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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假释本质研究
【副标题】 兼论假释权的性质及归属【英文标题】 On the Nature of Parole
【作者】 柳忠卫【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假释本质 刑罚执行 假释权利说 假释权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112
【摘要】

假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刑罚执行制度,但刑法理论对假释的本质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当代,假释已从一种国家对个别罪犯的恩惠演变成罪犯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利,是罪犯在自由刑执行过程中保持良善行为的结果。因而,在关于假释本质的各种学说中,假释权利说是合理的。假释权利说是以现代刑法思想为指导的对假释本质的全新的诠释,是国家对罪犯刑罚观念和关系的嬗变在假释本质理论上的具体反映。由假释的本质所决定,假释权应是一种行政权而非司法权,假释权应由行政性质的狱政部门或专门的假释委员会行使。

【英文摘要】

The parole is a system of penalty ution with a long history.But the criminal theory has not formed united knowledge about the essence of parole.In modem society,parole has evovled from the grace that the country endow with the individual prisoner to the right which the prisoners enjoy generally.It is the fruit that the prisoners keep good act during the term sentence.The parole right theory is rational in these theories about parole essential theory.Parole right theory is a new explaination about parole essence directed by the modem criminal idea.It reflects the evolving of the punishment idea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country and Prisoners.The idea of parole right theory dominates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essence of parole decides that the parole power is an administrative power other than a judicial power.Parole power should be carded out by me organization of prison administra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special parole boar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4    
  虽然假释制度已经存在并践行了100多年,但时至今日,刑法理论对于假释的本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假释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使得各国的假释立法和司法实践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倾向。而对假释本质认识的偏差也可能导致假释运行机制不畅,影响假释功能的有效发挥,进而妨碍刑罚目的的顺利实现。为此,本文拟对假释的本质及与之相关的假释权的性质及归属等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假释本质的学说与评析[1]
  假释本质的学说是刑法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假释本质所进行的理论阐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对假释本质的认识极不一致,并由此形成了关于假释本质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相对而言,这些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人们认识假释的本质具有相当的启发和帮助作用。但由于观念和视野的原因,这些学说又都有各自致命的缺陷,因而无法正确阐明假释的本质。
  (一)恩惠说
  恩惠说是对雏形状态假释本质的一种阐明。该说认为假释如同赦免一样,是国家对受刑人的恩典,即对于服自由刑的受刑人,如果在服刑期间长期保持良好的行为状态,则由国家赐与其在刑期届满前提前释放,以作为对其良善行为的一种奖赏。恩惠说所昭示的假释的本质,除了有鼓励受刑人在监狱内勤勉向上外,最主要的是着眼于维持监狱秩序,未必与受刑人的再社会化、保护更生等意蕴相联结。[2]
  作为对假释本质的一种理论解释,恩惠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是对处于萌芽或雏形阶段假释本质的一种初步的、浅层次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说明。假释制度初创时期,创立者的本意就是把假释作为对行为表现优良的罪犯的一种奖赏,由行政首长以命令的形式实施。因而,早期的假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赦免,是国家对行为表现优良的罪犯的一种恩赐。其次,恩惠说指导下的假释可以鼓励罪犯保持良善行为,有利于罪犯改过自新及维持监内纪律和监狱安全和秩序。最后,蒙受假释恩惠的罪犯可以产生对国家的一种感恩之情,从而促使自己在社会上继续保持良好行为。
