v. Alabama案中确定律师帮助权是正当程序的内容,而在1934年的Brown v. Mississippi案中则宣布,使用通过强迫所获得的被告人自白违反第十四修正案。
  三、合理联系标准的重生:Tot案与后续判例
  在Ferry案与Morrison案之后,推定的合宪性标准已然呈现多元化的混乱态势。人们不知道三种标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序位关系,也无法确定,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意以新的标准来取代合理联系标准。不过,所幸这种混乱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在9年之后的Tot案{28}中,联邦最高法院很快表明了它的立场。
  (一)Tot案
  1943年的Tot案涉及的是联邦枪支法(the Federal Firearms Act)第2 (f)条规定的合宪性问题。该条规定,曾因暴力犯罪被定罪或逃避司法追究的个人,收受任何系在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中运送的枪支或弹药是非法的,他对枪支或弹药的持有应当是此类枪支或弹药由其违反本法而进行运送或收受的推定性证据。在审判中,为论证该制定法条款的有效性,控方提出两方面的根据:一是认为检验制定法推定的有效性存在两种标准,即合理联系标准与相对便利标准;二是援引Ferry案的意见,认为国会为规制枪支方面的州际贸易,本来就可以禁止任何曾因暴力犯罪被定罪的个人持有枪支,自然更可以借助枪支系在州际贸易中取得的推定来达到规制目的,因为创设该推定的权力要小于前种权力的范围。针对控方的第一个根据,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被告人有更好地获得信息途径的事实本身,并不能使创设这样的推定的做法正当化。在检验制定法推定的有效性时,已证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合理联系与有关最终事实的提出证据方面的相对性便利,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标准;相反,前一个占主导地位而后一个则只是相伴随的结果。在其看来,因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个人对枪支或弹药的持有的事实,与枪支或弹药系从州际贸易或涉外贸易中取得的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联系,即二者缺乏一般经验意义上的联系;这使得从对前一事实的证明中推论得出后一事实是恣意的。对于控方的第二个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基于两个因素考虑而表示否定。其一,它无助于维持在法案生效之日后的取得的推定;其二,国会并没有为保护州际贸易而寻求宣布一般地禁止某些个人去持有枪支,而只是处理在州际贸易中的取得行为。{29}
  不难发现,在Tot案的判决意见中,“较大权力包含较小权力”的标准被明确拒绝,相对便利标准被降低至附随结果的地位,而合理联系标准则成为判断制定法推定的有效性的首要检验标准。尽管合理联系标准最早出现在Turnipseed案中,但有关这一标准的最知名的表述出现在Tot案中:“根据我们的判决,如果在被证事实与最终的推定事实之间没有合理的联系,如果由于缺乏联系而从对一者的证明中得出另一者的推理是任意的,则一个制定法上的推定不可能被维持。”据此,仅仅因为诉讼上的经济性或便宜性,不足以使一个违宪行为被允许。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Tot案中对检验推定有效性的三种标准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清晰的回答,由Ferry案与Morrison案判决所引发的混乱自此终结。“较大权力包含较小权力”标准只在Ferry案中用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在其他案件中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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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当前国内有关刑事推定的研究,无论是推定概念本身的内涵或推定的类型,还是推定的效果或推定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界定等,甚至是基本术语的运用,都深受美国推定理论的影响。比如,所谓的Thayer规则(气泡爆裂理论)与Morgan规则,即源于美国学者的说法。

{2}参见劳东燕:“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3}See Charles v. Laughlin, In Support of the Thayer Theory of Presumptions, in 52 Michigan Law Review(1953),p. 209.

{4}See County Court of Ulster County, N. Y.v·Allen, 442 U. S. 140,99 S. Ct. 2213(1979).

{5}See John M. Schmolesky,Country Court of Ulster Countyv.Allen and Sandstrom v. Montana: the SupremeCourt Lends an Ear but Turn its Face, in 33 Rutgers Law Review(1981),p. 266.

