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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思想战线》
论庭审笔录补正对民事庭审之冲击
【英文标题】 Influence of Emendations of Trial Records on Civil Trial
【作者】 程龙【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庭审笔录;补正;辩论原则;辩论意见
【英文关键词】 trial records; emendations; adversary system; arguments
【文章编码】 1001-778X(2019)03-015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50
【摘要】

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书面辩论意见的情况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多有发生。当事人在全盘了解对方当事人“底牌”和法官裁判思维的基础上,可以更为全面、准确发表辩论意见,而法官也需要以此辅助裁判观点和理由的形成。因此,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最终书面辩论意见,成为了法官和当事人“合谋共赢”的产物。从民事诉讼法理上看,该做法对辩论原则、庭审实质化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与我国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尚未有效形成、庭审笔录法律定位不清和庭审笔录补正缺乏法律约束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应当强化庭审实质性,明确庭审笔录的法律定位,对庭审笔录补正进行有效约束,杜绝庭审笔录补正形式的书面辩论意见。

【英文摘要】

Written arguments are often made in the form of emendations of trial records in civil litigation practice.When they come to know inside out each other’s “cards”and the thinking of the judges,the parties can express their debating opinion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This is also what the judges need in forming their judgments. Therefore,expressing the final debating views in the form of emendations of trial records has become the product of a “conspired win-win” between the judges and the parties.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igation jurisprudence, this practice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adversary system,trial substant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litigant rights. The probl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effective trial substantiation,unclear position of court records and lack of legal restraints on emendations of trial record. In view of this,we should substantialize the trial process, define the legal position of trial records, impose restraints on trial records and ban the use of written arguments in the form of emendations of trial record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482    
  一、问题的提出
庭审笔录作为忠实记录庭审情况,辅助分析案情以正确裁判的关键文书,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当下,关于庭审笔录的研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极主要集中于庭审笔录的法律定位、效力、使用等方面。在解释论层面,通过论证法定化的庭审笔录制度,使其成为对司法权的内部制约机制。同时,在立法论层面,呼吁设置相对独立的书记官制度,从而确保庭审笔录制作的公正、透明。[2]另外一极则跳脱于规范研究路径,转而研究法院信息化建设背景下的庭审笔录生成等技术化问题。[3]应该说,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庭审笔录应然的规范性问题,以及未来的庭审笔录信息化建设问题,却没有回应庭审笔录在法律运行层面的实际需要,导致其在法律日常应用图景中的形象日益模糊,矛盾丛生。

本文关注的是民事诉讼中庭审笔录运行的现实问题: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常常在庭审结束、裁判宣告前,以庭审笔录补正的形式,实质上发表书面辩论意见。而法官的心证[4]又较大程度上形成于该书面辩论,导致庭审辩论流于形式,从而冲击民事庭审。这一实践中的“潜规则”缘何产生、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理、如何予以规制,这些问题需要理论回应。

二、庭审笔录补正的参与者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第2款规定:“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该条文规定了庭审笔录的补正制度。庭审笔录对忠实记录庭审情况,从而辅助裁判具有重要意义。从立法本意来看,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导致庭审笔录无法全面、正确地反映庭审状况;甚至还可能误解、曲解、漏记当事人庭审事项等。[5]因此,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补正庭审笔录中自己的陈述记录的权利。

从应然层面看,庭审笔录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固定当事人及审判人员的言行,是分析案情、正确裁判的重要书面材料。[6]其二,证明庭审程序合法与否。[7]然而,实践中却过于强调庭审笔录辅助分析案情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了法官回顾审理过程,从而唤醒记忆的手段。正因如此,在庭审结束,但未当庭宣判的案件中,合议庭和书记员往往会提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权在一定期间内提交庭审笔录的书面补正。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则利用这项权利,提出新的辩论意见,以庭审笔录补正的形式提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法庭笔录有异议并申请补正的,书记员应当播放录音录像进行核对、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但事实上,对于当事人提交的庭审笔录补正,合议庭通常情况下并没有严格进行核对。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提交的补正意见,是否采纳、采纳多少,在实践中也难以明确回答。而从司法实务经验来看,法院的裁判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采纳这种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包装”的辩论意见。相关研究就发现,民事司法实务中出现庭审笔录补正的比率并不低。如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2013年共有约19.7%的民商事案件提出了庭审笔录补正的申请。[8]当事人认为,近1/5的案件出现了庭审笔录的遗漏或者差错,这要么是因为当前庭审记录水平偏低,要么可能另有隐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官和当事人两个方面考虑。笔者的访谈发现,[9]从当事人角度看,不少民商事案件代理律师认为,目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到宣判时,很难明确获知裁判结果。[10]这种说法也能得到相关研究的印证。例如,颇受学界批判的民事庭审“走过场”等问题,[11]严重影响了庭审的实质效果,迫使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及其代理人只能通过庭后活动弥补庭审之不足。因此,作为诉讼代理人,为了当事人的利益,经过庭审,在知悉对方当事人的证据、辩论意见后,往往能够对法官的审理思路、对方的“底牌”有更加明确的认知,从而可以重新组织观点或论证以产生更优化的诉讼意见。因此,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会利用这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庭审笔录补正的机会,重新整理、阐述自己的辩论意见,从而达到影响法官心证和裁判思维的效果。