  但恩惠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第一,该说指导下的假释制度首先关注的是监内秩序的维护和维持,其次才考虑罪犯是否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改造的问题。第二,把假释作为对保持良好行为的罪犯的优惠权利,必然导致过分重视罪犯在矫正机构内的行为表现而忽视其回归社会后的保护观察,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第三,国家以施恩者的姿态赐与罪犯假释,视自己为掌握绝对权力的行刑主体,把罪犯当成绝对服从的受刑客体,忽略罪犯的主体地位,不利于罪犯的人权保障。第四,把假释当作恩惠也必然造成假释运用的恣意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作为一种恩惠,国家在运用假释时具有随意性,即何时假释、谁可能被假释都由国家临时决定,国家可以几年不假释一个犯人,也可以一年几次假释犯人;国家可以任意实施或撤销假释,无论假释的授予或撤销罪犯都无权知晓或参与。这种假释运用的恣意性的结果是罪犯前途的不确定性,即罪犯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被假释,因而导致罪犯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诚如龙勃罗梭所指出的:“必须废除赦免权,因为这种权力不是鼓励犯罪人通过立功获得自由,而是幻想通过他人的恩赐获得自由。”[3]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在现代刑法理论中,恩惠说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它与现代刑罚的目的相冲突,过分强调国家的刑罚权,不注重罪犯的主体地位,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该说主导下的假释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假释无规则的滥用,导致假释功能和价值的贬损;另一个是假释适用的过分紧缩,从而导致该假释的罪犯得不到假释,造成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假释功能的失调。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假释适用率过低便是恩惠观念指导下假释适用的一个典型范例。导致我国假释适用率不高、功能发挥失常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对此也有较深入的分析,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观念上对假释本质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假释制度的定位不准。强调假释的国家权力本位,以施恩者的姿态赐与罪犯假释,绝大多数罪犯对假释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即使自己完全符合假释条件,行刑机关和裁判机关一般也不会建议和批准假释。由此,假释制度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体现,其独有的功能无从得到发挥,有关假释的立法几乎成了虚置的条文,这实乃对宝贵的刑事立法资源的浪费。在此,笔者呼吁,为充分发挥假释功能,促使罪犯顺利复归社会,必须摒弃传统的假释奖励说的观念,而导入假释权利意识,给罪犯以主体地位,还假释以本来面目。
  (二)刑罚执行方式说
  刑罚执行方式说,即把假释当作自由刑的执行方式,指国家为减轻监狱人口压力,使自由刑的受刑人不致因拘禁而产生与社会脱节的负面影响,因而采用假释制度,让在监狱服刑表现良好的受刑人回到正常社会中继续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期,以符合社会内处遇的理念。[4]
  刑罚执行方式说的合理性在于:第一,它以目的刑思想为指导,以社区处遇观念为核心,因而相对于恩惠说来讲是一次大的思想飞跃,是从新的视角对假释本质的一种理解,其立意和出发点都是值得称道的。第二,该说导向下的假释重点关注的不仅仅是罪犯在狱内的表现,而是更加注重罪犯出狱后的再社会化,较好地体现了现代行刑的目的。第三,把假释作为社区处遇的一种基本形式,符合行刑社会化的思想。第四,把“假释期间”与“保护观察期间”等同于“残余刑期”,与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相吻合,因而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刑罚执行方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把国家减轻监狱人口压力作为假释的出发点之一,从实际上看虽然与不少国家的司法实践相吻合,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解释不利于对假释内涵的正确理解,可能导致假释的功利化倾向,不利于假释的正确适用。二是从整体上看,刑罚执行方式说主要是试图从假释与自由刑的关系上来揭示假释的本质,这种解释是对假释制度法律特征的一种描述,这种特征描述从立论、解释等方面看是很有见地和说服力的。但制度的特征与制度的本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因而将刑罚执行方式用来解释假释制度的本质,笔者认为还是不足取的。
  (三)刑罚消灭形态说
  刑罚消灭形态说认为,假释与缓刑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缓刑是对犯罪人全部刑期的缓期执行,则假释可以视为对受刑人部分刑期的缓期执行,其差异不过是刑罚的“部分”或“全部”刑期的缓期执行而已。所以,假释考验期应与缓刑考验期互相对照,而与罪犯的残余刑期相分离。也就是说,假释考验期应以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实际需要为基准而设立,可以长于或短于罪犯的残余刑期,而不必然要与罪犯的残余刑期相等。[5]
  刑罚消灭形态说的合理性在于:首先,它以现代刑事政策理论的新思想——新社会防卫思想为理论基础,力图正确地解释现代假释制度的本质,因而其思想理论基础极具先进性。其次,把假释作为社区内处遇的一种形态,同时又把社区内处遇的目的解释为使受处遇者适应一般社会,符合现代社区处遇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理念,有利于充分发挥假释的功能。最后,也是该说最具特色的观点,即它从新社会防卫思想出发,将假释期间或假释监督保护期间与残余刑期的概念相剥离,打破了传统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和司法上通行的假释期间或监督保护期间等于残余刑期的观念和做法。按照刑罚消灭形态说的观点,假释期间与残余刑期不必相一致,它可以长于残余刑期,也可以短于残余刑期,其长短完全视假释者适应普通社会生活的情况和人身危险性的消失情形而定,这种以罪犯再社会化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为根据而决定监督保护期间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刑罚消灭形态说的缺陷在于:第一,把假释作为刑罚的消灭形态,混淆了假释与刑罚消灭的区别。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罚消灭是指由于法定的或事实的原因,致使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权归于消灭。刑罚消灭一般包括四种情况,即刑罚请求权的消灭、刑罚裁量权的消灭、刑罚执行权的消灭和刑罚后遗效果的消灭。[6]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假释是刑罚执行的一种方式,罪犯假释出狱仅仅是执行地点的变更和执行强度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刑罚执行的终结,只有在假释期满,罪犯没有违反假释条件的情况下,才视为刑罚执行完毕,刑罚执行权也才归于消灭。