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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一事不再理原则研究
【英文标题】 On the One Case Not Tried Twice Doctrine
【作者】 宋英辉李哲【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一事不再理 既判力 再审 确定裁判 救济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128
【摘要】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保障生效裁判既判力的重要原则,与此相对应,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本文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含义入手,考察该原则的适用对象、条件及例外情形,比较该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的异同,分析各国基于不同理念和司法背景下的不同做法,探究其规律,并提出中国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建构确定裁判救济程序的具体设想。

【英文摘要】

the ne bis in idem principl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res judicata of the final jurisdiction in the common law system.Accordingly,there is prohibition to the double jeopardy in civil law system The issue attempts to analysis the concept of the ne bis in idem principle based on their theories and judicial circumstan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y disclosing and comparing the meanings,conditions of the principle and exceptions to the principle,and hence to propos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medy procedure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8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释义
  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原则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这一原则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得到确立,该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含义,学界存在争议。概括而言,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仅仅在已有生效的实体裁判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仅适用于法院所作的实体裁判,而不适用于程序裁判”。[1]据此,一事不再理原则具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予以处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审判;二是对于所有已被生效裁判确定为有罪或无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再予审判或科刑。[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除了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予以处理的案件法院不得再行审判外,一事不再理原则还应当包括诉讼系属的含义,即“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与诉讼系属效力两个层面,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且诉讼一经提起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次起诉。”[3]这两种观点的差别在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发生效力的时间问题。根据第一种观点,一事不再理原则只有在已有生效的实体裁判的前提下才发生效力;而根据后一种观点,只要诉讼系属,法院接受了案件并将对之进行审理,即不能对该案件再行提起诉讼和进行审判。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既包括对于法院生效的实体裁判的约束力,也还包括对于某些特定的涉及一定实体内容的程序性裁判的约束力。即对于一个案件,法院已作出实体的生效裁判或有关实体的程序性裁判,不得对案件再次起诉和审判。至于前述后一种观点所提到的诉讼系属问题,即提起一个起诉后不得另行起诉的问题,似应属于起诉效力约束的范畴,不应纳入一事不再理调整的范围。
  在各国的立法和理论中,关于一事不再理的阐述也都表明了约束法院生效裁判的意思。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原则通常与裁判的既判力联系在一起。根据日本学者土本武司介绍,通常将既判力视为实体确定力的外部效力,与一事不再理相同。[4]
  在法国,“以同一罪行不受两次审判”这一法律格言所表达的“刑事既决事由对刑事的既判力”原则在1791年的法国宪法中得到确认。判决的既判力既约束审判法庭在审判阶段的裁判,也适用于预审法庭在审前阶段的部分裁判。由刑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既判事由对其他刑事法院具有“否定性质”的既判力,也就是说,其他刑事法院不得再行受理针对同一人的、依据已经受到最终判决的相同事实提起的追诉。不过,在法国,预审法院和审判法院所作的裁判的既判力是不同的。在预审法院所作的裁判中,当不予起诉的裁定是从法律上提出依据(具有证明效力的事实,大赦、公诉时效完成)并且已经最终确定时,此种裁定即告具有既判力,从而构成阻止新的起诉的绝对障碍。其他不予起诉的裁定,如从事实上提出依据的裁定,在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因检察院的要求对新证据重新开始进行预审,不受既判力的约束。预审法庭所作的其他裁定,如移送案件的裁定,也不受判决的既判力的约束。与预审法庭的裁判不同,审判法庭的裁判具有更强的权威效力。审判法庭的裁判所具有的权威效力引起的效果是:对因相同事实,已经受到法院不可撤销的判刑判决、免除刑罚判决、宣告无罪判决或免诉判决[5]的人,不得再因这些事实重新提起追诉(同一犯罪行为不受两次审判)。[6]