庭审笔录补正能够发表有影响力的辩论意见,这是当事人有动力去行动的核心所在。特别是在全盘了解对方诉讼思路和基本摸清法官审判思维的情况下,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辩论意见,往往能够得到法官的重视与采纳。

以庭审笔录补正为“包装”,实质上发表辩论意见的“潜规则”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辩论意见的发表,基础在于当事人辩论权的存在,而辩论权则又建立在宪法意义上的听审请求权之上。[12]因此,辩论意见的发表,关键在于利用辩论阐明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对本案事实及法律的意见,从而影响法官心证和裁判思维,进而获得对自己利益最佳的裁判结果。如果庭后提供未在庭审阶段进行辩论的意见,而又最终影响了法官心证和裁判思维,那么,就在实质上架空了民事庭审,异化为庭外审理。其次,从程序设计上看,我国民事诉讼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法庭调查重在解决证据和事实问题;而法庭辩论则重在解决如何通过证据和事实论证其诉讼主张、诉讼请求合理、并值得法律保护的问题。[13]可以认为,辩论意见是以论证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适用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从而得出有利于本方的结论的过程。因此,所谓新的辩论意见,既包括提出“新观点”,也包括做出“新论证”。对于提出的“新观点”或“新论证”,其涉及了诉讼标的或诉讼请求的变更,也就意味着属于“新的”辩论意见,这在法理上应当是不允许的。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对于诉讼标的的识别尚存在严重的知识和技能欠缺。实践中不能、也无法进行严格的诉讼标的识别。对于何谓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变更也缺乏统一标准。[14]可能唯一具有中国语境的底限共识就是:不论如何定义诉讼标的,关键在于一体化地解决纠纷。[15]因此,实践中尽管出现了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变更的情况,在裁判中也往往大而化之地综合处理,并不过分追究理论上关于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变更的识别。一次性地解决纠纷,减少讼累,成为了实践中对诉讼标的理论的最终回应。因此,新的辩论意见借机“偷渡”,往往难以发现。
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退一步讲,即便在庭审笔录补正中没有发表新的辩论意见就毫无问题吗?这同样不妥。庭审笔录是对庭审事项的记录,需要忠实于实况,不得人为地总结、整理各方表达。尽管在庭审笔录补正中没有发表新的辩论意见,仅仅是对庭审中本方观点和论证进行整理或总结,同样是不符合庭审笔录的忠实性要求的。

从法官的角度看,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最终通过庭审笔录形式提交新的辩论意见,同样会给裁判带来利益。首先,法官裁判的核心追求在于准确断案,最小化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对裁判的不满;并且最大化地吸收他们的不满。简单来说,避免上诉、涉诉信访和错案,是法官在审判中的核心关切。其次,为了避免错判,也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容纳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不满,法官会倾向于在审判中吸纳尽可能多的意见,从而使其判决更具有包容性。这一裁判思维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作为程序的民事诉讼有其自身独有的程序价值,并不是所有的意见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应当被吸纳。民事证据及辩论意见的吸纳,需要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如果庭审不能成为主张、陈述、辩论的唯一场所,大量案外主张、陈述和辩论进入裁判,则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的“空洞化”。[16]最后,法官通过阅读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庭审笔录补正之名提交的最终辩论意见,实际上可以大大便利法官判决意见的形成。如前所述,在经过庭审后,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证据、辩论意见都已经得到充分的阐明和认识,此时提交的辩论意见往往是最全面和充分的。一方面能够辅助法官做出“正确的”判决;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感受到其意见得到了法庭的尊重,从而更好地吸收不满。这种可谓两全其美的“合谋双赢”,使得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有动力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多地争取法庭赞同;而法庭也可以更加便捷地做出判决。也正是由于这样利益共享的“合谋双赢”机制,才导致了以庭审笔录补正为“包装”的书面辩论意见大行其道。