{6}See Christopher B. Mueller&Laird C. Kirkpatrick, Evidence under the Rules:Text, Cases and Problems,4th edition,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0,pp. 774~777;also see Lisa Mann Burke, The Tension between in ReWinship and the use of Presumptions in Jury Instructions after Sandstrom, Allen and Clark, in 17 New Mexico Law Review(1987),p. 55,note 2.

{7}表见性主张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它或者意味着某证据要求得出特定的结论(如推定那样),或者意味着证据允许得出该结论(如推论那样)。同上,Christopher B. Mueller&Laird C. Kirkpatrick书,第775页。

{8}See In re Winship, 397 U. S. 358,90 S. Ct. 1068(1970).

{9}所谓的证据性工具,也称为推导性工具,指的是所有影响证明责任分配与影响证明过程的程序性工具,不仅包括各类推定,也包括抗辩事由,以及表见性主张(或表见性证据)等。

{10}See Mobile, J.&K. C. R. Co. v. Turnipseed, 219 U. S. 35,31 S. Ct. 136(1910).

{11}Ibid.

{12}See Adams v. People of State of New York, 192 U. S. 585,24 S. Ct. 372(1904).

{13}See Bailey v. Alabama,219 U. S. 219, 31 S. Ct. 145 (1911).此案涉及1896年阿拉巴马州法典第4730条规定(该条在1903年与1907年经过修正)的合宪性问题。依照该条的规定,在根据雇用合同已获得收入或财物的情况下,雇员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中所要求的劳务,构成欺诈意图的表见性证据(即欺诈意图可以从没有履行合同的证明中进行推定),因而,其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具有可罚性。该案中,在认定第4730条规定违宪时,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利用正当程序条款,而是根据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与反劳役偿债的联邦法律,认为如果它惩罚单纯的违反服务合同的行为而不要求具备欺诈意图,则该制定法将不合宪。立法机关没有权力使欺诈意图的事实与刑事责任不相关,它也没有权力放松证明该事实的规则。

{14}See Western&A. R. R.v.Henderson, 279 U. S. 639, 49 S. Ct. 445(1929).

{15}该法在1914年I月17日被修正。其中第1条规定,除用于医学目的之外,禁止在1909年4月1日之后以任何形式向美国进口鸦片。第2条规定,任何人在进口之后明知鸦片等系违法进口的情况下,窝藏鸦片或促进对鸦片的窝藏,将受到罚金或监禁的处罚;任何时候在表明审判中的被告人持有这样的鸦片时,持有应当被认为是有权认定犯罪的充分证据,除非被告人就持有向陪审团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第3条规定,在1913年7月1日之后,所有在美国境内发现的正用于吸食的鸦片或准备吸食的鸦片,应当被推定为是在1909年4月1日之后进口,反驳此种推定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告人承担。

{16}See Yee Hem v. United States, 268 U. S. 178,45 S. Ct. 470(1925).

{17}参见前注{14}, Western&A. R. R.v·Henderson。

{18}Ibid.

{19}See Ferryv.Ramsey, 277 U. S. 88,48 S. Ct. 443(1928).

{20}See Morrison v. People of State of California, 291 U. S. 82, 54 S. Ct. 281(1934).

{21}参见前注{19},Ferryv.Ramsey。

{22}参见前注{20},Morrison v. People of State of California。

{23}加州1921年的《外国人土地法》(该法在1927年经修订)第10条规定,如果两人或两人以上共谋违反本法中的任何条款,将被处以不超过两年的监禁或不超过5000美元的罚金。

{24}第9a规定:“在由加州或加州人民根据本法的条款所进行的任何民事与刑事诉讼或程序中,当由州或人民引入的证明确立对不动产或任何与不动产相关的利益的取得、占有、享受、使用、种植、占据或转移,或者确立被告人整体或部分地得到其中的好处或任何此类事实,并且起诉状、指控书或起诉书宣称这被告人是外国人且无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时,证明美国公民身份或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证明责任应该放在这样的被告人身上。

{25}参见前注{20},Morrisonv.People of State of California。

{26}See Leslie J. Harris, Constitutional Limits on Criminal Presumptions as an Expression of Changing Concepts of Fundamental Fairness, in 77 Journal of Criminal Law&Criminology(1986),pp. 320~321.

