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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境资源法论丛》
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的平衡
【副标题】 论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作者】 刘长兴
【作者单位】 深圳市水务局【分类】 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环境资源;保留【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第3卷)【页码】 56
【摘要】

环境资源的利用有可能引发环境风险,环境风险的预防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的平衡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本文从论述风险预防原则的认识论前提和客观物质前提入手,进而分析环境风险的概念及其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用经济分析、利益分析和伦理分析的方法论证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最后提出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容及其实现的法律机制和法律制度保证。以期勾勒出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理论框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3900    
  传统发展观念的预设前提是,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类仅仅经过了短暂的高速发展,自然资源短缺问题已经突现。特别是20世纪40、5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供应日益紧张,而且与经济发展相伴的环境污染也愈演愈烈。环境资源问题成为人类发展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于是,对传统发展观念进行修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运而生。之所以说可持续发展观仅仅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修正,是因为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假设:发展无止境;区别仅仅在于可持续发展关注了人类发展所受到的客观物质限制,进而试图对其进行协调。发展有无止境是我们现在无法确知的问题,但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确实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找到了一条至少在目前可行的道路,它可以缓解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供应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维持人类社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保持延续和进步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说就是调整发展战略,以合理的方法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以有力的措施保护环境,使人与自然相协调,保持生态平衡,确保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即对发展的追求立足于“既满足人类目前的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因此,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对环境资源的当代利用还是为将来进行保留之间保持平衡。
  环境法是人类社会为了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而进行制度构建的最重要手段,它以可持续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因此,贯穿于环境法理论和制度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又由于现实中人们往往仅考虑对环境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所以在环境法上强调对环境资源的保留,从而促进和保证合理利用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就将保留原则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而在环境保护实践和环境法研究中经常提到的风险预防,实质上也就是通过预防损害环境后果的发生,为将来和后代保留更多、更有用的环境资源,也是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的平衡。
  因此,我们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应当是环境法的核心原则,其本质在于平衡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首先论述风险预防原则的认识论前提和客观物质前提,进而分析环境风险的概念及其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用经济分析、利益分析和伦理分析的方法论证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最后提出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容及其实现的制度保证。以期勾勒出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
  风险预防反映了人类对安全的心理需求,把它作为环境法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是其认识论前提,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是其客观物质前提。
  (一)理性有限
  “理性”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贯穿于一切民族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2}从认识论上讲,理性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活动,它是意识活动的一个部分。除了理性以外,意识还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
  人类理性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意识是伴随着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产生的,最初主要是盲目的感性形式,后来逐渐出现自觉的理性形式,盲目与自觉、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运动贯穿于人的发展及人的认识发展的全过程;从另一方面讲,“人”体现了本能与理智、盲目与自觉的矛盾统一,它是个不断从本能到理智、从盲目到自觉的社会化过程。
  盲目信仰统治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理性虽然有所发展,但也处于宗教神学的奴仆地位。直到13、14世纪,代表理性认识发展方向的科学精神才逐渐开始挑战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改造人类的哲学观。
  这一过程在17至19世纪发展到极致,人的理性取代神的万能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反映在哲学观上,认为人类完全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把握自然规律,从而实现人对自然的统治,使自然完全服从于人类利益的需要。这种机械论的哲学观无限扩大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形成了人类理性万能理性无限的错觉。