三、庭审笔录补正对民事诉讼制度的冲击

这样皆大欢喜的“合谋”,如果能够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容纳更多不满,为何还会成为一个问题呢?总的看来,是因为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其不具有程序正当性。

(一)对辩论原则的冲击

首先,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之一。其核心不仅在于当事人有权陈述事实和理由,同样,也享有针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17]实践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辩论意见,双方当事人无法获知对方以此形式提出的辩论意见具体内容。尽管在实务中,有经验的律师会预期对方律师会以这种形式提交辩论意见,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提交的辩论意见是什么,也没有反驳辩论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以该方式提交的辩论意见是否得到了法官的采纳,也只能等到裁判宣判后才有机会知悉。所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的辩论意见,实质上是对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剥夺,没有保障当事人对民事诉讼的充分参与权,贬损了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18]另一方面,辩论原则也是确保民事审判顺利、公正进行的重要保障,原被告双方对争议焦点的意见发表,以及围绕争点展开的辩论有利于法院厘清诉讼争点所在,在此过程中,达致“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19]从而确保裁判的正确性。而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的辩论意见,缺乏两造对抗辩论,裁判者也缺乏庭审辩论对其心证及裁判理由形成的羁束,易导致偏听偏信或主观臆断,不利于正确裁判。

其次,对约束性辩论原则的冲击。约束性辩论原则要求法院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需在辩论中出现;法院不得以没有在庭审辩论中出现的事实和理由进行裁判。尽管有学者认为,约束性辩论原则强调当事人的自我责任,而现代辩论主义更强调当事人和法院的协作,因此并不排斥法院的职权探知。[20]以大陆法系为例,甚至出现了部分否定辩论主义,强调当事人和法院的“协同主义”思潮。[21]但是,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的问题是,法院的职权过大,审判权有“失范”之虞。[22]域外出现对辩论原则的否定,其背景在于域外民事诉讼过分强调当事人自由主义,大大削弱了法庭对事实的裁判能力和对庭审的控制能力,因此,出现了所谓协同主义对辩论主义的“反扑”。我国和域外国家在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程度和阶段上的巨大差异,使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建设应当强调而不是削弱辩论原则。盲目跨越阶段追求域外先进理论,不顾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现状,甚至由于错误的司法政策引导,将有限的研究资源投入到错误的领域,导致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中心的偏移,这是得不偿失的。[23]有鉴于此,目前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而不是反对约束性辩论原则在中国的建立。

通过庭审笔录补正形式提交的辩论意见,实质上是庭外作出的“辩论”。当事人庭外以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做出的说明、意见发表等,因为缺乏相关诉讼制度的赋权,不符合诉讼行为的程序法定要件,并不是民事诉讼行为。[24]从以上诉讼行为法定化的观点出发,这种不属于民事诉讼行为的庭外活动,自然不具有影响诉讼程序的效力,更不可能属于当事人的庭审辩论。所以,裁判不应受到这种庭外意见羁束。因为从法理上看,当事人实际并未提出任何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辩论意见,自然不存在相关意见对裁判的约束。实践中,法院在裁判时或多或少受到了庭审笔录补正形式发表的意见影响,甚至成为了裁判的依据。可以认为,这些影响心证和裁判观点形成的意见并没有在辩论中出现,法院却予以采纳,这对约束性辩论原则产生了较大冲击。

(二)对民事庭审实质化的冲击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项决定是对司法活动整体的要求。然而,目前学界对庭审实质化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讨论多集中于刑事诉讼领域。民事诉讼学界由于政策导向和关注重点等原因较少参与。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学对庭审实质化改革的研究,可以充分借鉴刑事诉讼研究的先进成果,推动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

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认为,所谓庭审实质化,关键是“四个在法庭”。即“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25]对于民事诉讼而言,同样可以借鉴“四个在法庭”。从证据裁判原则的角度看,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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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碎了一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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