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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晚清学人对民主自由诉求的一种表达
【副标题】 以严复地方自治主张的提出与阐释为例
【英文标题】 A Expression of Scholars about Their Appeal for Democracy
【英文副标题】 and Freedom in Late—Qing Dynasty【作者】 汪太贤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文关键词】 民权 民主 自由 地方自治【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页码】 172
【摘要】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部分学人将富强之梦寄托于中国的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且主张通过开设议院、推行地方自治等制度形式来体现。特别他们是将地方自治思想作为民主自由理想的一种表达载体,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通向民主自由之路的起点而大力鼓动,严复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严复认为,地方自治作为是民权、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旨在培育国人的自治能力、参与意识与能力,以及合私以为公的公共情怀。因此,地方自治作为与官治相对的民治制度,应当以分权和法制为依托,以民权、民主为意旨。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提出地方自治是“分权”之制、“众人”之制和法治之制的主张。
【英文摘要】 After the Jiawu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some scholars hope to base china’s strong and rich On the political reform,and accept western idea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and propose to set up parliament and to impose regional autonomy to realize their ideal.This article analyses Yanfu’s reform theory in this respect and makes some generaliz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2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中国而言几乎成为禁忌,不仅被清政府畏之为“洪水猛兽”,而且被大多学人鄙之为乱政之祸。然而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破产,亡国灭种的危机,将中国部分学人视线引入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政制,改变着他们对待民主、自由的态度。尽管当时他们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大致相同,那就是对其一定限度的接纳,并且主张通过开设议院、推行地方自治等制度形式来体现,特别是将地方自治作为通向民主自由之路的起点而大力鼓动。由于该论题巨大,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严复地方自治论说为例。
  对西方民主自由政治有较深入了解和切身感受的严复是甲午战争之后民权、民主与地方自治的极力倡导者之一。不过,自1879年严复从英国回国后,并无施展政治抱负和救国主张的机会,一直潜心于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教学和管理,十几年来并未从事公开的文化思想活动,也无政治上的建言。甲午战败之后,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深受国难刺激的他再也不法保持沉默,于是开始著述立说、主办报刊和翻译西人的社会政治著作,针对中国弊政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其中,实行地方自治是他变法维新主张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试图通过地方自治找到一条从专制集权的社会通往自由民主社会的途径,从而使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
  一、地方自治与“新民德”
  严复的地方自治主张的最早提出是在1895年《原强》的修改稿中,作为他所认定的当时三大要政之一——“新民德,,的一种举措。在当时,他并未正式使用“地方自治”这一术语,其主张的内容既不周详,也无创新。但有一点却值得关注,那就是他的地方自治的主张一开始就奠定民众能力和潜力的寻求之上。
  严复认为,中国30年来追求富强的洋务运动的失效是无视自由和民主的结果,因为西方的富强和文明的命脉不仅仅在于崇尚“科学”,还在于崇尚“民主”,[1]并且强调人人的自由平等[2]。因此,中国今日求富求强之政,“非西洋莫与师”。他提出:“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3]在严复看来,民主和民权是富强的基础,而人民是否享有自由权利,是否具有自利、自治能力,又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他说:“夫所谓富强者云,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按照他的逻辑,民有自治能力,才有自由,才有自利,国家才有可望富强。可见,实行自由民主制的前提在于人民是否具有自治能力。在此基础上,严复又认为,“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4]也就是说,人民具备自治能力的条件是“民力”、“民智”和“民德”兼备,即“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日聪明智虑之强,三日德性仁义之强”。这样,“民力”、“民智”和“民德”就成为人民自治能力的资格,也成为国家富强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5]“知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是深民德最优时事”。[6]
  但严复认为,当今中国的民众并非“民力”、“民智”和“民德”兼备,[7]中国人民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中国就不能立即实行民主政治。[8]要实行民主制还必须有一个准备过程,那就是必须先从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着手。那么如何可以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呢?严复认为,要鼓民力就应当禁止吸食鸦片与缠足恶习,倡导习武强健体魄;要开民智就应当废科举、设新式学堂,讲求西学、实学;而新民德不仅要使人民具有传统美德,而且更重要是培育人民具有现代公民素养,合私以为公,其举措是开设议院和实行地方自治。因为根据西方的经验,新民德而“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其道矣”。这个“道”就是开设议院和推行地方自治。他写道:
  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自主之约,而非奉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家室。……以其何故哉?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9]
  据此,严复认为中国要新民德,其重要的举措是模仿西方,“设议院于京师”,并让各地方人民自行普选地方官员。这样,既可以培育出人民的爱国心和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热心公益等民主社会的公民情操,也是振兴地方的必由之路。他写道:
  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日:设议院而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10]
  严复连用这五个“必由此”,足以表明他当时对开设议院和实行地方自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寄予的殷切期望,因为他认为地方自治不仅是民族振兴的基础,而且民主制度是否可行也取决于此。[11]但我们从他将“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的判断来看,他对开设议院和实行地方自治保持着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似乎已经预测到它们在推行过程中的重重困难。自1898年初开始,他甚至对自己过去主张的、当时国人正大力倡导的立即开设议院的意见也表示反对,[12]尽管他对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一直情有独钟。
  这是因为,严复的整个变革主张都立足于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不同程度将其与西方自由民主政制联系在一起来思考。[13]他的变法主张的提出既源于求富求强这一时代的宗旨,又参照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力图寻求一条既不超越中国现实、又不违背西方精神的救国之路。他认定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苟苛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4]而地方自治主张的提出亦立足于此。
  二、地方自治:为民权与民主而急呼
  严复明确使用“地方自治”这一概念,并极力主张立即推行地方自治制,以及提出更为具体的举措,是在戊戌政变失败之后。他也许从戊戌变法教训中看到了激进的变革论的后果,以及在中国推行民主制的艰巨性,于是在行动上专注于翻译西方书籍,在思想上已经放弃他关于开设议院与地方自治并举的主张,转而强调实行地方自治的紧迫性,试图铺设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之路。
  在1900年译成的《原富》的“按语”中,他认为:“今日中国言变法者,徒见其能而不知所以由能,动欲国家之立议院,此无论吾民之智不足于与之。就令能之,而议院者又国立者,未见其为真议院也。”[15]于是将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开设议院的基础而积极鼓动。在他看来,议会、民主制度美好是一回事,能否可行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他看到在中国制约议会民主的因素实在太多,不仅有民众政治素质方面的,也有现实环境或现存体制方面的。当这些条件不成熟之时,立即推行议会、民主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
  尽管如此,严复并未放弃对议会制、民主制的追求。只不过与当时大力主张从中国政制上立即进行大变革的维新论者不同,严复是积极主张从造就“新民”、树立全民“公”的观念的着手,循序渐进、至下而上式的变革,其具体举措就是立即推行地方自治。因此,在1900年开始翻译的《法意》的“按语”中,严复指出,如果不能立即施行“议院代表之制”,可以先行“地方自治”以“合亿兆之私为公”,他写道:
  故不佞窃谓居今而为中国谋自强,议院代表之制,虽不即行,而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所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奠磐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失今不图,行且无及![16]
  因为“公”的观念既是可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也是民主制的基础性观念,[17]所以严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培育。其实,严复在戊戌变法之后,在“合私以为公”的意义上极力鼓吹施行地方自治制的迫切愿望,是因为他认识到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地方自治与民主制度的密切关系。然而,此时他虽然极力称颂民主制度,并表明其向往之情[18],但在他的主张中并非直接而明了地论及民主制与中国政治变革的关系,以及地方自治对于民主制的积极意义,而是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国群自由”来涵盖其民主的主张。同时提出,追求“国群自由”非立即实行地方自治不可。这可能是严复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采取的一种避讳做法。
  严复将一国的自由分为两种,一为“小己自由”,二为“国群自由”。[19]认为这两种自由尽管在英美国家正值畅行,但在中国不能同时并举,应当权衡先后缓急。用他的话说,“自繇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20]。鉴于中国当前的情势,最急需追求的是国群的自由,而非小己的自由。[21]那么,如何能够实现国群的自由呢?严复认为,要“求国群之自繇,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而欲使使人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所以他急切地呼吁:推行地方自治之制刻不容缓。同时,指出实行地方自治的举措,他写道:
  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窃计中国即令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人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定矣。[22]
  在这里,必须深究的是,一是地方自治凭借什么可以诱使人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从而使人民“人人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心”的?二是地方自治何以可能使人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从而使人民“人人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心”的?
