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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境资源法论丛》
环境伦理与环境法
【副标题】 也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作者】 陈海嵩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类】 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法;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道德法律化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第6卷)
【页码】 1
【摘要】

环境法应以环境伦理为定位这一命题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环境伦理欲为环境法提供价值来源与支撑,还必须回答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依据法理,环境伦理欲进入环境法,需满足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和可行性论证两方面的条件。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都因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和缺陷而无法满足道德法律化的两个条件,也就不能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伦理的价值取向是“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全新的环境伦理观,并能满足道德法律化的两个条件。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可持续发展伦理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3952    
  
  近现代社会的高速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丰富,也使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断加剧,形成各种环境问题并演化成环境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出于应对环境问题的需要,环境法应运而生。环境法的“应急”色彩使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难题:一方面,环境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缺乏理论资源的积累和传承,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另一方面,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亟待环境法加以解决,环境法只能疲于应付。所以,尽管环境法的各种理论和学说不断出现,环境法律也不断出台,但各种老的和新的环境问题仍不断出现,环境状况是“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而已有的环境法理论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在实践中运行不畅或成效有限。因此,必须重构环境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从而在理论研究上摆脱流于法条解析和政策建议的“注释法学”之状态,更好地指导环境法的实践运行。
  在环境法理论的重构中,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1}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环境法自不例外。由于环境法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研究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 Ethics)或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也就得以进人环境法学者的视野,而日益成为环境法价值的来源与支撑。实际上,“环境法应以生态伦理为定位这一命题几乎已经为该法律共同体所普遍认可”。{2}
  尽管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定位应以环境伦理(生态伦理)为基础已成为学界共识,{3}但是,这个共识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环境法伦理基础问题的解决。恰恰相反,它只是问题的开端: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是哪种环境伦理能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呢?换言之,环境伦理欲为环境法提供价值来源与支撑,仅仅获得认可是不够的,还必须回答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明晰确立环境法伦理基础的标准和方法,从而为环境法伦理基础的证成或证伪提供依据,避免出现“自说自话”的情况。本文试图通过上述问题的解答,明晰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所在,以期为环境法理论提供价值支撑。
  一、环境伦理学说之梳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环境伦理思想是人类在对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问题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历史与人类工业文明的进程紧密相关,最早可追溯到工业发展的初期。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随之得到了系统发展,各种环境伦理学说和流派纷至沓来。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环境伦理学说已分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流派。其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
  (一)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其认为: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因此,人只有对人类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只是人的一种间接义务。{4}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中心主义是某种立足于人的利益需要及满足来看待人与非人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是一种与那些能为“人类应当保护环境”之类具有道德规范特征的行为提供理由的价值观具有相同性质的观念。{5}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认为人类可以无限制地改造和开发大自然,人只对人类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类的义务的外在表现。{6}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为“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以诺顿(B. G. Norton)和默迪(W. H. Murdy)的学说为代表。诺顿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必须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人类在对自然和资源进行利用时,必须有长远而周全的考虑。在审慎的思考过程中,有一种包含了与自然和谐的原则的科学世界观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被理性思考肯定了的人类偏好(理性偏好),才应该给予满足,而某些过于直接、纯粹感性的偏好(感性偏好)需要受到约束或节制。在诺顿看来,只有这种认为只应满足人的理性偏好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理论不仅肯定了满足人的偏好的合理性,而且还能依据一定的世界观对这种偏好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评价,这使得它能够对那种一味掠夺大自然的行为提出批评,从源头上防治人们对大自然的随意破坏。{7}
  默迪则认为,“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人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考虑到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后可以采取的一种合理与必要的观点”。{8}在肯定人类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的同时,默迪承认自然界的所有物种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但人类的行动显示出人类评价自己的存在或自己的种的延续要求高于其他动物或植物的存活。“虽然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在进化中的实现、一个为人类而存在的结局,一直有赖于以人工系统对它所进行的转化,这样才会产生出更大的能量。” {9}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1.动物解放(权利)论
  动物解放(权利)论认为,人不仅对人类负有义务,而且对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伦理的共同体范围应扩充到动物。其代表人物是辛格(P. Singer)和雷根(T. Regan)。
  以辛格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认为,动物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与利益,我们应当把“一切人均为平等”的理念扩展运用到动物身上去,停止那些种族歧视的行为。{10}以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则认为,动物也拥有与人类同等的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和享受应当享受的愉快的权利。它们的这种权利决定了人类应以一种尊重它们的方式来对待它们,因此,一切残害动物的行为都应禁止。这也正是动物权利运动的三大目标:“1.完全废除把动物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传统习俗;2.完全取消商业性的动物饲养业;3.完全禁止商业性的和娱乐性的打猎和捕兽行为。”{11}
  2.生物中心主义
  生物中心主义也称为生物平等主义,主张道德关怀的范围应扩大到所有生命,所有生命都具备成为道德顾客的资格。史怀泽(A.Schweizter)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生物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张。史怀泽认为:“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12}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因此,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生物中心主义的现代代表性学说是美国哲学家泰勒(P. W. Taylor)提出的“尊重大自然”伦理,其核心观点包括四条:“1.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是地球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 2.人类和其他物种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3.所有的机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追寻其自身的好的唯一个体;4.人类并非天生就优于其他生物。” {13}所有生命都是具有相同道德地位的实体,因此,人类应遵从“不作恶”、“不干预”、“忠诚”和“补偿正义”的环境伦理规范,以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健康与完整。