  但是,人的思维、精神活动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纯粹理性化的过程。人类没有纯粹的理性史。{3}在人类对理性形成崇拜之时,也孕育了对理性的反叛因素。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意志主义、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和理性主义等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形式,其特征就在于强调意识中感性形式的重要作用,从而否定理性认识的绝对意义。这是理性万能的观点在社会实践中无法得到完全验证的结果。因此,人类在认识上也开始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即人类理性不可能实现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精确认识和绝对统治。
  可以说,理性主义破除了对神的信仰而确立了对人的信仰,而现在已经是破除对人的信仰,而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到对自然的信仰的时候了。
  环境问题的出现就是人类理性有限的突出表现。依照机械论哲学观,整个世界都是人类可以预先认识和把握的,因此,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也将在有条不紊的状况下进行。但是,新旧八大公害事件相继出现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理性”始料未及的。而且,新的环境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机械论哲学观的根基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
  因此,理性有限应当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前提。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理性主要涉及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问题。所以,在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制度构建中,承认人类理性有限这一前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也大致反映了人类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在宗教神学时代,神裁法在人类社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人类理性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概念法学也发展到了顶点。概念法学的本质在于认为能将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事件纳入完整的概念体系,以概念为基础进行严密的逻辑演绎,就能够找到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这是理性主义在法学领域的反映。而在理性主义的缺陷被逐渐认识的同时,概念法学的不完备性也被法学界认识到,承认了法学概念的局限性和法律漏洞补充的必要性,开始强调法律基本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人类理性有限是风险预防原则的认识论前提。由于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有限,一方面环境资源的利用就可能出现无法预见的后果,所以需要预防不利后果的发生;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就不能面面俱到,完全达到预防的环境风险的目标,所以需要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弥补具体制度的不足,在环境问题的处理中发挥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二)环境资源有限
  环境资源在环境法上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的总和,包括天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等及其综合环境效益。
  人类曾经认为环境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在近代以前,人口增长缓慢,所以可以获得较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几乎也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利用。其次,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有限,在主要以渔猎、采集、农耕等接近于自然的方式生产、生活的社会,自然资源的开发量相对较小,即使在工业社会初期,人类利用的环境资源相对于环境资源总量来说也是少数,因此,几乎不能感受到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而人类缺少的仅仅是利用的能力。在理性主义时代,还存在第三个原因,就是人类自以为可以完全控制环境资源的利用,所以即使现有环境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也可以通过人类的创新使之不至于影响到人类的发展,也就是不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限制。因此仍可以认为环境资源是无限的。
  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事实否定了上述认识的正确性。首先,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愈发凸现出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能够分配到单个人的数量已越来越少,而清洁的淡水、空气等的获得也越来越困难,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可获得资源的量的界限。其次,人类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与人增长因素结合,导致对环境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也使原以为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日益接近枯竭,而大量废物的排放使原以为可以无限利用的大气、水面临严重的污染威胁。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日益凸现。第三,人类理性无限幻想的破灭,使原本以为可以自然解决的问题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人类的创新能力不仅没有为发展带来更加美好的前景,反而因为对自然控制的失败而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资源的耗竭,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原有发展路径的怀疑。事实证明,人类理性并不能超越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
  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在人类对外空资源的利用还不现实的情况下,地球上现有环境资源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限制。而且可以预见,即使人类在利用外空资源上取得突破,可以获得的资源数量也不可能是没有限制的。
  因此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是我们设计有关环境资源的利用的制度的前提。这也是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提出的前提之一。即由于人类可获得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利用环境资源时就必须考虑不确定的环境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并预防其发生,以避免对将来的利用造成损害。从短期看,这是人们对自身的未来利益的保护,从长远看,是对人类后代的利益的保护。也就是说,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我们在环境资源的现实利用和为将来保留之间作出抉择,而且要求当前的利用不能损害将来的利用,这就是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客观物质前提。
