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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证券法苑》
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破解思路再考量
【英文标题】 Resolution Reconsidered for the Dilemma of Dualistic Publicity Requirements for Corporate Capital
【作者】 薛波雷兴虎【作者单位】 深圳罗湖区(委)政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资本公示;二元格局;完全实缴制;验资报告制度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第18卷)
【页码】 196
【摘要】

根据《公司法》对资本公示的要求,公司应当公示认缴资本,实缴资本是否公示由其自治决定。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却规定公司有义务公示其实缴资本,由此形成了我国公司资本公示的二元格局。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下,在债权人对公司信用能力判断、股权转让、股权质押、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等活动中,将会面临多重困境。要破解这些困境,唯有在实行完全实缴制的基础之上,重构法定验资报告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214    
  拙文《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1]在对我国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成因分析的基础之上,就《公司法》规定的“工商登记认缴资本,公司公示实缴资本”二元格局的困境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终提出了恢复实缴资本强制公示要求并配合法定验资报告制度,以解决实缴资本的透明性和真实性问题,破解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的思路。进一步研究之后,笔者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公示二元格局的形成
  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公示二元格局肇端于我国2013年年底完成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废除了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将资本缴纳制度由有限制的认缴制改为完全认缴制,[2]并相应的取消了验资程序的要求。根据现行公司资本制度的要求,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和股东(发起人)各自认缴的资本额一次性认缴完毕后,需记载于公司章程中并交工商管理机关备案登记,以向社会(第三人)公示。但实际缴纳的资本(股份)额却无须强制记载在公司章程中,亦无须向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以向社会(第三人)公示。
  若仅从《公司法》层面看,《公司法》明显弱化了实缴资本的制度功能,认缴资本成为股东出资范围和责任的唯一约束。但是,资本制度改革的后续配套措施,确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公司法》的上述立场。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年8月7日)第9条第4项的规定,公司向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企业年度报告时,应载明股东的实缴资本信息,第10条第1款的企业信息公示包括了公司实缴的出资(股份)额。《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要求企业年度报告内容应包括公司股东(发起人)的实缴资本信息,并要将这一信息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以向社会(第三人)公示。依据这两个配套措施的规定,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与各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相继建立了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按照系统的要求,公司应当自觉递送企业年度报告,以向社会公示股东实缴的出资额,由此形成了《公司法》上颇具特色的“工商登记认缴资本,公司公示实缴资本”的资本公示二元格局。
  详考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公示二元格局的成因,似乎在修法者看来,既然实行完全认缴制,允许股东(发起人)依据章程自主约定各自认缴的出资(股份)额,那么股东何时缴纳出资、缴纳多少、以何种方式缴纳均属股东和公司意思自治的领地,法律不应强加干涉。因此,失去法律管制的实缴资本强制公示要求也理应取消,以减少行政权力对公司资本事项的干涉,契合当前简政放权的法政策目标。在《公司法》修改实施之后,也许是看到了实缴资本不公示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家工商总局又试图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要求企业在向系统递送企业年度报告时,载明股东实缴的出资额,以弥补实缴资本不公示可能造成的债权人风险防范等系列问题。[3]遗憾的是,尽管建立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的立意良善,其和工商登记公示虽都是“公示”,但两者在法律功能上迥然有别。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要求递送的年度报告中包括实缴资本信息,并要对实缴资本的真实性、[4]准确性[5]负责。至于实缴资本信息是否真实、准确,行政管理机关事前并不知情,亦无事先审查的义务和责任,这与以国家公权力信用为实缴资本“背书”的工商登记不同。工商登记公司资本信息,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司报送的资本信息负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违反该义务则要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与公司交易的(潜在)第三人正是依据工商登记公示的实缴资本信息,来判断目标公司的信用能力,以便是否与之交易。质言之,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仅仅产生公示的法律效果,而工商登记不仅产生公示的法律效果,还通过公示产生了公信力。正是由于忽视了工商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两者在法律功能上的重大差别,造成了人为割裂了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统一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示的格局。
  二、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的困境透视
  正如拉伦茨教授所言,法制度之间并非无关的平行存在,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以体系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6]公司资本制度亦遵循此一规律,局部的修订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取消实缴资本强制公示要求,实行二元资本公示格局后,我国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运作,将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困境。
  (一)公司信用能力的判断标准模糊
  无论是1993年《公司法》实行完全实缴制,抑或2005年《公司法》实行有限制的认缴制,实缴资本作为公司资本公示的主要信息之一,对于彰显公司的信用水平,帮助债权人准确判断公司的信用能力,意义重大、自不待言。在既往资本信用理念指导之下,公司债权人对公司信用能力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1993年《公司法》实行注册资本、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相一致的强制性制度安排;2005年《公司法》改革,立法允许股东(出资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出资,实践中注册资本、认缴资本及实缴资本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债权人对公司资信的判断一方面要依赖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东认缴的资本额;另一方面也要依靠公司不断更新后的实缴资本信息。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对资本缴纳事项的改革较为彻底,在实行完全认缴制之后,股东实际缴纳出资数额、期限和方式完全由其自治决定。虽然股东最终要在其认缴的出资额之内承担《公司法》上的责任,但是,其在资本缴纳事项上宽泛的自治权极有可能使其拖延出资,甚至不出资。[7]在实缴资本强制公示要求废止之后,仅仅依靠公示的注册资本和股东(发起人)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债权人很难直观、准确地判断公司的信用能力的水平。尽管债权人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知公司的实缴资本信息,但在验资程序也一概取消的情况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输入的实缴资本额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失去了制度保障。并且,公司债权人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公示的企业年度报告的解读,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这对于债权人而言,徒增信息成本。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的规定,新设立公司的企业年度报告,在公司成立后的下一年度才要求公示。[8]所以,在公司成立初期,其资本信息处于混沌不明状况,公司债权人仅仅知道其认缴资本,而无法即时了解公司的实缴资本。公司资本公示二元格局下,债杈人对公司信用能力的判断标准已趋于模糊。
  (二)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趋于复杂
  如果说实缴资本强制公示要求的废止,致使债权人判断公司信用能力难度上升,还存在理论预测成分的话,尚不足以说明实缴资本公示要求废止所带来的连锁负面效应。那么,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实缴资本公示要求废止对股权转让所带来的影响了。[9]遗憾的是,当前的公司法学研究,还未对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
  众所周知,股权转让的目的乃是由受让方获得出让方的股权。如果出让方转让的股权上还附有尚未缴纳的出资义务,试想,受让方会想当然的接受权利和义务混合的股权吗?并且,股权上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由谁承担?出让方能否以股权转让行为完成,已非原公司股东为由,涤除掉转让股权上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在出资义务责任的承担上,是应当由受让方独自承担出资义务法律责任,还是要求出让方和受让方共同承担出资连带法律责任?按照现行《公司法》的规定,由于实缴资本不要求公示,股权受让方无法通过公示的资本信息准确判断股权的出资缴纳情况,亦无法准确的厘定股权的实际价值,使得原本在司法实践中就难题迭出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更为复杂。实缴资本强制公示要求废止后,如何确定待转让股权的价格,如何在转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之间寻求妥当的利益平衡,需要细微忖度和考量。
  (三)股权质押的适用空间限缩
  在股权质押中,实缴资本公示废止之后也同样面临巨大的障碍和疑题。股权质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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