  在德国,刑事判决的效力分为形式的法律效力确定和实质的法律效力确定。其中,形式的法律效力确定是指裁判在同一项诉讼程序中不得再上诉,即终结效力;实质的法律确定力则是指已确定判决之案件不得再为另一诉讼程序之标的,刑事诉讼之权利已耗尽,即封锁效力。由于形式的法律效力确定系指判决在法律上穷尽了所有救济途径或者因期间届满而生效,因而是实质的法律效力确定开始之要件。实质的法律效力确定要求不得再为一新的诉讼程序,也不可能再作出新的实体判决,即一事不两罚,对同一案件不得为两次审判。一事不两罚原则为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3项所规定,具有宪法层次的地位。其字面含义是指禁止对同一犯罪行为处罚两次,但实际上在于保障已被处罚过的、或者法律判决效力已确定之被判无罪的犯罪,不因同一行为再受到第二次诉追或刑罚。在德国,并非所有的刑事裁判均有实质的法律确定效力。裁判的种类不同,其效力也有所区别。具有法律确定效力的裁判分为:(1)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确定的裁判。包括:所有的实体判决及因诉讼障碍所作的中止判决宣告,如消减时效的情况;所有只得用立即之抗告提出不服之裁定,如作为刑罚执行的唯一根据的合并刑之裁定;依刑事诉讼法第349条第2项终结诉讼程序之裁定。[7](2)只有限制性法律效力确定的裁判。包括:法院在强制起诉程序中所作的中止程序之裁定;在中间程序中中止程序之裁定。具有限制性法律确定的裁判只有在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时,才能重新开启诉讼程序。实质的法律效力确定的目的在于保护被告,使已不能上诉的实质裁判在裁判公布后即告终结。而且,法律效力的确定同时具有惩罚作用,以避免因案件审判不够充分而必须后来又为补充性的侦查,犯罪追诉机关对事实之调查要仔细谨慎,并对犯罪行为作出正确的法律评价。[8]
  日本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刑事诉讼法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日本,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样是与既判力联系在一起的,既判力即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日本诉讼理论认为,裁判是对争议的公权力解决,所以,裁判一旦确定,就同一事项不得再次争议。这个意义上的既判力,不论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是存在的。既判力(内容的确定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消极的效果,即就同一事项不得再次争议;二是积极的效果,即在再行发生相同争议的场合,因为已经国家意思决定,应当给予相同解决。[9]在日本诉讼理论中,裁判的实体确定力只发生于实体的终局裁判(包括有罪、无罪的判决)和有关实体的终局裁判(如免诉裁判),而不涉及纯形式的裁判(如管辖错误、公诉不受理等)。实体确定力又可分为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内部效力是关于该诉讼的效力,是指裁判的意思所表示的内容确定,并基于裁判内容而发生效果。也就是说,若是无罪判决即确定无罪,若是有罪判决即发生刑罚的执行权。实体确定力的外部效力是关于该诉讼以外的效力,即一事不再理的效力。裁判一经发生内部的效力后,根据判决中法律安定性的要求,就不得对案件再度起诉。如果错误地再度起诉,即以欠缺实体的诉讼条件作出免诉判决。[10]
  综上所述,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大陆法系普遍适用的原则,具有以下特点:(1)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为各国宪法所普遍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也是刑事诉讼的原则;(2)一事不再理原则总是以法院的生效裁判为前提的,只有存在法院的生效裁判,才产生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问题;(3)法院作出的有罪、无罪判决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作出的纯程序性的裁判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4)一事不再理原则总是与既判力密切相关的,一事不再理是维持既判力的原则;(5)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宗旨都强调法的安定性。不过,由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各国在一事不再理的具体适用上也存在某些差异。法国和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仅适用于审判法院作出的裁判,而且还适用于审判前阶段作出的裁判,即包括审前阶段涉及实体问题的程序性裁判。此外,在法国和德国,如发现新事实、新证据,原来所作的程序性裁定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概括而言,在德国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非常广泛,只要所作出的实体裁判不能上诉,即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在日本,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对象是涉及实体的终局判决,包括有罪、无罪的实体判决,和其他有关实体的终局裁判,如免诉判决等,但都只适用于审判阶段法官所作的判决。