  总之,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提出是建立在上述两个前提之上的。正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才要求人们谨慎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坚持风险预防原则,以保证环境资源获取的可持续性和避免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后果的发生,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风险与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
  (一)环境风险
  1.概念
  风险,就其字面可以理解为可能发生的危险。严格来说,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险状态,它包括两层涵义,即危险爆发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危险的危害性后果(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4}风险的内涵很广,既有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也有环境风险与生态风险等。
  环境风险是环境问题出现之后提出的概念。对环境风险的认识,众说不一:亚洲开发银行关于环境风险的定义是:“由于自然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在自然环境中发生或经过自然环境传递,超出人类社会最大可承受程度的危害生态、人体健康和社会财富的不确定事件。”{5}或者定义为,所谓环境风险是指由自然或人为活动引起,孕育于人-机-环境系统中,并通过自然环境的媒介作用,对人-机-环境系统构成潜在威胁的一种危险状态。包括这种危险状态爆发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危险可能导致的危害性后果两方面内容。{6}
  由此可见,环境风险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第一,环境风险的介质是自然生态环境,即环境风险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风险。第二,环境风险是一种损害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即是否发生损害后果、具体发生什么样的损害后果是难以预测的,或者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损害后果,但其长期影响或其他相关影响仍是不确定的。第三,环境风险所可能引起的损害后果,包括对人的身体健康、生命的损害,财产的损失,或者影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正常利用的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即损害后果可能是任何对人类或自然环境不利的状态。
  2.分类
  按照环境风险发生的原因不同,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环境风险和人为环境风险。自然环境风险是完全由自然括动引发的环境风险,包括地震、洪水、海啸、龙卷风、台风与风暴等自然界发生的事件(自然灾害)。这类环境风险的根本特征是与人类活动无关,完全由自然因素所引起,因此,自然环境风险几乎是不可控制的,人类所能做的只能是预测并尽量规避其损害后果。人为环境风险是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环境风险,其起因在于人类活动,是人为活动引起自然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的风险。由于人类活动是其产生的关键因素,所以通过对人类活动的控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人为环境风险的发生及后果,相对于自然环境风险而言,人为环境风险在更大程度上是可预防的。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有些环境风险表面上看是自然活动引起的,但实质上也是人为活动引起的,人为因素才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自然因素仅仅是一种传递机制,所以本质上仍然是人为环境风险。比如,洪水通常是完全由自然因素引起的,但在河流上游地区的滥采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也是增加甚至引起洪水这一环境风险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有些所谓的自然环境风险也是可以通过对人类活动的调整而加以有效控制的。
  区别自然环境风险和人为环境风险的意义在于对其预防的法律机制是不同的。自然环境风险是自然因素自身运动的结果,由于自然运动的复杂性和各因素的关联性,对自然环境风险的人为控制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往往容易引起其他危险后果。所以,对自然环境风险的预防机制主要是以科学技术手段进行预测,然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规避和防范。例如,海上航行的船舶可以绕开可能有强风暴的海域;对台风可能袭击的地区以转移人员和财产的方式回避风险或者以加固房屋等方式防范风险;对于可能发生洪水的河道进行堤防加固等。总之,对于自然环境风险基本上无法从发生原因上进行控制,主要应对其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回避或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然环境风险的预防机制是消极的,这建立在前述的理性有限的前提之上:整个自然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其运行规律之前,任何对其运行过程进行控制的企图都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必须理智地保持小心翼翼。
  人为环境风险的发生原因是人的行为,因此,如果对这类环境风险的发生有一定的认识,就可以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控制来预防危险后果的发生。预防人为环境风险的法律机制的设计也就应当立足于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即对于任何可能影响环境的行为、,都应当对其后果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确定是否可以为该行为、以何种方式为该行为和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也就是说,对人为环境风险应当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积极的控制;确定地防止危险后果的发生或将损害后果控制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或者在无法预料可能后果时放弃一定的行为,事先防范危险后果的发生。
  3.难以预测性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根本特征,环境风险也包含不确定性的含义。按照环境风险不确性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可预测的环境风险和不可预测的环境风险。当然,这里讲的可预测和不可预测都是相对而言的,绝对的可预测就不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无所谓风险;完全的不可预测也将使风险预防失去基础。
  可预测的环境风险是指损害后果的种类及各种后果出现的概率可以预测的环境风险。其确定性程度较高,事先就可以依据概率论等数学方法计算出最可能的损失值,并且根据各种可能的损害后果的状况事先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这种情况下,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
  不可预测环境风险的确定性程度较低,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无法预知,或者虽然可以预知某一种或几种损害后果及其发生的大致概率,但无法预测是否有其他损害后果。即不可预测的环境风险的本质特征是存在无法预测的风险后果,这就为人们采取措施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带来了困难。这种情况下,放弃某些影响环境的行为或回避可能的环境风险等消极做法就可能是最合适的。
  总之,因为环境风险的难以预测性才有必要设计风险预防的法律制度,而环境风险确定性程度的不同是风险预防制度分析和设计的关键因素。
  (二)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