把假释与假释考验期满混为一谈,作为刑罚消灭的一种形态显然是不合理的。第二,假释与缓刑虽然性质相近,但仍存在根本的区别。把假释期间视为部分刑期的缓执行,显然是对假释内涵的误读。假释本身是自由刑的一种执行方式,而不是一种刑罚方法。假释本身仍是在执行刑罚,假释者的罪犯身份也没有改变,因而假释并非是刑罚的缓执行,而是刑罚的正在执行。将假释说成一种刑罚形态,在性质上与缓刑混为一谈是错误的。第三,以罪犯的社会适应情况和人身危险性为标尺确定假释期间或监督保护期间,明确区分假释期间和残余刑期,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具体表现在:首先,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个明确的确定罪犯再犯可能性和再社会化状况的标准体系,因而以罪犯的社会适应情况和人身危险性为标准确定假释期间实际上等于没有标准,因而无法公正、准确地确定假释期间。其次,以人身危险性为标准确定假释期间与假释本身相矛盾。如果罪犯仍有人身危险性,那他就不应该被假释;既然其已被假释,说明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消失或极其微小,此时再以此为标准确定假释期间意义显然不是很大。最后,即使罪犯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准确测定的,那么假释出狱时即能适应社会生活和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罪犯不必设定假释期间而是完全释放;而一直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和人身危险性难以消除的罪犯则必须长期置于假释监督之下,果真如此,则假释就完全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或者变成刑满释放,或者沦为保安处分,从根本上悖离了假释制度的宗旨。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刑罚形态说对假释本质的解释也是行不通的。
  二、假释权利说及其合理性证明
  假释权利说认为,假释是基于自由刑的弹性,受刑人自己在徒刑执行中因努力表现而得到的成果,因而获得假释的基础是受刑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恩典。[7]假释权利说的根据在于:受刑人对国家虽负有服从刑罚执行的义务,但近代的行刑已将累进处遇制度化,承认受刑人的社会复归权,即行刑结果的成败应操于受刑人手中。如受刑人努力改善,在获取一定的分数以后,如同学生在学校里的升级一样,可以当然进级,待达到累进处遇的最后阶段,即可假释出狱。因此,受刑人的假释请求权不容否定。[8]假释权利说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市场,但亦有极少数的支持者。[9]
  笔者认为,在关于假释本质的各种学说中,假释权利说是合理的。其理由在于:第一,它是以现代刑法思想为指导的对假释本质的全新的诠释,是国家对罪犯刑罚观念和关系的嬗变在假释本质理论上的具体反映。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不但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诸因素对行为人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说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主要源于其个人原因即内因,但也不应忽视社会原因即外因的作用,可以说个人犯罪社会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行为人对其犯罪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该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不应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这一认识是我们正确理解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关系由绝对的“命令——服从”关系发展演变成相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的基础[10]。传统的刑罚关系意味着国家对罪犯的绝对权力,罪犯仅仅是蜷缩在国家极端权力之下的受刑客体,不具有任何主体性。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社会,行刑机关与罪犯之间的关系曾被定性为”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11]。在这种关系格局中,罪犯被视为法律执行的客体,而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对罪犯享有无所不包的支配权,罪犯必须无条件、全面地接受和服从行刑机关的指令。监狱行刑的指导思想就是迫使罪犯服从指令。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原理改变了传统的刑罚关系,并赋予其崭新的含义。由法治国家的社会性或国家的社会性决定,国家或刑罚权主体与受刑者传统的单向关系变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在一定情况下的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国家有对罪犯施用刑罚的权力,也有对他们施以扶助和救助的义务;罪犯有依法接受国家刑事惩罚的义务,也有请求扶助、挽救的权利。这种新的刑罚关系理念为假释权利说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营养,使人们对假释本质的理解和解释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张甘妹所指出的:“从前的假释具有恩典的性质,即对于一定期间能保持优良成绩者予以假释的恩惠。但在今日,假释已被视为受刑人之权利,在行刑上欲求受刑人真正的改善,须促使受刑人主动以自力改善,假释制度赋予受刑人得以自己之努力缩短自己刑期的权利。”[12]第二,假释权利说与现代刑罚目的相契合。虽然刑法理论关于刑罚目的已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且至今尚无定论,但刑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报应却是刑法理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预防与报应兼容的刑罚目的综合论的观点是合理的。对于罪犯来说,刑罚不但是对其所实施的已然之罪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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