  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约束法院生效裁判既判力的重要原则,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适用,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维护法的安定性的需要。法的安定性,是法的公正性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法律权威及实现秩序价值的必然要求。如果法没有一定的安定性,朝令夕改,公正就无从谈起,法律权威就难以确立,秩序价值就难以实现。一事不再理原则最重要的着眼点,即在于维护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及法律的安宁,是在一定条件下追求实体真实价值目标让位于法的安定性价值的结果。其次,一事不再理原则是维护被告人利益和社会关系稳定性的重要保障。对被告人的同一个罪行反复追诉或者多次处罚,既有失公平,也往往损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人即处于由生效裁判确定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与其他社会关系主体发生各种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相对稳定,才能使社会关系主体对其行为的后果有可预见性,才能使其行为正常、有序地进行,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护。如果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难以确定,被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就难以稳定,与之相关的主体的社会关系也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其行为便不知所措,其合法权益便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失,社会生活也难以实现有序性。再次,一事不再理原则系基于国家处罚权已经耗尽的观念。德国的赫尔曼教授指出:“不论是有罪还是无罪判决,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对同一行为再启动新的程序。此原则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处罚权已经耗尽。”[11]从这个意义上,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促使国家公诉机关谨慎行使追诉权,提高追诉准备的充分性和适当性的手段。最后,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保持控、辩双方地位平衡的要求。一事不再理原则通过禁止对同一罪行反复追诉和审判,束缚了国家公诉权的滥用,从一个方面增强了相对弱小的被告人抵御国家权力不当行使的能力。请你喝茶
  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不能不涉及禁止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原则。根据学者考证,英美法中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都来源于罗马法。[12]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纳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其精神与一事不再理相通,但也存在某些差别。“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被告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双重危险是指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所禁止的因为一个罪行被审判两次的现象。双重危险的理论是为了避免三种明显的滥用:(1)被无罪开释后的再次起诉;(2)受到有罪判决后的再次起诉;(3)对同一犯罪的多次处罚。”[13]禁止双重危险对于同一罪行再次起诉的限制适用于可能被判处任何一种刑罚的犯罪。虽然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双重危险是指将一个人两次置于生命或者身体的危险之中,但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犯罪,而不仅仅适用于被判处死刑或者身体刑的犯罪。原因是:(1)禁止双重危险是建立在普通法关于“前经开释”(autrefois acquit)或者“前经定罪”(autrefois convict)的答辩的基础上的;(2)虽然最初几乎每一个犯罪中关于“前经开释”或者“前经定罪”的答辩都是针对死刑或者身体刑进行的,但这样的答辩逐渐适用于所有的重罪、轻罪和轻微罪等犯罪;(3)禁止双重危险的规定应当随着普通法关于答辩的扩展而适用于所有的犯罪,而不仅仅是特定类型的犯罪。[14]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1)若对被告人作无罪判决,则检察官无上诉权,即便该判决是因为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某种缺陷;(2)如果被法院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起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3)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4)如果一项针对某一罪行而作出的判决已经得到执行,法庭不能对该项罪行实行两次刑事处罚,但在该判决执行以前,法官仍可在判刑程序中纠正该判决的错误。[15]
  综上可以看出,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的基本精神及其得以确立的理念是相通的。正如美国小查尔斯·F·亨普希尔论及禁止双重危险时所言,“之所以禁止这样做,对法院来说,是基于公平和方便这两种想法。审判制度毕竟应当尊重自己本身的法庭判决,不管罪行性质而使一个人受到无休止的追诉是不合适的。”[16]但是,两者也存在某些差别。概括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着眼点在于程序的安定性,而禁止双重危险则侧重于避免被告人因同一罪行受到双重危险;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法院作出生效裁判,而禁止双重危险的适用不以此为前提,只要司法程序已经对被告人产生了“危险”,则被告人就不应受第二次“危险”。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条件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有其前提条件。这些条件的界定,对于能否实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宗旨及平衡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这是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因此,倍受各国立法、司法和诉讼理论重视。
  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因同一事实,已经受到法院不可撤销的判刑判决、免除刑罚判决、宣告无罪判决的人,不得再因这些事实重新受到追诉,即同一犯罪行为不受两次审判。可见,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条件有二:一是存在法院的生效裁判;二是受到上述裁判是基于“同一事实”。比较而言,前者较为明确,以作出该生效裁判为标志;但对于后者的确定,则相对复杂。那么,什么是同一事实呢?