  3.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是在现代生态学的启发和影响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环境伦理流派。“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一种恰当的环境伦理学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道德顾客。” {14}生态中心主义的代表性学说有利奥波德(A. 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奈斯(A. Naess)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H. Rolston)的“自然价值论”。大地伦理学的宗旨是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边界,“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将它们概括起来:土地”,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公民。它不仅暗含着对每一个成员的尊重,还暗含着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15}深层生态学环境伦理则以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为两大最高准则,并以上述两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了深层生态伦理学的主要观点:在自然观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在价值观上,认为所有生物物种都有其内在价值,要避免社会的等级,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16}同时,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改造,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为此,深层生态伦理学者还提出了八项行动纲领作为具体的行动规范。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则把人类对大自然负有的道德义务建立在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价值上。罗尔斯顿指出:“在生态系统内部,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具价值,尽管作为生命之源,生态系统具有工具价值的属性。我们面对的也不是内在价值,尽管生态系统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护卫某些完整的生命形式。我们已接触到了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systemic value)—来描述的事物。” {17}由于生态系统本身也具有一种超越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客观价值—系统价值,那么,人类既对个体和物种负有道德义务,也对生态系统本身负有道德义务。
  二、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与环境法的伦理困境
  (一)当代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
  当代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自理论的局限性,二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共同缺陷。
  1.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
  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发展到现在,尽管出现了多种学说,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由于具有理性,因而可以把其他非理性的存在物当做工具来使用。(2)人类的整体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3)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利益或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承认。
  在20世纪70年代前,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流。但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环境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也遭到了全面的批判,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传统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这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类高扬理性的旗帜,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的观念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打破人们对自身理性迷信的,正是伴随人类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认识到,传统的无视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基础上的“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已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入了绝境,必须予以摈弃。
  传统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已被实践证明不可取,而现代的、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攻击下,也显现出诸多漏洞:{18} (1)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做对人有利的资源加以保护,会在实践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而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2)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视为人类有权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但是,要在人身上找出某种所有人都具有、而任何动物都不具有的特征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人类中心主义违背了规则的普遍性原理,陷入了“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的困境中。(3)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利益作为环境伦理原则的唯一依据,同利己主义遵循的是同一逻辑。这一方面有循环论证之嫌,同时也否定了人类在道德上超越自我中心世界观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也就无法为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保障。
  2.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
  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创立和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尽管其各个学派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应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扩大到其他生命和自然界。(2)生命和自然不仅具有外在的、对人类有用的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必须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无论就著作、学说、派别的数量或争论的激烈程度而言,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界都可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但“显学”的地位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理论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出来:(1)自然中心主义伦理把自然规律(“是”)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应当”)的终极根据,而根据休谟和康德的论证,从“是”中是推导不出“应当”的。自然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要抛开对人类利益的关注,企图从生态规律之“是”中直接推导出生态道德之“应当”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另外,确认非人存在物的“内在价值”,认为这种价值是其本身自有的,这种观点显然是把价值论同存在论等同起来了。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一切存在物都是有价值的,只有非存在(无)才是没有价值的。这显然是难以说得通的。{19} (2)非人类中心主义无法解决人类的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类的生存必须以一定的动植物为基础,如果认为人类生命与其他生命是平等的,则人类就没有生存的机会;如果认为人类生命高于其他生物的生命,则必然要偏离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可见,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虽然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有诸多理论创新,但同样存在着不少理论上的缺陷,也难以提供足够的伦理支撑。
  3.当代环境伦理流派的共同缺陷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理论、学说层出不穷,但与理论研究上的繁荣形成对比的是这门学科在实践中的尴尬境地:在发展中国家,生态中心主义者发现,“第三世界政府(除哥斯达黎加外)对深层次生态学不感兴趣,虽然工业化国家力图推动它们采取生态措施,实际上什么也干不成”。{20}而在发达国家,各种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说,主要为一些激进环境组织所遵奉,难以对主流社会的环境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21}