  第一个方面的回答,从表面来看,似乎严复提倡地方自治旨在强化人民的义务而非权利。其实不然,严复提出地方自治正是为了民权。他只不过在表述方式上用了一种反衬手法而已,即用义务来反衬权利。也即是说地方自治凭借赋予民权,才能使“人人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心”,使人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他的思想的逻辑是:地方自治制赋予了民权,人民就会孳生义务感、爱国心,就能自觉“闻国事”,“洞达外情”。严复认为,权利与义务具有相互性,权利由义务所生,义务由权利所生。严复说:“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之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23]在严复看来,有权利的人才会感知义务的意义,才会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反,无权利的而只有义务的人,他就只是一个奴隶,不会产生责任感,也没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4]而地方自治制正是一种将人民权利和义务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它首先使人人有权利,其次使人人有义务。严复正是看到了地方自治制中民权能够得到保障,所以他才急切地呼吁地方自治刻不容缓。
  其实,严复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伸张民权,贯穿在整个治国主张中。在《法意》的“按语”中曾经断定:“治国之法,为民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便于民;乱国之法,为上而立者也,故其行也,求利于上。夫求利于上,而不求便其民,斯法因人而立,其不悖于天理人性者寡矣。”[25]在他看来,地方自治制之所以不悖天理与人性,就在于它立足于民权,“求便于民”。正因为如此,严复指出:“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26]难怪,在当时地方自治未能实行,民权未能赋予和伸张的情境之下,严复才感叹“今日中国之时势,所最难者,其惟国用乎!”,为御外侮,政府通常用增加民众赋税的“敲骨吸髓”之法,使民苦不堪言,有怨声载道。究其原因是只赋予了人民的义务而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其解决之良法是“使其参用民权,民知公产之危,虽毁私家,不可以不救。其立法也,为之以代表之议院;其行法也,责之以自治之地方。是其出财也,民自诺而自征之,则所出虽重,犹可以无乱,然而政府所不为也,不收民权为助”。[27]
  至于地方自治何以可能使人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从而使人民“人人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心”?严复的回答是,地方自治能够培养人民的参与意识和自立精神,使人人有能力“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从而使人民感知“人人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心”。以此看来,严复所立足的仍然是地方自治制中的民权,即地方自治制通过赋予人民参与和决定地方事务权利,从而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因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其实,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是严复的一贯主张。他从密尔的On Liberty中了解到,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的有效方式是人民的直接参与,地方自治就是其中一种重要方法。[28]在他看来,推行地方自治不仅可以培养人民的自立、自治能力,还能够增进人民公共意识和智识。这样,地方自治一旦实行并产生成效,人人自然就能“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人人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心”也就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严复才有对地方自治意义的这般揭示:
  地方自治制……使为之得其术,民气不必缘此而遂嚣,而于国家纲举目张之治,岂日小补,上无日愚民不足任此事也,今之为此,正以■愚。但使人人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将不久其智力自进,而有以维其国于泰山之安。且各知尊主隆民为人人之义务,则加赋保邦之事,必皆乐于自将。其不然,一赋之增,民皆以为厉己。人心既去,事宁有可为者哉![29]
  可见,严复对地方自治的注重以及所寄予的厚望。因为他非常了解地方自治对于国民程度和训练“及格之民”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中国当时民众显然还没有普遍达到“及格”的程度,用逐步推行地方自治的方法来“■愚”和“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30],当然刻不容缓。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可能“与闻国事”、“洞达外情”。
  这里应当澄清的是:严复急切呼吁地方自治的目的何在?其实,根据严复的从“国群自由”到“地方自治制”的推断可知,他主张地方自治的最终目的决不是使人人“与闻国事”、“洞达外情”,也不是使“人人皆有一部分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以及“合群策群力”,而是“国群自由”,即实行民主。也就是说,他将地方自治作为“国群自由”的基础或民主制的出发点。而他主张地方自治的直接目的却是为了伸张民权。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处在专制之下,在此境下实现自由民主是不现实的,而最急切的、最现实的、也是自由民主目标最基础的是实现和扩张民权。[30]于是,他将地方自治制作为民权的一种载体或手段而大力呼吁。因为他的确看清了民权对于民主制度,以及对于国家的意义。在一个连民权都不具的国度,还遑论什么民主、自由和富强。用他的话说“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夫有所受之法也?”[31]同时,他也看清了地方自治与民权的密切联系,用他的话说“欲论民权,与地方自治发始”。[32]
  三、对中国自古存在地方自治制之说的否定
  自从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最早提出地方自治主张开始至20世纪初年,中国政治思想界一直流行“地方自治制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特别是20世纪前40年,地方自治论者一致保持着该种说法,几乎成为定论。直到20世纪初年,才有国人对此提出异议,否定地方自治中国自古存在。但持否定论者人数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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