  环境资源的利用与环境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环境资源的利用中产生具有不确定的环境损害的可能性,即环境风险,而环境风险预防实质上就是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适当保留。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就必然要利用环境资源。人类利用环境资源有两种形式,一是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例如开采矿物、利用水能发电等;二是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如废水、废气的排放。这两种利用形式都可能带来环境风险:从自然界开采物质和能量可能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造成损害,也可能低效益地耗费掉稀缺资源,危及将来的利用而造成不利后果;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一旦超过自然界的净化能力,就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以上主要是从人为环境风险分析,即使自然环境风险,也不能说与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完全无关。如果人们减少对自然灾害高发区域的开发利用,就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风险。因此,环境风险与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也可以说环境风险是由于对环境的不合理、过度利用造成的。
  因此,环境风险的预防可以归结为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包括了其利用和保留的平衡关系,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即使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本身没有直接的损害后果,也应当为将来保留适当的数量,即对于不可更新资源应当谨慎地节约利用,对可更新资源要保护和促进其再生能力,以保证人类在将来的发展中仍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得必须的各种资源,而不能因为当代的利用而损害将来的合理利用。第二,如果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本身会影响和改变自然环境而导致环境风险,则应对这种开发利用活动进行限制,也就是在一定程度内保留自然的原始状态,以减少环境风险。第三,在利用环境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之中,应选择环境损害后果最小或环境风险程度最低的方式。这是对环境资源的积极的合理利用,区别于消极的合理利用,即环境资源的保留。第四,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实质上是对环境资源的一种特殊利用,因其更容易导致环境风险的发生,所以对于产生废弃物的活动本身、废弃物的处理都应考虑避免环境风险,使废弃物的产生、处置都是合理的。
  在本文的论述中,环境风险预防与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基本上有相同的涵义,只是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使用不同的表述。或者可以说,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之平衡是我们分析问题的核心,而环境风险的预防是围绕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而进行的法律机制和制度的设计。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都会导致环境风险,而自然环境风险又非人为因素控制的,因此,要完全避免环境风险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安全,为了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状态,为了避免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的发生,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必须对环境风险进行预防,这是忍受环境风险还是预防环境风险的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而为了将来的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又必须保留一定的环境资源,这是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留之间的矛盾。
  上述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环境风险预防标准的确立和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之间平衡尺度的确立。下面用几个常见的理论分析工具来说明两个问题,也算作环境法上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基础。一是建立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即确定一定的环境风险预防的标准,对于利益的维护、财富的增长、安全的保障及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二是建立风险预防原则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依据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利益平衡分析以及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的分析,确定环境风险预防的标准和环境资源利用和保留的尺度屯从而建立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和保证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适当保留。
  (一)经济分析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在众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成本效益分析是最基本的。只有收到的效益大于投入的成本时,一项活动才是在经济上可行的。经济学上的成本主要指机会成本,通俗地讲,就是特定资源因为用于一项活动而不能用于其他活动带来的比较成本。效益是指一定的投入所获得的产品或劳务等。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使用的成本和效益概念,比经济学上成本和效益的含义要广泛。成本包括各种直接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投入、潜在的损失等效用或利益的丧失。效益则包括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产出、损失的避免等效用或利益的获得。这种成本和效益的比较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以经济学上的方法量化,在有些时候依赖于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
  成本和效益通常是相对于一定的主体而言,即任何成本和效益都有一个归属于谁的问题。环境法的一个首要目的是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在一定情况下是合适的,也是必须的。本文的成本-效益分析就是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分析一定的活动或现象的成本与效益之比,从而论证环境风险预防是必要的,因为有些活动对整个人类来说成本大于效益,是不可行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通过成本和效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哪些环境风险将产生对人类的负效益,从而应该加以预防。