  为什么各种“看上去很美”的环境伦理学说,在实践中却举步维艰呢?如果我们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框框,来重新审视环境伦理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是在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了环境伦理的实践功能。可以说,缺乏对现实问题和细节的关注是两大环境伦理流派的共同缺陷所在。具体而言,当代环境伦理至少存在着以下明显不足:{22}一方面,它用“人类”、“我们”这样的全称名词取得了有不同现实需求的群体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以抽象的“类”主体掩盖了现实世界中以及环境保护运动中主体的多样性,遮蔽了现实生活中有差异的利益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它忽视和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承担环境责任、解决环境问题上的根本差别;在一国范围内,它掩盖了存在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环境不公”现象。另一方面,当代环境伦理将纯然的自然看做是对环境的客观的、唯一正确的想像,并且往往在精神象征的意义上把握自然的含义,从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那些从生活的和生存的角度对自然(环境)的理解,特别是自然环境对欠发达国家、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意义。同时,它也忽视了不同群体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不同的环境利益诉求。
  因此,正如岩佐茂所说:“主张必须保护环境的环境伦理,不应该建立在自然的‘权利’与‘固有的价值’这些虚构的概念上,而要以对现实的认识为前提。” {23}对社会现实关注的缺乏,可以说是当代环境伦理学说的共同缺陷,不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概莫能外。
  (二)环境法的伦理困境
  环境法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之处,就在于它将法律的视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法规范的价值来源也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的“人域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法应以生态伦理为定位”这一命题得以成为学界共识,同时也成为研究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生态伦理)关系的逻辑起点。在明确了这一前提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环境伦理为环境法提供伦理支撑和价值来源,可能么?换言之,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只有从法理学的高度进行才是可能的,具体而言则是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角度。
  1.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北大法宝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既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长期困扰法学家的一个热点问题。耶林甚至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24}西方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对立,正是基于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不同理解。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评价标准,法律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根据自然法学家富勒的观点,法律一旦失去其固有的道德性,就“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 {25}而实证主义法学派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只有清除仅从符合或违反道德标准和要求这一事实出发,来承认或否认某一规则是法律规则的立场,才能维护法律的性质、尊严、效力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正如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奥斯丁所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点,是另一回事。” {26}
  实际上,“将法律与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法律与道德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27}换言之,在法律与道德关系这一问题上,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证主义法学派都存在着缺陷。一方面,作为“自律”的道德与作为“他律”的法律是有不可混淆的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规范和秩序层面上,具体表现为:(1)生成方式上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2)行为标准上的确定性与模糊性;(3)存在形态上的一元性与多元性;(4)调整和评价方式的外在侧重与内在关注;(5)运作机制上的程序性与非程序性;(6)强制方式上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约束;(7)解决方式上的可诉性与不可诉性。{28}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法律与道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德不仅构成了对法律进行评价的基础,更是法律规范的价值来源。“历史的事实证明,正如不能分开水的源与流一样,我们也无法割断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总之,“无论在形而上层面上,还是在经验层面上,法律都无法排斥价值和道德的存在,分析法学所作的对价值的清除工作最终归于无效便是例证,法律存在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最终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它的终极道德依据”。{29}
  因此,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法的实质合法性既不得与道德效力混为一谈,亦不应该将法律与道德决然割裂。法律最好被理解为对弱势之后传统道德的一种有效补充与配合。”{30}法律与道德是既密切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分离的一对范畴。
  2.道德法律化的前提与进路
  当我们认可环境法应以环境伦理为定位时,也就意味着环境伦理的要求应在法律上予以体现。以法理学的视角,这便是一个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所谓道德的法律化,“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31}
  如前所述,法律与道德是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一对范畴,这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一方面,只有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基础上,“道德法律化”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真问题”;另一方面,法律与道德在价值层面上的紧密联系,正是道德法律化的逻辑起点,也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可能,回答了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是否可能”的问题。
  必须注意的是,法律与道德在价值层面上的紧密联系为道德法律化提供的可能,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可能性,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申言之,在解答了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是否可能”的问题后,我们还必须回答环境伦理进入环境法“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便涉及道德法律化的具体进路问题。
  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看,实在法的产生通常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基于道德的调整而形成一种应然的权利和义务,而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再次调整,从而将应然权利、义务转换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32}道德法律化的过程,正是遵循这样一条进路而展开的。
  (1)普遍化道德的形成—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
  从词义上看,根据较为通行的解释,所谓“道德”,是指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种善的价值意义和价值规范。所谓“伦理”,则是指调节人际关系行为、包括由其扩演外化的人与社会或群体和各群体之间的关系行为的价值原则和规范。{33}可见,道德(morality)和伦理(ethics)这两个概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但却不能相互混淆:“道德”偏向于个人美德或个体道德,而“伦理”则更多的指向社会道德。
  从对“道德”的概念分析中,不难发现其个体主义的倾向,而这与现代法律的普遍主义要求是有内在矛盾的。因此,一种道德要求不能仅仅从个体体验的层面上予以检验,更应从其可普遍性的维度上予以证成。只有一种普遍化的道德,才能够将其纳入法律的视域。由此观之,道德法律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个体道德普遍化成为社会伦理(社会道德)的过程。
  如何证明这种普遍化社会伦理的正当性呢?根据康德的观点,一项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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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2}高利红:“环境法的生态伦理外套”,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这两个概念尽管目前在使用时经常被等同,但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环境伦理”泛指所有对环境问题进行的伦理思考,而“生态伦理”则偏重于运用生态学理论对传统伦理进行改造,主要指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说,可以为“环境伦理”概念所包含。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进行探讨,本文使用涵盖范围更大的“环境伦理”概念。

