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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犯罪资产分享制度在中外反腐合作下的适用进路
【作者】 武鑫【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境外追赃;分享制度;反腐败;违法所得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7)01-0021-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21
【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腐败犯罪资产境外转移严重,加强国际协作共同追赃是当前工作重点。然而我国运用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经验尚且不足,国内缺乏犯罪资产分享的法律根据。因此,应逐步推进中外双边缔结犯罪资产分享协定,建立犯罪资产分享的长效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249    
  一、历史回溯:一个制度的诞生和发展
  “资产分享”这个概念最先由1988年《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公约》第5条第五款第二项[1]作出界定。该公约虽只限于分享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犯罪范围内的资产,却是开创先河第一个明确倡导以“专门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分享犯罪资产的多边公约。1999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8条第三款[2]和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4条第三款[3]再次提出了犯罪资产分享建议。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制定的《关于洗钱问题的四十条建议》第38条[4]中也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分享没收的资产。2002年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关于贪污行径及非法来源资金的转移》肯定了资产分享制度在为世界各国追回腐败犯罪资产方面所产生的积极经济效应,并建议资产流出国与执法参与国按所作贡献的大小确定比例来共同分享犯罪资产。
  2000年至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5]谈判过程中,各国对腐败犯罪资产分享制度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出现“支持论”、“反对论”和“折中论”三种意见{1}。引发上述三种分歧意见有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原因,有国情不同的根本利益考量。故《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7条第四款和第五款[6]只体现了“分享”的精神,倡导扣除合理费用后进行分享,并提出个案分享原则。但该条款具有腐败犯罪资产分享原则首次出现在国际公约层面的历史意义,对各国国内法和对外缔结公约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005年的《联合国关于分享没收犯罪所得或财产的示范协定》(下称“示范协定”)中直接使用了“资产分享”概念作为该条约的名称,以盼成为一份协助各缔约国家谈判订立双边分享协定的范本。除了上述国际公约外,“资产分享制度”[7]还广泛存在于区域性组织制定的公约及其他公约之中,例如《美洲反腐败公约》、《欧洲反腐败刑法公约》、《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等。
  “资产分享”这个概念从上述公约中可看到至今国际无一统一明确的界定,但根据国际理论与实践,各国普遍认为可供分享的资产并非没收的全部资产,而是对赔偿被害人损失、返还原合法所有人、扣除善意第三人合法资产以及扣除合理费用后剩余的资产进行分享。
  二、代表性国家与我国的立法实践:我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态度趋转
  美国规定了资产分享的条件,对他国为美国没收犯罪资产作出的“贡献程度”进行详细分档,在此基础上给予不同的分享比例。加拿大规定资产分享的比例在协议约定的幅度基础上,具体到个案中磋商确定。澳大利亚规定澳方有权在帮助他国成功追缴资产后,对被没收的资产实行分享。但澳大利亚的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资产分享比例,分享份额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请求国提供证据材料的分量、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等。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皆对资产分享制度持“反对论”态度,认为与他国分享本属于我国的国家资产损害了我国的国家主权。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8]和《刑事诉讼法》第234条[9]的规定可知,我国对没收资产享有排他性所有权,将没收资产拿出来分享无国内法依据,甚至还违背现行法律规定。但面对愈演愈烈的犯罪资产外流现象,在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对于分享犯罪资产问题上有所改观,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如在贩毒、洗钱、受贿等无财产受害人的犯罪中),不排斥考虑分享问题,成为我国踏出“破冰”解困的第一步{2}。接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10]成为我国第一次、亦是目前唯一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表明“可以与他国分享犯罪资产”立场。此外,我国于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中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违法所得追缴可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定罪为前提,这是我国刑事法律针对司法现状进行的相应调整,增强了我国的境外追赃力度。李华波案就是运用这一程序追缴境外赃款的成功案例,加之追回余振东等特大贪污挪用洗钱案赃款、我国成功与美国进行分享的潘某大额现金案,这些案例为我国构建犯罪资产分享制度提供了可参考、可借鉴的经验。2015年我国集中公布了100名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的红色通报信息(“红色通缉令”),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分别部署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和2015年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境外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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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林雪标.资产分享相关问题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黄风.来自国际反腐战线的报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若干法律问题[J].防线,2003,(5).
  {3}中加签订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中国海外逃追赃的“一个里程碑”[EB/OL].法制网.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6-09/23/content_6814083.htm?node=20908,2016-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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