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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中的法制思想
【作者】 余先予【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1983年【期号】 11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5890    
  《邓小平文选》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纲领,书中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之丰富、论述之精辟,在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科学的法制思想是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针,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邓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根据我们初步学习的体会,把它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为了实现四化,必须加强法制
  我国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经过多次努力,都没有能够真正实现这个转变。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关键时刻,受命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当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的问题。他以铁道部门事故成倍增长的惊人事例,提出“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邓小平文选》第5页,以下凡引本书只注页码)邓小平同志这里所强调的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他还指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路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就是说,严格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当时各地方各部门普遍面临的任务。邓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当时被“四人帮”诬指为“复辟纲领”。他逆流勇进,在二个月以后的又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一定要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第11页)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强调,“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地抓一下规章制度不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企业的混乱情况就无法改变。”(第30页)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反复强调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的问题,就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使党和国家的活动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回复到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真正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之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为了实现四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他特别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第136~137页)。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使法律干预国家各方面的经济生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我们现在已经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只要我们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去做,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必将保障四化大业的完成。
  二、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才能顺利实现。这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使广大人民勇于发表意见,有建议敢提,有批评敢说,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136页)现在,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有两种倾向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是既不要法制又不讲民主,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同上)这样的单位和地区,领导人独断专行,做出了许多违反客观规律的蠢事,甚至是干违法乱纪的坏事。表面上虽然鸦雀无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意志统一。这种倾向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必须坚决纠正。另一种倾向是离开社会主义法制去追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然而,“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第319页)因此,这种倾向也应当坚决纠正。为了防止这些错误倾向发生,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当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不管由谁来担任社会公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要按照制度化了、法律化了的民主轨道来进行,谁偏离了这个轨道,谁就将走向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反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主程序的约束,坚持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人就一定会受到保护民主制度的法律制裁。至于那些追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主的人,在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了之后,他们将没有空子可钻,谁想脱离社会主义法制去搞资产阶级民主,必然会立即显现出反社会主义的原形,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三、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与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
  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需要有一个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的国内环境。现在我们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形成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从此结束,经济犯罪、各种刑事犯罪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为了保卫四化建设和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与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争取社会治安情况的根本好转。
  对于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及政法机关的任务,邓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一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第155页)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那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与我们的矛盾,性质上属敌我矛盾。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害群之马,对于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专政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政法公安机关应把打击惩罚犯罪,对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任何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预防犯罪、疏导教育同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想法和作法都是错误的。“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第217页)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老实说,对于这样一些活动,现在应该从重处理,不是从轻,乱得太不象话了。国家不管是不行的。对这类分子的法律措施要从严,从严了才可以教育过来一批青年。”(第218页)又说:“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第217页)“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第217~218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那些在犯罪分子猖狂活动面前仍麻木不仁、心慈手软的同志仔细地想一想,你们能容忍犯罪分子给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吗?
  当然,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事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破坏社会秩序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使斗争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现在,我们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方面,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已齐备,最近六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又通过和公布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决定,我们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威慑敌人。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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