{4}杨通进:“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5}肖中舟:“‘人类中心主义’辨析”,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

{6}T. Aquin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ational creature and others”, in S. Am-strong and R. Botzler eds.,Environmental Ethics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N. Y.: Mc-Graw-Hill, 1993).

{7}余谋昌、王耀先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8}[美]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9}同上注。

{10}[美]辛格:《动物解放》,孟祥森、钱永祥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92页。

{11}[美]雷根:“关于动物权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杨通进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

{12}〔法〕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3}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9~100.转引自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14}前引{7},余谋昌、王耀先书,第83页。

{15}〔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4页。

{16}参见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4页。

{17}[美]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18}前引{4],杨通进文。

{19}参见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20}A. Naess.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S. Arm-strong and R. Botzle r , Environment Ethics :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N. Y. : McGraw-Hill, 1993).转引自徐嵩龄:“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载《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1}Andrew and Eric Katz,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ragmati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2}参见王韬洋:“有差异的主体与不一样的环境‘想像’—环境正义视角中的环境伦理命题分析”,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3}[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24}〔美〕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人丑就要多读书

{2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26}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27}前引{24},庞德书,第106页。

{28}孙莉:“法治与德治正当性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29}曹刚:《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30}〔德〕哈贝马斯:“法的合理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31}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32}前引{29},曹刚书,第49页。

{33}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6页。

{34}〔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35}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6}罗尔斯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由于各种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共存,一种单一的合乎理性的学说无法确保社会统一的基础。因此,为了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就必须寻求一种为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所认可的共识。社会的统一建立在该共识的基础上,而这种共识在得到实质性多数公民的自愿和自由的支持时,社会的稳定才是可能的。这种共识的特点在于:它只涉及公共生活中的政治领域,同时这种共识不是单一的而是“重叠”的,是被多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所聚焦和支持的。参见〔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83页。

{37}前引{35},何怀宏书,第8页。

{38}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命题。

{39}〔美〕范伯格:《自由、权利与社会正义》,王守君、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

{40}前引{29},曹刚书,第49~50页。

{4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83页。

{42}前引{1},高利红文。

{43}有学者已指出,受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目前许多被冠以“环境保护法”一类的法律,其立法的终极目的与保护环境无关,只不过是以环境保护为借口来保护人类既得权利和利益。这种类型的环境立法与环境保护的目的并不相符合。在环境损害民事救济、环境保护行政法律制度等诸方面,传统的法律方法也不符环境保护的目的性。参见汪劲:“伦理观念的嬗变对现代法律及其实践的影响”,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

{44}吕忠梅主持:《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45}蔡守秋:《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6}林幼平、张义固、胡绍华:“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载《经济评论》1997年第6期。

{47}前引{7},余谋昌、王耀先书,第339页。

{48}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49}陈映霞:“一种新型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观点看可持续发展”,载《怀化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50}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51}前引{44},吕忠梅书,第13页。

{52}〔印〕乔德赫瑞:“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黄列译,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

{5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54}黄品、周海林:“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展望”,载《世界经济》2000年第4期。

{55}参见王曦:《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3页。

{56}前引{45},蔡守秋书,第11~12页。

{57}参见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09。

{58}[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59}吕忠梅:“革命的环境法与环境法的革命(代序)”,载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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