  当然,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还涉及外部性理论。经济学上某种外部性是指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个当事人提供的物品束。{7}通俗地讲,外部性就是某一主体为一定活动的成本由其他人承担或者其收益由其他人获得,但该主体与其他人之间并不因此而给予补偿或报酬。由于环境资源天然的公共特征,环境问题的解决包括环境风险的预防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外部性问题。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某一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即效益是大于成本的,但实际上该主体没有承担全部成本,而是有其他人由于该活动承受了不利后果,这在污染环境的案例中是经常现象;相反的情况,对特定主体来讲收益小于成本的活动,则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或环境效益,总体上又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在资源保护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在人类整体层面的成本-效益分析与个体或团体层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实质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制衡机制得到解决。作为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基础,经济学的分析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成本-效益比较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上对人类有利的活动原则上就应当允许或鼓励,而总体上对人类不利的就应当禁止。这也是风险预防原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利益的具体分配则应当在其次考虑。
  2.环境风险预防的成本-效益分析
  首先,从定性的角度,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要考虑不同的要素。对于自然环境风险的规避,成本主要是减少对特定资源的利用而带来的损失,例如为回避可能的风暴而绕航或暂停航行的损失,或者为了避免洪水灾害而搬迁的损失等;效益主要体现在回避了风险而避免的损失,这是不确定的损失,需要一定的预测和估算。对自然环境风险的防范,成本是采取防范措施的投入,例如加固堤防的支出等,以及防范措施失败仍要承担的损失;效益也体现为因回避风险而避免的损失。对于人为环境风险,能够有效防止的,防止的成本是采取预防措施的直接开支、采用替代措施增加的开支和减少的收益及放弃一定行为而减少的收益,收益主要是防止风险而避免的损失,这通常是可以准确测算的。对于人为环境风险的防范,如果采取消极的防范措施,即放弃可能带来环境风险的行为,则成本就是放弃该行为而减少的收益,效益主要是放弃该行为减少的支出及避免的风险损失,后者往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成本包括采取该措施的支出、直接成本支出及未能防范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效益主要是该行为产生的直接收益、如果能防止风险发生所避免的损失。
  其次,从定量的角度,环境风险预防的成本-效益分析应考虑以下问题。一是现值问题。预防环境风险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通常都不是同一时间点的成本和收益,这需要在操作上通过现值换算将其转换为同一个时间点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达到比较的合理基础‘即对于各种成本和收益都以会计上的复利现值(或终值,意义上区别不大)转换方法换算为现在或另外某一确定时间点的真实价值,再进行量的比较。当然,在环境风险的预防上,由于成本和效益的可计量性、复利率的确定标准等问题,不可能达到会计上的精确度,但这种计算在原理上是一致的,而且也应当达到相当程度的量的确定性。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失,可以认为是成本无限大,现值换算后仍然是成本无限大,这也是我们不借代价要避免产生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失的原因。二是环境风险的估算问题。环境风险的估算要考虑其概率和规模,这是确定环境风险带来的损失大小的依据。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的规模是环境损失后果的严重程度和量的规定性,不同环境风险的规模可以以不同的量化标准表示。、例如,如果水中大肠杆菌的含量超过了法定的游泳用水标准,则沿海水污染对旅游亚可能造成的影响就可以用染上胃肠炎的游泳人数来表示。而某些环境风险一旦发生,其后果将极其严重,如大坝倒塌、化工厂的爆炸事故、核电站放射性物质的泄漏、水介传染病等等,这就是环境风险规模无穷大问题。概率描述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机会。如果某个概率是建立在科学观测和估算的基础之上,我们称之为客观概率;反之如果某个概率是通过专家和决策者的判断得到的,我们就称之为“主观概率”。{8}环境风险的每一种损失后果,在理论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发生概率。只是这种概率需要一定的方法去测算。而由于环境风险的特殊性,对其概率的测算有较大的主观性,在很多时候是“主观概率”有时甚至是无法测算的。环境风险各种可能损失后果的规模与相对应的概率的乘积相加后的结果,就是该环境损失结果的期望值。依据环境风险的概率和规模计算的期望值就是我们预测环境风险损害后果和进一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三是环境风险预防成本和效益的量化标准问题。环境风险预防除与经济利益、经济价值和人的生命健康利益、生命价值相关外,还与环境生态利益和环境价值相关,这就使得环境风险预防中成本与效益的量化标准很难统一,而成本一效益比较的基础又必须是量化的标准统一或至少具有可比性。解决的途径之一是仅将相互比较的成本效益对象的量化标准统一,进而进行比较,而不强求将其统一为经济指标;其二只能是在不同的标准体系之间以普遍的价值观念为基础进行大致的比较,这样的比较有较大的随意性,但可以回避量化标准体系之间相互转化的困难。
  另外,环境风险预防的成本-效益分析中有两个特殊问题。一是预测活动的成本问题。任何预测活动都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即有成本支出。通常情况下,相对于环境风险的预测和预防所能取得的收效而言,这种开支都是值得的。即通常不应当把预测活动的成本归入环境风险预防的成本进而与效益进行比较,而应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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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参阅高丽红:《环境资源法的理论基础》,载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夏军著:《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页。

{3}夏军著:《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页。

{4}曾维华、程声通著:《环境灾害学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5}转引自曾维华、程声通著:《环境灾害学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

{6}曾维华、程声通著:《环境灾害学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7}[美]丹尼尔·F·史善博著、余晖等译:《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常56页。

{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环境项目和政策的经济评价指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9}〔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著:《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标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0}[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著:《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15页。

{1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14}参阅[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15}See Luduig Kiamer: E. C. Environmental Law(Forth Edition),Sweet&Maxwell 2000 , p.17.

{16}参阅唐双娥:《环境标准与风险防范立法》,载《2001年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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