{27}Ibid

{28}See Tot v. U. S., 319 U. S. 463.63 S. Ct. 1241(1943).

{29}Ibid.

{30}See David N. Brow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utory Criminal Presumption, in 34 Chicago Law Review(1961).on. 144~147.

{31}See United States v. Gainey, 380 U. S. 63,85 S. Ct. 754(1965).

{32}See United States v. Romano, 382 U. S. 136, 86 S. Ct. 279(1965).

{33}See 26 U. S. C. A. (I. R. C.1954) § 5601 (b) (2).该条规定:“在涉及违反本法第(a)(4)条的审判中,无论何时表明被告人在从事或进行用于制酒的蒸馏器或精馏器业务时出现在该场所,被告人的在场将被认为是定罪的充分证据,除非他对其在场所做的解释令陪审团满意(在没有陪审团时则令法庭满意)。”根据该法第(a) (4)条,任何人在没有根据法律要求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事用于制酒的蒸馏器或精馏器业务,将被处以不超过10000美元的罚金或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将被同时处以罚金与监禁。

{34}Morissette案判决指出,证据无法推翻的结论性推定实际上将取消作为犯罪构成要素的故意,而允许陪审团从孤立的事实中得出故意的推定,将完全任由陪审团根据其自身意志而得出结论。当推定允许陪审团做出综合所有证据无法从逻辑上加以确立的设定时,它赋予已证事实以人为的、虚构的效果。据此,联邦最高法院的结论是,无论哪种情形,推定都将与法律赋予被告人并适用于犯罪的每个构成要素的无罪推定相冲突。参见Morissette v. U. S.,342 U. S. 246, 72 S. Ct. 240,(1952)。

{35}See Lelandv.State of Oregon, 343 U. S. 790, 72 S. Ct. 1002(1952).

{36}Speiser v. Randall, 357 U. S. 513,78 S. Ct. 1332(1958).

{37}See Learyv.U. S.,395 U. S. 6, 89 S. Ct. 1532(1969).

{38}See Turner v. U. S. 396 U. S. 398.90 S. Ct. 642.(1970).

{39}See Narcotic Drugs Import and Export Act, § 2(h),21 U. S. C. A. § 176a.该条规定:“即使存在其他法律条款,任何人出于欺骗美国的意图,而在明知的情况下违法进口大麻或将大麻携带进人美国,或者走私或将本来应当开具发票的大麻秘密地引进美国,或者收受、窝藏、购买、贩卖或以任何方式帮助运输、窝藏或贩卖明知是违法进口或违法被带入美国的大麻,都将被处以监禁……在涉及违反本条的审判中,任何时候在表明被告人持有大麻时,这样的持有都将被认为是定罪的充分证据,除非被告人就其持有做出令陪审团满意的解释。”

{40}See Narcotic Drugs Import and Export Act, § 2(c, f),21 U. S. C. A. § 174.该条规定,任何人欺诈或明知地违法进口麻醉品或将麻醉品带人美国或任何处于美国控制或管辖之下的领域内,或者收受、窝藏、购买、贩卖或以任何方式帮助运输、窝藏或贩卖明知是违法进口或违法带入美国的麻醉品,或者共谋违反美国的法律而实施前述任何行为的,将被处以监禁……在涉及违反本条的审判中,任何时候在表明被告人持有麻醉品时,这样的持有都将被认为是定罪的充分证据,除非被告人就其持有做出令陪审团满意的解释。

{41}See 26 U. S. C. s 4704(a).该条规定,个人购买、贩卖、配送或分发麻醉品的行为将是非法的,除非麻醉品是出现在已盖过付税印章的原始包裹内,或从已盖过付税印章的原始包裹中获得;麻醉品上未见有适当的付税印章,将是持有此类麻醉品的个人违反本条的表见性证据。

{42}参见前注{38},Turnerv.U.S. 396 U. S. 398

{43}参见前注{26},Leslie J, Harris文。

{44}See Barnes v. U. S.,412 U. S. 837,845,93 S. Ct. 2357 , 2363(1973).