  根据法国法院的判例,所谓同一事实,是指两次追诉之间的诉讼标的、诉讼当事人和诉讼理由均完全相同。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应当包括三方面的要求,即标的同一、当事人同一和理由同一。首先,是诉讼标的同一。所谓诉讼标的,即诉讼请求事由,在刑事案件中即为请求对受到追诉的人适用刑罚。无论追诉是检察机关发动的,还是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发动的,都不影响诉讼标的的同一性。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诉讼的标的不同一:(1)在共同犯罪中,对于已成年的共同正犯向法院提出起诉和对未成年的共同正犯向未成年法庭提出起诉,并不具有标的的同一性;(2)如果犯罪事实中涉及到不同罪名的犯罪,如滥用他人信任罪与诈骗罪,因签发发票受到追诉与使用这些发票实行诈骗罪受到追诉等,则不同罪名之间也属标的不同一;(3)在刑事法院因刑事犯罪受到追诉和在纪律惩戒庭受到纪律性制裁,二者标的也不同一。其次,是诉讼当事人同一。诉讼当事人同一,是同一事实的必备条件。诉讼当事人,包括控诉方当事人和受追诉方当事人。控诉方当事人的同一一般来讲并无异议,国家作为公诉机关,始终作为控方的当事人。对于受追诉方而言,只有在第一次进行的诉讼中作为正犯、共犯或应负民事责任的人而受到追诉的,在再度提起的诉讼中以完全相同的身份又受到追诉时,才能成立“诉讼当事人的同一”。但是,如果对因前次起诉中的犯罪事实已经受到无罪或者有罪判决的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提起的追诉,则不属于“诉讼当事人的同一”。第三,是追诉原因同一。追诉原因同一,是指作为追诉原因的“违法事实同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7条和《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7号议定书第4条都规定,禁止对已经最终确定的判决宣告无罪或判刑的人再次(以相同事实)提起追诉。关于何谓“违法事实同一”,是“同一事实上的行为”还是“同一法律上的行为”,曾长期存在争论。对此,法国刑事诉讼法在规范重罪法庭的第368条规定,“任何人经依法宣告无罪,不因相同事实再行受到拘捕或控诉,即使以不同罪名拘捕或控诉,亦同”。因此,对于重罪案件,“同一事实”是指相同的“事实上的行为”,与它们在法律上的罪名无关。只要这些事实已经受到判决,便不得再度受到追诉,也不得以其他罪名对其作出认定。法国的判例对于轻罪和违警罪也采用此种态度,将“同一事实”认定为“事实的同一”。这种界定,有利于维护法安定性和被告人的利益。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就英美法系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而言,何谓“双重危险”,以及“危险”成立的时间,是适用该原则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审判为陪审团审判,“危险”自陪审团选出并宣誓开始成立;如果审判为法官审判,则“危险”自第一个证人宣誓就位时成立。[17]关于双重危险的界定问题,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有数个判例对此予以确定。根据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起诉的数个罪中分别处以独立的惩罚是宪法所允许的,但必须要求各个刑罚不是基于同一的犯罪行为。在Blockburger诉美国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同一个犯罪行为或者交易适用两个法定刑,并不违反双重危险原则,但前提是每一个法定刑的运用都要求具有其他法定刑没有要求的额外事实的证明。在美国诉Dixon一案中,法院推翻了在Grady诉Corbin案中提出的“同一行为”标准,[18]重申了Blockburger案中提出的“同一基础检验”标准。该法院认为,只有当事先决定的犯罪和随后起诉的犯罪没有满足“同一基础标准”的时候,双重危险原则才用来禁止连续的起诉。[19]然而,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法院认为,既然州和联邦属于不同的司法区,所以,在不同的司法区针对同一根本的事实的连续起诉并不违背双重危险原则。[20]但是,如果联邦的检察官仅仅是州的“工具”,或者联邦的起诉是伪装的,实质是州的起诉的代表,双重危险就存在了。如果仅仅是州和联邦系统的密切合作,包括一个司法区的雇员帮助另一个司法区进行起诉,并不构成对于双重危险原则的违反。[21]
  可以看出,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与禁止双重危险的适用有相通之处,两大法系国家都在扩大相应原则适用的范围,不得再次审理的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罪名,不是法律上的“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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