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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摘)》
司法认知偏差与量化裁判中的锚定效应:基于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实证分析
【英文标题】 Anchoring Effect in Judicial Cognitive Bias and Quantitative Judgments
【作者】 杨彪【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司法认知偏差;量化裁判;锚定效应;精神损害赔偿;抚偿比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240
【摘要】

锚定效应是司法认知偏差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受此影响法官会在量化决策时给予初始信息过多的重视,将某些随机的锚位值作为估测的起始值,导致裁判结果很不稳定,严重损害司法形象。利用广东省2015年四种代表性损害赔偿案件的统计数据,对司法情境因素、精神损害赔偿和裁判锚定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锚定效应的确是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前裁判锚定效应的发生呈现出内外有别的总体格局,影响显著的外生锚点和作用微弱的内生锚点形成强烈反差,反映出当代中国法官的尴尬处境。法官群体对外界压力和风险的系统性回应是诱发裁判锚定效应的关键因素。未来的司法体制建设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外生锚点的控制上,并建立有效的法官决策信息供给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2046    
  
  

“上帝永远不会掷骰子”是爱因斯坦的经典名言,他至死不接纳随机性或不可预期性是客观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然而,在司法领域中,扮演裁判者角色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却会无意识地“掷骰子”来决定判决结果,这严重背离了追求裁判统一性和精确性的司法公正要义。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的决策容易受到“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这一认知偏见的影响,被第一印象所支配,不自觉地给予初始信息过多的重视,在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就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人们的量化决策呈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锚定效应这种认知偏见在司法裁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引发了诸多的司法制度失灵问题。本文的立意在于利用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统计数据,重新认识追求统一裁判尺度的制度理想,并集中讨论锚定效应影响下的司法认知偏差问题。
  现代司法裁判的一个特征是其产出通常表现为数字形式。比起案件定性来说,裁判中的定量环节才是法官常规审判工作的主流和重点。从统计学上看,除了极个别热门案件的定性争议,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裁判公正性受到质疑都是由定量不当引起的。受制于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法官们很难随心所欲地认知判断,为了简化决策任务,他们不得不借助直观推断的启发式思维方法,由此产生了许多认知偏见。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都忽视了司法裁判中复杂的认知心理问题,这解释了为何裁判标准和程序规则的精致化无法从根本上提高量化裁判的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讲,量化裁判的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认知心理问题。近年来,法律与认知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支持认知心理学视角。这些研究表明,如果离开心理因素去分析法官的裁判行为,将面临严重的解释缺陷或困境。因此,量化裁判的研究可能要超越传统意义的权力限制范式,去挖掘影响法官心理活动更深层次的约束条件,尤其是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角度来关注法官的裁判认知心理。
  在众多的司法认知偏差中,锚定效应是干扰量化裁判稳定性的最突出代表。它描述了普遍存于法官群体中的一种固执先见的心理状态,量化裁判数额被局限在特定的“锚位值”上,不大进行充分的调整,而这个起始值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武断的或者不理性的。在司法领域,根深蒂固的锚定效应使现行裁判机制陷入了困境,旨在维持裁判稳定性的实体法律和诉讼程序几乎失去控制。与市场交易、日常生活中径直进行的量化决策不同,诉讼中的量化裁判须将规范判断转化为金钱判断,这一“转化”不仅要遵循事先制定的法律规范,而且要接受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事后评价。法官扮演着居中裁判者的角色,根据法定程序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难免会受到各式各样锚位值的影响,所以司法中的锚定效应表现得尤为显著和复杂。在多种锚的共同作用下,法官的判决结果会严重脱离案件的客观真实。
  事实上,法官总是迫于各种原因屈从于其他法外因素,这相当于设置了形形色色的锚点。现阶段中国法官被视作技术官僚的分支之一,不仅扮演着传统司法官的角色,还承担了许多繁重无形的政治任务、党务工作和社会职责,导致其裁判行为被赋予了“了纠纷”“促稳定”“保增长”等额外的期望和使命。角色的多元性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压力,面对异化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系统,中国法院消除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压力的方式,是以牺牲司法确定性而获得的,法官裁判决策的重心也随之偏向于消解压力和规避风险。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情境因素会演化为法官决策的锚点,而有些情境因素则几乎没有影响。这是因为法官倾向于在量化裁判中诉诸更有效率和更加安全的锚点,借助其他权威来源增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那些不能给法官带来益处的锚点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无论是日渐加剧的决策压力,还是不断累积的决策风险,都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法官的认知心理,成为裁判量化估测环节的重要锚点。而且,压力和风险的增大,会进一步刺激锚定效应的升级,使法官们在权衡可欲判决结果的时候,更加看重法外因素。在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情境中,法官的量化裁判行为会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作为个体的法官会相对保守,很少突破现有的裁判尺度和准则;但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裁判很容易受各种复杂力量的影响,在整体上表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
  实证分析的核心步骤是找到一个合理的度量指标,用以测量裁判锚定效应的强度。锚定效应强度描述的是受锚点影响下的估测值相对于正常值的偏离程度。本研究构造出“判决抚偿比”(抚慰金判决数额/实际损失判决数额)作为裁判锚定效应的测量指标。主要考虑是,尽管精神损害和实际损失是两种不同的损害类型,但在同一案件中其严重性程度大致上是一致的,而且实际损失有明确的赔偿类目和计算标准,可作为法官裁判正常值的替代变量。以法官判决的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为参照点,将裁判锚定效应的强度折算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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