{45}在Winship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多次强调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之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比如,早在1895年的Davis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明确指出,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生命,除非审判他的陪审员能够基于自己的良心断言,现有证据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表明存在为构成所指控犯罪所必需的每一个事实。SeeDavisv.United States, 160 U. S. 469,493,16 S. Ct. 357,360(1895).

{46}See In re Winship, 397 U. S. 358,364,367, 90 S. Ct. 1068,1072,1074(1970).

{47}See County Court of Ulster County, N. Y. v. Allen, 442 U. S. 140,157,99 S. Ct. 2213(1979).

{48}判决认为,只有在根据案件事实无法合理地使裁判者得出为推论所允许的联系时,它才影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中,才存在由向陪审团解释允许性推论或陪审团使用允许性推论而引起事实认定者做出错误事实认定的风险。同上,County Court of Ulster County。

{49}邦最高法院在Allen案判决的脚注中提到,强制性推定可分为转移提出证据责任的推定与转移说服责任的推定。在推定施加的只是极低的提出证据的责任时,不妨说它的影响并不比允许性推论更大,可以像对允许性推定那样对它进行分析。同上,County Court of Ulster County, Foot Note 16。

{50}See Charles R. Nesson, Reasonable Doubt and Permissive Inferences: The Value of Complexity, in 92 HarvardLaw Review(1979),p.1192.

{51}参见前注{26},Leslie J. Harris文。

{52}See Speiser v. Randall, 357 U. S. 513,78 S. Ct. 1332(1958).

{53}也有评论者持不同看法,认为Romano案暗示宪法上对推定所要求的推理力量与司法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所要求的相同。参见前注{30},David N. Brown文。

{54}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偶尔也表明,不利于刑事被告人的推定应该比民事案件中的推定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但它实际上是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两个领域中推定的正当性。

{55}See Learyv.U. S.,395 U. S. 6, 36, 89 S. Ct. 1548 (1969).在判决意见的[脚注]64中,联邦最高法院对此做了明确的陈述:既然认定第176a条的推定根据合理联系标准是不合宪的,便不需要触及以下问题,即在对所指控犯罪或相关构成要素的证明取决于推定的使用时,通过宪法审查的刑事推定是否也必须满足刑法上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56}Turner v. U. S. 396 U. S. 398,417,418,90 S. Ct. 653,(1970).

{57}See Peter D. Bewley, The Unconstitutionality of Statutory Criminal Presumptions, in 22 Stanford Law Review341(1970),pp. 349,354~355.

{58}See Charles Collier, Improper use of presumptions in recent criminal law adjudication, in 38 Stanford LawReview(1986),pp. 439~441.

{59}参见前注{26},Leslie J. Harris文。

{60}Ibid.

{61}参见裴苍龄:“再论推定”,《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适用”,《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王雄飞:“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62}同上,龙宗智文。

{63}这一立场为之后的判例所坚持,在Allen案与Sandstrom案[Sandstrom v. Montana, 442 U. S. 510, 99 S.Ct. 2450 (1979)]之后,转移说服责任的强制性推定在宪法上已不允许再存在。针对下级法院对Sandstrom案判决的抵制现象,1985年的Franklin案[Francisv.Franklin, 471 U. S. 307, 105 S. Ct. 1965 (1985 )]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重申转移说服责任的推定不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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